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彭文生，写作期间担任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此前曾在IMF、香港金融管理局、贝克莱资本从事宏观经济研究。本书由中财办主任刘鹤作序，作为刘鹤少数几本公开推荐的书之一，必然有所不同。相信我，读完这本书，你会对宏观经济问题有不一样的认识。
分析框架的重要性
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一直受到争议，很多人甚至拿经济学家和猩猩做比较，看谁预测的准确性更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人有关，人可以影响和改造社会规律，而且对于一个经济现象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差异。那么，是否还有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呢？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否有意义呢？
笔者认为，有！宏观经济现象有不同的侧面，反映多重因素的影响，往往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如何从复杂的因素中找到主要矛盾，需要一个合理的视角。任何经济现象都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所以区分需求和供给是本书分析框架的一个“维”；影响需求和供给有多重力量，有内部和外部、经济主体本身和政策、暂时和持久因素等，但从影响的效果进而判断未来走势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长期”和“短期”之分，因此区分长期和短期是本书分析框架的第二个“维”。
相信任何一个学过宏观经济学、货币金融学主流教材的同学，都对上面两个“维”非常熟悉，这不就是书本上反复讲的知识点嘛？总需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一般来讲，驱动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收入、财富；影响投资的因素有利率、更广意义上的融资条件、企业的利润增长；而出口则受汇率、外部需求的影响。而总供给的输入变量是劳动和资本，但也受到生产效率的影响。市场上的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分析总需求部分，可以更好地针对时下的变化；而学术论文则喜欢分析总供给，研究规律和政策建议，由此我们知道“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
本书的作者长年在海外求学、工作，自然接受了这样一套框架，但读罢本书，你又会发现这样一套适合西方市场的理论也能很好地分析中国。在我的读书笔记中，仅仅将本书的两条主线做一介绍，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阅读本书。
主线一：人口结构
从对经济的影响来看，过去20年我国人口结构变化有两条主线最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口红利，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抚养比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生产者（25-64岁人口）超过消费者（25岁以下、64岁以上），2010年生产者/消费者的比例为128%，整个社会生产的人数显著超过消费的人数，负担轻，人口红利非常明显。另一个是城乡转移，在农村就业不充分的青壮年劳动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镇工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其他一些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出现过人口红利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我国的情况有一些特殊。第一是我国人口红利的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增加出现的情况，起点更低、高点更高，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达到顶峰时处在136%的水平，超过主要发达国家。第二是我国人口红利期和城乡转移期同时发生，而其它国家都是在城镇化基本完成才出现人口红利，两种因素的叠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给多的独特条件。
从供给端来看，我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函数的输入量，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函数本身的输出效率，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剩余也长期压低了工资水平，造成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从需求端来看，人口结构对经济影响的主流分析框架是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口红利期储蓄率不断上升，而储蓄转化为投资，带来我国经济长期投资驱动模式。
主线二：制度变革
这部分内容的分析围绕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展开。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就是影响总供给的这个函数，取决于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政府政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等因素。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来看，过去30年经历了三次经济增长加速时期，均与三次大的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9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高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企业全面参与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
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内在的核心驱动力。前三次大的体制改革与其说与领导人的魄力、改革眼光有关，不如说是历史的进程使然。快速发展的过程享受了诸多的红利，也留下许多问题、矛盾和隐患；未来十年，曾经的红利渐行渐远，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将在经济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结构的失衡与再平衡
上述两条主线从人口红利和制度变革这两个长周期影响要素的角度，对我国20-3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做了剖析和解读。宏观经济分析不是看图说话，许多问题的矛盾可以从数据和图表的研读中找到解释，也可以对潜在的问题进行预判。
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是我国的主旋律，而消费往往被弃之一旁。过度投资和消费不足的情况带来我国产业结构偏向工业、制造业，而服务业发展落后。而偏重工业的产业机构对资源的需求相对较高，对环境压力大。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温饱问题的逐渐解决，居民不必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生存型消费；而后十年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则更多地与收入差距拉大、投资挤出效应有关，看病养老、买房等种种需求使得居民不敢大量消费。
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表象，那么问题的症结仍在于收入分配不平衡上。在过去十年的收入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前者具体体现在由人口因素导致的工资上升缓慢、利率管制导致企业部门“便宜地”使用居民部门的资金、企业治理结构缺陷导致重投资轻分红等问题上，后者体现在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导致实际上居民部门负担了大部分的税收，而政府在支出结构上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因此，结构的再平衡之路还是需要通过体制变革，从机制上降低不平衡的动因，促进经济的均衡和持续发展。
本书基本结论
本书作者在内容提要中总结了三个基本结论，从出版时间来看完成于2012-13年。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回望，这几点结论是有比较好的预见性的。
第一，经济增长进入趋势性放缓的阶段。主要体现在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消退，加上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制度变革尤其是参加世贸组织带来的红利的释放，以及高地价/房价对实体经济的挤压。
第二，结构不平衡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失衡是贫富差距。后者降低了消费率，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消费弱/投资强的需求结构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中的工业占比高、服务业落后；工业过重的产业结构进而带来环境污染与资源压力。财务差距扩大有人口结构的原因，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低了工资；更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第三，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经济风险。高储蓄率意味着很强的投资需求，货币扩张受CPI通胀的限制较小；而信用扩张和房地产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
应对这些调整，经济转型需要深度的结构改革，尤其是要平衡公平和效率、政府和市场、上一代与下一代、金融与实体、需求与供给。随着人们禀赋差异的扩大，公平问题凸现，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需要同时纠正“越位”与“缺位”，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深度的财税改革，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在放松金融管制尤其是利率市场化的同时，更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