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城市文脉：当万科遇上商务印书馆
万科遇上商务印书馆，演绎了一段故事。
还记得读书时，总是碰到汉译世界名著系列，也总是要借阅，及至书读多了点，开始留心套书、丛书、出版社，比如走向未来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理想国系列，也对三联、广西师大、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有所了解。但扫一眼书架，还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系列多些。而直到最近，笔者才真正了解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
▲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
契机是上海万科的一个项目。今天上海静安万科翡翠·雅宾利旁的土地，曾是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该印刷所在日军的轰炸中得以幸存，但在新世纪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去年，上海万科完成了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的修复，并与区政府联合开展2017年商务年的文化活动，唤醒市民的城市记忆。
商务印书馆从上海的三间民房起步，成长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历经战乱，辗转迁往长沙、香港、重庆等地。在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书籍出版。
胡适相当肯定商务印书馆的成就：“得着一个商务，比得着一个什么学校更重要。”著名作家巴金曾感慨：“我是五四的产儿，我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上文坛。”陈云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他曾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日军也非常清楚商务印书馆的分量。日军侵沪司令盐泽幸一曾说：“炸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载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以及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扶助教育为己任
1897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商务印书馆创业于上海。四位创始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都是教会主办的美华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不足4000银元，租借三间民居开业，代印一些图书、宣传品和教会机构的印刷品。
1898年，《华英初阶》出版，这是商务的第一本书，初印2000册，夏瑞芳亲自推销，不到二十天就销售一空，于是不断再版、一直旺销。这是引入中国的第一本成人外语教材，而且加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左：夏瑞芳 右：张元济
1902年，夏瑞芳邀请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的张元济入馆，二人相约“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方向。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印了多种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翻译书，使商务成为当时全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出版企业。其中，1904年开始推出的《最新国文教科书》（▲）等新式教科书盛行十余年，行销数百万册，曾经占全国教科书供应量的80%。
▲1903年，中国的第一份正式版税合同，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与商务印书馆签定的
此外，商务印书馆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将西方社会科学、文学大规模引入中国；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版大量工具词典，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部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词源》。
▲华文排字部工人按稿取字排版（Francis E. Stafford摄于民国初）
1907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在宝山路新厦落成。地基2亩，厂屋用洋式，依据最新建筑法造成。此时，印刷所分设17个部，职员职工1330余人，在外印刷装订约千人。
东亚第一图书馆被焚
1924年，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建成五层钢筋水泥图书馆大楼，编译所迁入，取名“涵芬楼”。1925年在涵芬楼设立东方图书馆，1926年5月3日开放民众阅览，由王云五兼任馆长。图书馆蜚声海内外。
▲东方图书馆于1924年建成，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
涵芬楼是商务收藏珍贵古籍和外国新书的场所。自1902年张元济进馆之后，在夏瑞芳支持下，由高梦旦、蔡元培等相助进行收藏。藏有宋刊本129种、2514册，地方志2000余种、6万余册，以及各类参考图书等共计51.8万余册，图片照片5000余种。这个收藏量，比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还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馆。
1932年1月29日日军在闸北上空商务印书馆总厂投掷炸弹，全厂浓烟弥漫，场中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毁。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数十年精心打拼的家产被焚殆尽。
三天之后，商务印书馆宝山路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又遭日本浪人潜入纵火焚烧，烟火冲天直至傍晚。除移藏在银行保险库中的574种约5000 余册善本精品得以幸免外，东方图书馆30年来搜罗得之巨量中外图书、及大部分之四部各善本图书，积累多年之全部中外杂志报章，全套各省厅州县志以及编译所所藏各项参考书籍及文稿，全部化为灰烬。
▲上图：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下图：被焚后的东方图书馆
在这场劫难中，商务印书馆损失16,330,504元，约80%资产毁于一旦。
1932年2月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定上海总管、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一律停业，所有总管同人全体停职，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张元济任委员长办理善后。董事会随即作出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同年8月1日复业，公开向社会承诺1932年10月1日起，实行日出新书一种。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吴半侬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金岳霖著《逻辑》、傅抱石著《中日美术年表》、阿英著《明清小说史》等佳作。
淞沪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内迁，至1943年生产稳定，恢复日出一书的传统，还设立了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承担战时大后方文化建设的重要责任。
城市文脉：组建商务印书馆旧址纪念馆
建国后，商务印书馆迁到北京，出版了《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等，商务印书馆依然是国内最为重要的出版社之一。
实际上，建国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人民音乐出版社以及荣宝斋这几家成立或成名于上海的出版机构离开了上海，成为上海一大遗憾。近些年，寻回城市记忆，发展文化事业的声音渐强，“城市文脉”的讨论不断。在上海政协会议上，有委员提出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中国近现代中国文化与出版界的翘楚，更是目前两岸三地留存不多的共同文化记忆，商务印书馆虽饱经历史沧桑，几经迁徙，但文脉之根一直在上海闸北。
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是静安区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也是静安区目前仅存的商务印书馆旧址单体建筑。提案建议以第五印刷厂旧址为基础，组建商务印书馆旧址纪念馆，让它成为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展示、教育基地和交流交往的平台。
▲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天通庵路设立第五印刷所（摄于1926年）
▲修复后的第五印刷所
这当然是一件文化盛事，更惊喜的是，万科能够深度参与其中，不仅帮助修复第五印刷所旧址，还联合开展系列文化活动。
2月11日，恰逢商务印书馆创办120周年庆，上海万科联合静安区政府、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研究会举办“起步——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展览地点即上海万科帮助修复的天通庵路190号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10天内已经接待来访客户超过1400人。
为什么是万科？笔者想起万科32周年时采访的一位设计师丁健讲的故事，他现在是万科广深区域副总经理。“曾经我们和竞争对手在一个地区开发，有的项目建成后正好就是面对面，最后我们的项目将地块上几十年的树木、比较久的痕迹，都很用心地保留了下来，而对面是光秃秃的黄土，我很感慨，觉得那些树应该感觉很幸运，因为他们落在万科的地块上。”丁健说，要是看到有点历史文化的地方被万科拿到，就感觉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