五位世界投资大师教你漂亮穿越“漂亮50”

“

现在已然衰朽者，将来可能重放异彩。

现在备受青睐者，将来可能日渐衰朽。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诗艺》

置于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首页

作为美国“漂亮50”年代的见证者、参与者，

霍华德·马克思冷眼旁观，

巴菲特主动退场，

约翰·涅夫饱受折磨，

索罗斯赚得盆满钵满，

约翰·邓普顿另辟蹊径做全球化投资。

“聪明投资者”整理了这些投资大师在“漂亮50”浪潮中的理性分析和独立思考，针对眼下的中国“漂亮50”热，相信聪明的投资者会有自己的解读。

“旁观者”霍华德马克思

1968年，

霍华德马克思22岁，

刚从沃顿商学院毕业，

加入花旗银行投资研究部门。

当时花旗正大量投资“漂亮50”股票：

即美国最好、增长最快的50家公司的股票。

当时这50家公司包括:

施乐、IBM、柯达、宝利来、默克、德事隆以及可口可乐。

当时官方论调是，

如果你买了一支好股票，

不要在乎用多高的价格。

鉴于这些公司的增长率，

80或90的市盈率似乎也合理。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股票却没有成为人们所期望的提款机，

所有热潮终究会降温。

事实证明，

买入价非常重要，

80-90倍的市盈率也过高。

1973年，

曾经的“漂亮50”，

“一个跟着一个被抓出来枪毙”，

拥有这些股票的人损失了90%的资金。

投资者受了教训，

雅芳股价半年内被腰斩，

显赫一时的柯达、宝丽来和施乐等大企业,

也落得破产或急需转型的下场。

在“漂亮50”年代，

初出茅庐的霍华德马克思还只是一个旁观者，

他从这场狂欢中看到，

“‘漂亮50’”曾是一些整体不错的公司,

但一种投资理念变得过于流行，

最终资产的价格会被抬升至危险的水平。

追随在某个时间点流行的趋势，

可能会导致投资者走在一条

舒适但方向错误的道路上。

成功的投资者往往是孤独的。”

“退场者”巴菲特

1969年，

巴菲特39岁，

致电合伙人称，

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因找不到任何可投资的品种，

解散了旗下的有限合伙基金。

“股市的这种投资局面让我无所适从，

我也不想去玩一种自己根本不懂的游戏，

这有可能让自己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都毁于一旦，

我不如趁现在急流勇退为宜。”

股价太高对巴菲特来说，

一直都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巴菲特在“漂亮50”以外寻找价值洼地，

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股票。

到1972 年，

伯克希尔· 哈撒韦旗下的保险公司，

有价值1. 01 亿美元的证券产品，

其中只有1 700 万美元是股票投资。

1973年，

“漂亮50”的泡沫开始破灭，

一度曾突破1 000 点的道琼斯指数，

又回落到950 点以下。

股票经纪公司的报告空洞无物，

分析师们纷纷卷铺盖回家，

那些在1969 年上市的公司，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蒸发了一半。

股市陷入低谷，

巴菲特却像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驹，

充满了活力。

通过一次次的热身，

他又回到了股票圈，

逆势大量扫货。

在“漂亮50”年代，

巴菲特选择做一名“退场者”，

保全自己的声誉。

《巴菲特传》中写到，

“巴菲特尽量避免对股市进行盲目预测，

尤其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期来买卖股票。

他更愿意逐一分析每家公司长期的盈利前景，

依靠自己的逻辑思维做出判断。

如果某人能‘预测’股市的行情走势，

就好比他能预测到当一只鸟飞离树梢时，

会朝哪个方向飞走，

那毕竟是一种猜测，

而非理性分析。”

“落后者”约翰·涅夫

1972年，

约翰·涅夫41岁，

温莎基金面临生存危机。

市场对“漂亮50”有着贪得无厌的好胃口，

而约翰涅夫对其公然藐视、嗤之以鼻，

并一意孤行要走自己的路。

他投资了一些低知名度成长股、慢速成长股以及周期股，

在快速获利年代那些激情燃烧的日子里，

他是明显的落后者。

从1971-1973年，

温莎的业绩累计落后于基准26个百分点，

在某些观察家眼中，

温莎已完全和市场脱节。

但约翰涅夫说，

“温莎并没有和市场脱节，

而是市场和现实脱节了。”

1974年，

“漂亮50”彻底崩溃，

市场并没有立即恢复理智，

人们闭眼抛售市场上能看见的一切股票。

约翰涅夫持有的股票，

也没有逃过被抛弃的厄运，

但在接下来的三年（1974-1976）中，

温莎的涨幅还是超过了标准普尔500指数63个百分点，

一举补足了以前的损失，

还多出大量盈余。

当这一切结束时，

约翰涅夫说，

“漂亮50现象给股市上了一堂苦涩的课，

让投资者知道，

过分信仰偶像级成长股将造成多大的痛苦和危害。

再见，漂亮50。

除了那些没头脑的赌徒之外，

你的时代的离去，

对所有人而言都预示着更好的明天。

因为，蓝筹倒台，

长久以来在其阴影下的其他地方就阳光普照，

被埋没的和应该得到奖赏的股票，

将重见天日。”　

“做空者”索罗斯

1969年，

索罗斯39岁，

用自己的25万美元创立了对冲基金——

“双鹰基金”（DoubleEagle Fund）。

在“漂亮50”年代，

很多人认为做空是不爱国的，

“你怎么能赌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呢？

你难道对自己国家的经济没有信心吗？

别人已经很不幸了，

你还趁火打劫？”

索罗斯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甚至承认，

对于做空，

自己有一种“邪恶的快乐”。

他喜欢卖空机构青睐的股票，

和几个大机构下相反的赌注。

1973年和1974年，

“漂亮50”泡沫破灭，

大机构沮丧地看着，

自己持有的股票价值减半的时候，

索罗斯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自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

索罗斯基金公司的股票价值几乎上涨了3倍，

期间的每一年，

索罗斯基金都呈现正增长。

而相比之下，

同期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4%。

1975年，

索罗斯为了做空“漂亮50”的代表股票——雅芳，

以120美元的市价，

借出10000股雅芳股票，

接着股价大幅下跌，

两年后，

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价买回了10000股，

净赚100万美元。

索罗斯解释自己做空雅芳的逻辑，

是因为他在雅芳赢利下降之前就觉察到了，

人口老龄化将意味着化妆品行业销售收入减少。

在“漂亮50”年代，

索罗斯可能是华尔街赢的最漂亮的人。

他对股市中的“金子”有着高度敏感，

选择逆势而行，

成为一名“做空者”。

1979年，

索罗斯将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Quantum Fund），

以纪念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索罗斯认为，

“市场也总处于不确定和不断变动的状态中。

如果不去考虑那些显而易见的事，

而在出乎意料的事上下注，

就有可能赚钱。”

“另辟蹊径者”约翰·邓普顿

1968年，

邓普顿56岁，

卖掉了自己旗下的咨询和其他投资业务，

带着邓普顿增长基金，

从喧闹匆忙的华尔街搬到了巴哈马群岛。

一直到最后寿终正寝，

在巴哈马群岛生活的40年间，

邓普顿利用最少量的资源（分心也是最小化的），

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沙滩上浏览研究报告的评论，

寻找他认为便宜的股票。

“在海滩上思考并完成工作的时光非常美好，

有趣的是，

这时创造的共同基金总收益还更多。

在沙滩上大海环绕的环境下工作，

能够帮助我从全球化的角度思考。”

20世纪60年代后期，

在华尔街一窝蜂扑向“漂亮50”时，

邓普顿对全球化多样化投资的兴趣日渐增长。

他在1967年的致股东信中提到，

基金投资最大的12只股票中，

有两只来自荷兰的公司（飞利浦和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还有日本、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公司各一家。

除了加拿大政府债券外，

基金持有最多的是资生堂，

一家日本化妆品公司的股票。

邓普顿重仓不为人注意的日本股市，

除了这些股票本身便宜外，

还因为他认为此时的美国股市已明显被过分高估。

20世纪70年代，

邓普顿作为逆向投资者的名声得以确立，

他一直认为，

实现最佳收益最可靠的方法，

是专注于寻找廉价股票，

无论是在哪儿发现的，

也无关当时的市场潮流或市场情绪。

“如果你想创造出比别人更好的收益记录，

你必须和股票分析师们做的不同。”

1972年，

邓普顿增长基金出人意料地赚取了68%的收益，

这是其在全球股市周期中最高的一次，

这要归功于邓普顿另辟蹊径的全球化多样化投资。

尽管如此，

1973年可怕的熊市中，

邓普顿增长基金的净资产价值，

还是下跌了9.9%，

1974年又跌去12.1%,

邓普顿管理的所有基金总值还剩不到1300万美元，

这只是其30年后建造出的总值900亿美元庞大帝国的很小一点。

邓普顿的亏损与当时主要市场指数下挫的幅度相比，

已经小了很多。

可是，

这并不足以让有些投资者或媒体知足，

许多人和现在一样关注于更短期限内的基金表现，

邓普顿不止一次因其基金相对蹩脚的业绩受到指责。

比如1971-1975这五年间（包括1975年），

他3/5的时间都跑输市场，

1980年中期也是一样。

这种时候有些投资者会开始质疑，

他是不是已经失去了魔力。

但是后见之明告诉我们：

这正是将资金投入基金的最佳时机，

因为该基金在之后创造了一段最辉煌的时期。

“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在憧憬中成熟，

在希望中毁灭。”

《约翰·邓普顿的投资之道》中提到一句老话，

“投资就像运动一样，

胜败是一时的，

风格是永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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