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勾栏教坊到八大胡同，说不尽的北京风流烟花史
内容整理：布瓜
本期编辑：杨迪
本期栏目：四九城记
康宸玮的一篇《她的国》以采访纪实的口吻，引起了人们对北京某高校周边“红灯区”工作者生存现状的关注。“性”作为人的本能，天赋的权利，支配着人的心智与行动。如《易经》所述“天地絪蕴，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当“性”与“工作”相结合，以出卖肉体获取相应的回报时，则被人们认为这是既违法，又伤风俗的勾当。
对于性工作者来说，人们也习惯称她们为失足妇女。既然是不合法的职业，也不可能会存在一家挂牌营业的性交易场所，尤其是在2010年后，这类交易更是只能维持在地下。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就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妓院“女闾”。汉武帝创立营妓制度，隋炀帝设立教坊，广纳歌舞艺人，纵情声色。唐朝除沿袭隋朝的教坊制度，还扩大教坊机构和教坊艺人，唐玄宗时期，还设立梨园以供享受，但唐宋教坊不具备完全的妓院性质。
唐朝，官员公开要求妓女献身，并以这种交易作为风流倜傥而骄傲自豪的风气。宋元时期，理学兴起，重男女之防，对于官员狎妓有所限制，规定妓女只能为官员提供歌舞和陪酒这类活动，不能提供性服务，违者要受到各种处分。
除了官员，文人墨客也喜好勾搭妓女，出入妓院。因为当时的妓女除了卖身，更重要的还有卖唱，卖唱是卖身能够卖出好价钱的保障，因为唱得好意味着除了色相之外，还具有更高的艺术造诣。在杜牧的诗里，可以看到太多的“不饮赠官妓”“娼楼戏赠”的作品，宋朝的著名的词人柳永，成为妓女们不惜重金争相服务的对象。
明朝，朱元璋同样禁止官妓向官员提供服务，让一些官妓面向市场，向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财政收入。中国的妓女的市场化从此开始了，中国妓女以官营为主向民营主导过渡。
明朝也是教坊转变为妓院性质的重要时期，东城区有三条紧邻的胡同，它们是演乐胡同、本司胡同、内务部街。这里是元明两代的文化中心，当时管理演出排练的机构：教坊，就设在这里。
《坚瓠集》记载：“齐亚秀者，京师名倡，常侍长陵宴，出语人曰，‘知音天子也’。每唱到关目处，即为有举卮。”这是一段记载明成祖听戏，歌颂明成祖是个懂音律的皇帝。成祖之后，明朝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杂剧，演剧之风一直很盛。
但到明武宗时期，教坊开始衰落，大批优秀的艺人应召入宫，散落在外的艺人逐渐和邻近的妓院合流，这时演乐胡同一带就逐渐成为妓院的集中场所。嘉靖时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在演乐胡同附近已经有了以暗娼名字命名的宋姑娘胡同、粉子（妓女又称粉头）胡同等地名。
万历朝名妓：薛素素
教坊迄清初被废止，雍正皇帝还下令全国废除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妓女，言外之意就是想嫖就要自掏腰包。其中作为老北京烟花柳巷代名词的八大胡同，在清朝时期并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妓院。因为清代八大胡同的兴盛完全是因为男伶相公而起的。
旧时八大胡同里的男伶
八大胡同“风月场”雏形的形成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时期徽班进京下榻于八大胡同中的韩家潭、百顺胡同一带，此后四喜、春台等戏班相继来京，分别下榻于八大胡同之百顺胡同、陕西巷和李铁拐斜街。所以老北京有句俗语：“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由于清代禁止娼妓，而士大夫阶层自明代就好狎优，蓄养家班。来京的徽班弟子又是男孩子，他们中漂亮的一般就是男旦。在嘉庆时期的相公还只是重色不重艺，后来就发展为色艺俱佳为尚。
根据《梦华琐簿》记载，戏园有“站条子”（或称“站台”）的恶习。主要男旦扮好戏装站立台口让“老斗”（指嫖客）们品头论足。一旦在台上看到相识的老斗，他们就会眉眼传情，作姿作态，并且还会直接下台前去侍候。当时在演出安排上，流行由主要男旦演“压轴儿”，之后的“大轴儿” （送客的大武戏）将散之际，男旦换装完毕与老斗登车，去附近酒楼或下处“销魂”去了。
八大胡同里走出来的绝世名伶：梅兰芳
乾隆二十一年，北京内城禁止开设妓院。因此，内城的妓院迁移到前门外大栅栏一带。此地紧靠内城，又是外地进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嚣繁华，风月场雏形于此形成。乾隆嘉庆时期，京城青楼，多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咸丰同治年间，则多在城外。
清朝末年，八大胡同的男伶基本被女妓取代，尤其是在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庚子赔款导致清廷要增加税收，再加上前门火车站的建成，使北京娼业骤然膨胀，而八大胡同妓院的档次则是首屈一指的。
与八国联军合影的八大胡同妓女
民国后，妓女解禁，相公凋零，八大胡同真正成为了妓院的天下。其实，老北京人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
后来八大胡同附近又有相当的发展，社会上曾流行过“十条胡同”之说。即：王（王皮胡同）、蔡（蔡家胡同）、朱（朱家胡同）、百（百顺胡同）、柳（谐音：留守卫）、石（石头胡同）、广（王广福斜街）、火（火神庙夹道）、燕（燕家胡同）、纱（小李纱帽胡同）。这十条胡同的说法，虽不如“八大胡同”出名，但事实也确实如此。
最兴旺的是在1917年，北平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
八大胡同名妓：赛金花
此地区除公开营业的妓院之外，还有无照的暗娼及游娼。1949年，据北京市公安局调查，暗娼有17家，分布在延寿寺、施家胡同、掌扇胡同、虎坊桥等12条胡同。所以说清末民初在大栅栏这一带就有三十多条的胡同中存有妓院。
还有一种游娼，是以旅店为活动之地。民国时期大栅栏地区有110家，大、中、小旅店，如惠中、撷英、国民、光明、春华、留香、远东等大饭店，中美、林春、中西、庆安、玉华、云龙等中等旅馆，杨柳春、悦来、永裕、华北、新丰、金顺、大同、大兴、大生等小客店，均有游妓出没，约有100多人。
民国时在“八大胡同”以南的天桥地区也存在大量的暗娼，如大森里、莲花间、四圣庙、花枝胡同、赵锥子胡同、金鱼池大街、蒲黄榆的黄花楼，还有朝阳门外的东三里、神路街，这些都是二三等妓院所在区域。
当时妓院在北京的各区都有，惟独前门外较多，而天桥地区与八大胡同只有一街之隔，是连成一片的。另外，小观胡同（今前门外好景胡同）、西兴隆街、磁器口新生巷、培乐园、西南门外黄土坑等，都曾是四等妓院的聚集地。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暗访八大胡同妓院后做出决定，“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949年11月21日夜，北京市的妓院悉数被查封，延续数百年的八大胡同灰飞烟灭。在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妇女》期刊中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夜之间将224家妓院全部封闭，妓院老板、领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个陷入火坑的姐妹们从此得到解放。”
妓女在教养院里学跳秧歌舞
在改革开放以前，高度的政治化社会氛围使人们更趋向于保守的两性关系伦理，男女生理，两性健康被贴上文化和政治的双重禁忌，任何与“性”有关的内容更是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男女生之间连手都不敢碰一下，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老鬼（马坡）在回忆中提到中学生对“流氓的仇恨远远超过对走资派的仇恨。”
但是在“文革”中前期和后期，一些被政治边缘化的北京青年开始盛行“拍婆子”，意思就是男孩勾搭不相识的女孩。“拍婆子”的男生基本以干部子弟或高干子弟为主，而被拍的女生以干部子女为主。
“拍婆子”的男生必备自行车，永久13型自行车最棒，必须穿军装，登皮靴，最好是将校呢军服，有人戴栽绒帽子。还有根据婆子候选人的喜好，备唱片，禁书等等。
“拍婆子”考验的是男生上餐馆的能力，到“老莫”（北京莫斯科西餐厅）“撮”一顿相当于如今献你999朵玫瑰花。在某种意义上，“拍婆子”本身具有一种权威性，能够带个漂亮的婆子出去是一种地位和权势的象征。
由于当时极少的社交场合，男女相遇大多在路上，商店和学校，只要遇上了，就直接过去拍，“你们是哪儿的？”。还有当时在北京城区的东四、什刹海和王府井一带，军队大院积聚之地的翠微路、八一湖一带也是“拍婆子”的盛地。
拍成功之后就是“涮夜”，经常是指男生带着婆子夜不归家，在外鬼混。这刷夜，可以是一个，二个甚至多个。所谓鬼混，其实并不像时下人想像的肢体接触。男女独处，一般多是搂个肩膀，黑灯瞎火时偷偷接吻。若谁真要是有了肉体关系，反而被人瞧不起，女孩儿就被称为“卖大炕的”，就此也就臭了。
一个女孩一旦被“拍成”了婆子，就常常见到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双手环着男孩的腰，呼啸着穿街而过。那气势和以后的摩托车后座带个女孩儿不相上下。拍婆子的街景反映了当时的年轻人对现实的迷惘，青春期的躁动欲望。
如今，越来越多的“红灯区”又死灰复燃，其中不乏舶来品，比如曾经雅宝路深处的七星城，每到夜晚，各种款式的豪车停泊在门口，来的人只要掏5美元的门票，就可以开启一段异国风流之夜。
还有新闻报道的那些数不尽的地下“红灯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很多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从事这样的职业，但是自身文化低，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去谋生，还有就是在她们眼里，所谓这类职业的高薪酬，梦想通过这样的赚钱模式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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