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圣经，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挥舞利剑

《梅林传奇》

如果你喜欢凯尔特神话，那你一定听过亚瑟王的传说：他拔出了石中剑，凭借善良正直的骑士精神，支撑起强大的个人魅力，带领圆桌骑士，击溃了强大的罗马帝国。这个故事，在影视化作品中不断被引用、改编与演绎，幻化出亚瑟王不同的形象。

对于英国人来说，亚瑟王的故事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在这个故事原型的影响下，英国人远渡重洋来到中东，开启了数个世纪以来对巴勒斯坦漫长的依恋与探索，也由此，英国在以色列复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国家的接生婆，但同时，他们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了至今还未能消退的战火。

4月13日，穆罕穆德·阿什提耶领导的新一届巴勒斯坦政府宣誓就职。四天之后，以色列议会选举也落下帷幕，在选举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利库德集团首领内塔尼亚胡组阁。政局的变化并未带来局面的缓和，右翼领导的新政府或将加剧新一轮的巴以冲突。

正如1937年皇家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所洞见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无其他问题如此深深植根于过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国家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中东地区的动荡，早已因古老的神话传说埋下了伏笔。

《梅林传奇》

本文摘选自《圣经与利剑》（理想国译丛035）

1.

亚瑟王的传说

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宗教依恋

寻找民族起源，与寻找宗教起源是重合的。

民族自豪感需要英国教会有自己的创始人，这个创始人要去巴勒斯坦寻找，他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约瑟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耶稣的秘密信徒。他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但当公会投票决定把耶稣交给彼拉多（Pilate）的军队的时候，他默默地坐着没动。

后来，约瑟公开地要回了耶稣的尸体掩埋了。他是最先加入耶稣新教派的富人，必定在当时被视为“阶级叛徒”，因为耶稣的加利利福音不是针对富人和贵族的。

他的传说集中在英格兰最古老的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 人们认为这座修道院是他创立的。

在丁尼生（Tennyson）的《国王的叙事诗》中，一名修道士说：

我从古老的经书上看到，

约瑟在古时候来到了格拉斯顿伯里，

那里有一位不信教的君主，名叫阿佛古斯，

把一片沼泽中的小岛给了约瑟

让他建立起一座古老的小教堂。

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遗址。传说中，信徒约瑟在耶稣死后带回圣杯，在此处修建教堂。

丁尼生的约瑟显然取材于马洛礼的著作《亚瑟王之死》（Morted’Arthur）。

在马洛礼的描述中，约瑟“幸运地来到这片在当时被称为伟大的不列颠的土地”，他“说服”了那个统治这片土地的“伟大异教徒”，“此后人们都皈依了基督教”。

然而，马洛礼的著作并非是这一说法的起源，而是几个世纪来半历史半传说传统的积累，每个记录者都在前人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加工。

经过中世纪编年史家和浪漫诗人的加工，约瑟已不仅是使不列颠凯尔特人皈依基督教和带来圣杯的人，还是不列颠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亚瑟王的祖先，而且是亚瑟王和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大卫王之间的神秘联系。

为什么英国人把自己的历史与约瑟这个人物相联系而不是其他人？也许答案是他确实从巴勒斯坦来到了不列颠。

使徒们纷纷从朱迪亚出发，到远方去传播福音，而通往不列颠的罗马大道也是通畅的。至少没人能证明约瑟没有来过不列颠，因为证明一个事物的不存在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历史记录如此少的情况下。

约瑟至少有一个重要资历：他参与了基督教的诞生过程。在十二使徒中，罗马选择了彼得，西班牙选中了雅各，法国挑选了腓力，而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绝对不会满足于挑这十二个使徒之外的任何人。

我们不知道谁最先把基督教带到不列颠，并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不列颠人皈依基督教也许是个缓慢的渗透过程，通过已经皈依的罗马人慢慢传播，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渗透方式类似。耶稣死后仅二百年，当时的作家便在谈论不列颠的基督教团体了。

到了公元314年，不列颠凯尔特人的教会已经相当成熟，并派遣三位主教作代表参加了阿莱斯会议（Council of Arles）。但神秘而模糊的起源不能满足后世的英国教会。他们需要一个英勇而古老的祖先，于是约瑟逐渐被认定为来到不列颠的最早使徒。

在约瑟身上，逐渐汇集了几种珍贵的民族符号，不仅有圣杯，还有那把给予亚瑟君主地位的神圣利剑。那把利剑最初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被誉为“世间最好的利剑”。这把利剑被带出圣殿，交给了所罗门。所罗门把它送上一艘非凡的船，出海去寻找利剑的真正主人——一位完美的骑士，“我的最后传人”。

石中剑，在当今也是亚瑟王最重要的符号形象。图片来源：电影《亚瑟王：斗兽争霸》

众所周知，这个人就是加拉哈（Galahad），在传说的魔力下，他变成了所罗门和约瑟的后代。不仅如此，他还继承了约瑟从叙利亚带回的那只白盾，盾上有鲜血染成的十字架。

在马洛礼写的《亚瑟王之死》中，约瑟临终前把白盾交给了500年之后才出生的加拉哈，并且也称加拉哈是“我的最后传人”。

大卫王的利剑和所罗门的船，都是后期加入的传说，出现在15世纪的版本中。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瑟和他的骑士的故事越传越真实，在史书中成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并参与了与入侵不列颠的撒克逊人进行的早期战役。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人们愿意把他们与《圣经》中鼎盛时期的以色列国王联系在一起。或者这又是一条将凯尔特人传说追溯至巴勒斯坦的线索呢？

正如研究古不列颠历史的权威弗里曼（Freeman）教授所言：“我们不必相信格拉斯顿伯里的传说是事实，但这些传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伟大的事实。”

《亚瑟王在阿瓦隆》，1984年由伯恩创作的油画。阿瓦隆是亚瑟王最终的栖息地，一般相信它就是位于英格兰西南的格拉斯顿伯里。

2.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

想要复兴犹太民族的英国人

1862年，威尔士亲王去了一趟圣地，他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这是自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70年率十字军东征之后，英国王储第一次踏足巴勒斯坦。

就在同一年，摩西·赫斯宣称犹太复国的“钟声敲响了”。虽然这两件事毫无关联，但说明历史正在把流亡者和中间人推到一起。

爱德华的这次旅程包括希伯伦的清真寺，这里的列祖墓如今已经变成穆斯林圣地。他此行突破了不许基督徒进入圣所的规定，“可以说为基督徒研究叙利亚全境打开了大门”。

这番话取自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制订的计划书，该基金会是在亲王这次旅行之后三年建立的，圣地从此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地图勘察和绘制开放了。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前身是巴勒斯坦协会，于1804年成立。其目的是促进圣地的探险和研究。1810年，该协会公布了题为《太巴列湖、约旦和死海地区简介》的旅行记录。

没有什么能比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更能体现英国人的两面性——这个基金会虽然为了《圣经》的研究而建立，但所有工作都由陆军部派遣的军官完成。

克劳德·康德（Claude Conder）上校是最知名的野外工作人员，据说他对《圣经》知识的贡献之多，自廷代尔翻译《圣经》之后无人能比。他绘制的地图由陆军军械部出版，1918年耶路撒冷之战的胜利者艾伦比将军就使用了他绘制的地图。

在这里“圣经”与“利剑”再一次结合了。

事实上，康德上校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缩影，总是带着对《圣经》的怀旧和帝国扩张的利剑，就好像是两次曝光的底片—可以分辨出有两张照片，但又无法分开。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野外工作人员，在长达数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逐渐揭示出了巴勒斯坦高度文明的过去，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卷入这个国家的前途之中。

康德上校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不必期待本地犹太人能对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多大帮助，“他们仍然被犹太法典束缚着……他们对过去的崇拜似乎阻止了他们前进或改善现状的可能”。

1864年，陆军部接受建议，计划派一个工兵军官（但不提供经费）去勘察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自告奋勇，他的工作成果构成了于次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第一份出版物（包括一份地中海和死海海拔高差的地势图）。

后来，威尔逊又前往贝鲁特和希伯伦地区进行勘察。他曾经指挥赴苏丹营救戈登将军的远征行动，但营救行动失败了。许多年之后，在他退伍后，他于1899年和1903年两次回到巴勒斯坦，对存有争议的各各他和圣墓的位置进行了定位。

在威尔逊之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又派出了查尔斯·沃伦，他的研究结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能像过去一样再次硕果累累。这个结论引自他已经出版的《应许之地》。

Warren byApeinVanityFair, 1886

查尔斯·沃伦，是圣经圣地中最早的欧洲考古学家之一。此外，他还是1886年至1888年开膛手杰克谋杀案期间的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

1872年，两名二十几岁的皇家工兵在最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展开了基础性的勘察工作，他们是克劳德·康德中尉和注定将在另一个领域里获得更大声誉的基钦纳（Kitchener）中尉。

基钦纳勘察了东巴勒斯坦；康德去了约旦河以西的地区，三年内绘制了4700平方英里的地图。他给《圣经》中150个还不知道位置的地名做了定位，绘制了十二支派的统治范围图，追踪了军队和移民的路线图，破译了古代经文。

回到英国后，他和基钦纳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出版所需的材料。历史方面的发现刊登在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七卷本的《回忆录》里，自1880年开始出版；地图由军械部的勘察办公室印制。

康德出版了自己的记述，书名叫《在巴勒斯坦帐篷下的工作》（Tent Work in Palestine），书中包含他自己的手绘图。他后来多次回到圣地。在他的余生里，除了参加在埃及和南非的军事任务之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在发掘圣地和犹太民族还不为人知的历史上。

《在巴勒斯坦帐篷下的工作》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研究工作的意义不久之后就被巴勒斯坦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

在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时，他成为基金会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表述对以色列的希望时比任何人都更雄辩。

“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他在就职讲演时对基金会成员说，“必须马上派最优秀的人……去搜索、去勘察。如果可能，去所有角落看看，为土地排水、丈量，为其古代拥有者的回归做准备，因为我确信这个伟大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我记得，当阿伯丁做首相的时候，我跟他说起圣地的事，他对我说：‘如果要使圣地脱离土耳其人之手，应该把它交给谁？’我回答：‘除了以色列人还能给谁呢？’”

沙夫茨伯里伯爵非常清楚，他的听众并不会完全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对以色列的过去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未来。（听众中有个著名的怪人伯顿上尉，他是阿拉伯探险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极不友好。他在沙夫茨伯里伯爵之后发言，他的观点是“欧洲的犹太人”不会太乐意“打开自己的荷包为犹太地区花钱”。很遗憾，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沙夫茨伯里作为坚定的福音主义者，坚决不接受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警告。他告诉听众，英格兰到处都有人跟他一样“胸中燃烧着对这片土地［巴勒斯坦］的爱”，未来的复兴应该跟重新发现过去一样重要。对这个问题他总结说：“我的老年并不比年轻时更平淡。”

他的老年显然不是平淡的。1876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对福音主义的热情仍然高涨，他谈及自己从犹太民族主义在这段时间的崛起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这极好地表达了英国在复兴巴勒斯坦上所发挥的作用：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很快就会变得极为重要。古代的时光要回来了……这个国家需要资本和人口。犹太人能提供这两者。难道英格兰对这样的复兴没有特殊的兴趣吗？……英格兰必须把叙利亚留给自己。

如果英格兰需要制定某种政策，难道不该制定扶植犹太民族，协助他们寻找机会返回并重建其古老家园的政策吗？英格兰是世界上伟大的海上贸易强国。

对英格兰来说，自然应在安置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作用……犹太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性，他们的民族精神已经存在了三千年，但其外部形式即整个民族的团聚仍未实现。一个民族必须有一块国土。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民族。这不是一项人为的实验，而是天理，是历史。

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现人口约为1450万，占全球总人口的0.2％。如今，约650万犹太人居住在以色列国。但在一百多年前，犹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园与土地。

3.

圣雷莫会议

英国托管巴勒斯坦

“历史上委托给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国际责任”，这是英国工党成员斯内尔（Snell）勋爵用来描述巴勒斯坦托管的话。

实际上，没有人把巴勒斯坦委托给谁，巴勒斯坦的托管权是被夺取的，夺取的方式很文雅，而夺取者就是英国。英国军队征服了巴勒斯坦，并驻扎下来，托管仅是承认了一个既定事实。但承担了托管就代表英国要负起国际责任，此举实际上使英国人落入自己挖下的陷阱之中。

指定托管者的事被留给圣雷莫会议（San Remo conference）决定，时间是1920年4月25日。不出人们意料，会议授权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成为A级托管地：受托者负责管理这片土地，而不包含未来独立的条款。

圣雷莫会议，1920年4月19至26日在意大利圣雷莫举行的国际会议。主要议题为对土耳其和约问题，即如何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前领地的问题。

实际上，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法律一直拖到1923年9月才生效。由于土耳其外交和内政都发生了巨变，与土耳其的和解被迫拖延了，洛桑会议之后才与土耳其签订和平协定。此时，麻烦的种子已经发育成了匕首。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已经运作了三年，犹太事务局也建立起来，具有犹太复国主义精神的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被任命为第一任高级专员。此时恢复过去老式的殖民保护国已经太晚，但否定过去的许诺又为时尚早。

有所犹豫的英国以白皮书的形式把外约旦从巴勒斯坦托管协议中分离出去。但除此以外，圣雷莫会议上拟定的巴勒斯坦托管协定草案未作更改，并在1922年由国际联盟批准生效。

当托管变成公开法律的时候，用权力政治的术语来说，英国人承担起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国际责任。巴勒斯坦“托管”是国际联盟授予的说法是个法律虚构。

“实际上，国际联盟是从受托者那里收到了托管协定。”几年后永久托管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讽刺说。“我们坚持要求把巴勒斯坦托管的任务交给我们。”《经济学人》郑重地说。“实际上，是我们起草了托管书。”当时参与起草的埃默里（L. S. Amery）称。

所以，对托管所涉及的义务不存在不知情或意外的情况。托管义务是英国给自己加上的。受托者的义务是明确的，这一点在前言中就说明了：“要负责实现于1917年11月2日英王政府公布的宣言，这份被主要盟友采纳的宣言同意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民族家园。”

1917年11月2日，《贝尔福宣言》以英国外务大臣阿瑟·贝尔福致英国犹太人领袖第二代罗斯柴尔德男爵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的一封信形式出现，是赞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公开保证。这是世界主要国家正式支持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宣言。

下一段确认：“因此确认在巴勒斯坦重新建立犹太人家园。” 第四和第五段“选择”英王陛下为受托者，并记录陛下许诺“代国际联盟”行使托管权，且“遵从如下规定”。

规定一共有二十八条：

第二条规定了基本义务：“使这个国家达到建立起犹太民族家园的政治、管理和经济条件。”

第四条规定：“犹太事务局应该被视为公共机构，目的是为巴勒斯坦的管理提供建议和协调。”

第六条承诺“协助犹太人移民，鼓励犹太人进行封闭式的定居”。

第七条规定“犹太人如何获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

所以，前七条中有四条是关于犹太人地位的， 剩下的二十一条涉及技术细节。阿拉伯人没有被直接谈及，仅提到“其他人口”或者是“不同的民族和社群”，这些人群或社群的公民权、宗教权、个人地位要受到保护。“

毫无疑问，”皮尔委员会（Peel Commission）在1937年总结说，“前言和条款表达了托管的基本目的，那就是促进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

皮尔在委员会外

皮尔勋爵在此处用了斜体字，或许是为了说明托管还有未表述出的目的：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是建立“战略缓冲”。但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时代，帝国主义者的目的最好掩盖起来。

在利剑逻辑的指挥下，英国在100年的时间里实实在在地来到了中东。但《圣经》的影响力要比利剑长远得多，它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使获取圣地不能仅为了“战略缓冲”，而必须有更高的目的。

所以，当巴勒斯坦到手后，英国陷入了自己历史的陷阱。尽管帝国主义者的企图并不复杂，但英国人的道德感却使问题变得极度复杂。英国获取巴勒斯坦却只是为了给其原始拥有者提供空间，英国成了新国家的接生婆。

魏茨曼和英国政府虽然在摆满了鸡蛋的舞池小心地绕过“国家” 一词，但毫无疑问，所有人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贝尔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宣言的最后一稿提交给内阁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解释“民族家园”这个词的时候说，它不意味着必须早早地建立起“独立的犹太国家”，但“它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要与正常的政治演化规律相符合”。这就是内阁对自己行为的理解。

阿瑟·贝尔福，劳伦斯·塔德玛绘

首相劳合·乔治在20年后对皮尔委员会说：“内阁当时的想法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并不想在和平协定签署后就立即建立犹太国……另一方面，内阁对未来的预想是，当巴勒斯坦建立起代表性机构时，时机才算成熟。如果此时犹太人能响应提供给他们的机会，而且人数超过当地居民的半数，那么巴勒斯坦将成立犹太人共和国。”

其他内阁成员没有这样明确。丘吉尔先生在1920年代的一篇文章里预言：“在我们有生之年将能看到，在英王的保护下，约旦河边将会产生一个犹太国。”

史末资将军也有同样的预言，但认为时间较为久远：“在几代人之后，一个伟大的犹太国将会崛起。”

简言之，皮尔委员会概括了当时的口头和文件证据，结论是英国的领袖和新闻界接受了以“最终建立犹太国”为条件的托管。

4.

愿景的破碎

英国撤出巴勒斯坦

像另一个高尚的试验一样，巴勒斯坦托管不能算成功。托管的墓志铭是温斯顿·丘吉尔在1939年的一份白皮书中说出的，这份白皮书取消了进一步的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结束了犹太民族家园的希望。“这是违背许诺的，”他说道，“这是抛弃《贝尔福宣言》，这是愿景的破灭，希望的破灭，梦想的破灭。”

然而，托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果说托管对英国人来说是永恒的痛苦，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民族耻辱——阿拉伯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对犹太人来说则是个机会，一个几乎致命的机会。

就在宏伟的希望破灭之际，犹太人奋力拼搏，至少抢下那奇妙公式的前半部分，即“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为独立而战不是悲剧（不战而获得的独立不会长久），真正的悲剧是托管带来的不必要的仇恨，而仇恨击碎了巴勒斯坦的复兴梦。

犹太人梦想恢复曾经拥有的影响力，梦想提升中东的整体道德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试验的失败究竟是因为犹太人政治野心太大，或是阿拉伯人太强硬，还是英国人太软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至少在历史的余音未尽之前不会有定论。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客观观察才能做出最终判断。

巴勒斯坦，正如贝尔福说的那样，仅是英军在大战中解放的大片阿拉伯地区中的“一小块土地”。对阿拉伯人来说，这块土地在英国承诺给阿拉伯人实施自治的领土中仅占百分之一。对犹太人来说，这片土地代表着恢复家园、领土和国家地位的唯一希望。

托管的筹划者意识到力量的对比，在条款中承担了对犹太人的基本义务。从决定同时照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利益的双重责任那一刻起，托管的成功就成为不可能之事。

巴勒斯坦托管地护照，是1925年到1948年巴勒斯坦托管地居民使用的旅行证件。1926年至1935年，其签发数量大约有70000本。在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托管时期结束后巴勒斯坦托管地护照便失去效力。

或许时代是错误的根源。如果换一个时代，一个不受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懦弱委员会”所限制的时代，托管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

然而，托管变成了英国长期无法摆脱的累赘，这累赘是英国凭良知许诺的后果。原先的许诺很快就被发现难以维系，于是英国企图加以削减，使之不再有效，最后英国厌倦了令人绝望的纠缠，而把许诺彻底取消。

托管的最后几年，英国在拒绝托管条款后仍然试图以受托者的身份控制巴勒斯坦，到最后连这个位置也保不住了。“我们可耻地逃跑了，”前殖民大臣利奥波德·埃默里说，“在周围的屠杀和混乱之中。”

以色列能有今天是因英国之功，还是英国之过？就跟当年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样，英国为未来的国家铺垫好基础，之后却阻止其按照逻辑发展，直到原先的纽带在怨恨和斗争中磨损殆尽。答案可能不是绝对的，而是两者的结合——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难以令人满意，经常击败那些试图解释她的人。

时至今日，巴以冲突的局面形式仍然紧张、复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是根本原因。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平之路上的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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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利剑》

[美]巴巴拉·塔奇曼 著

两度普利策奖获得者、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以她贯有的洞察力和生动语言，探讨了英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使现代犹太国的建立成为现实，并导致现今中东地区的纷争。塔奇曼是一位睿智、诙谐的作者，一位敏锐的观察者，对戏剧性历史事件具有极高的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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