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被处死是一种怎样的经历？
#狱中生活是非盈利性新闻机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与 VICE 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让生活和工作在刑事司法系统的人们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们的故事。本项目刚刚获得2016年普利策新闻奖100周年的解释性报道奖荣誉。
我原本要在2004年2月10日午夜被处死。
作为行刑的前奏，我被转移到新牢房里，每隔一小时就有狱警过来查看，“确保我一切安好”。监狱还开始给我安排了心理医生，显然是要防止我自杀。
如此这般过了几天，接着气氛慢慢变得紧张起来。他们半夜叫醒我，把我铐起来带出牢房，让我背靠墙站着。一名狱警开始给我拍照，告诉我说，这些就是我留在世上的最后影像了。
某天我被带到警督的办公室，在那儿等着我的是警督和狱医。警督让我把一条胳膊的袖子卷起来，让他们看到我的血管。我一开始不愿意，于是警督出去拿了止血带回来，将它绑在我的手臂上，我所有的血管便浮现出来。然后她和医生开始记录我右臂上清晰可见的血管，接着对我的左臂也进行了同样的处理。
在那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被带去给另一个医生检查。医生测量了我的血压。
俄亥俄州监狱的行刑室，并非作者呆过的那一间（摄影师：麦克·西蒙斯/华盖创意）
在整个痛苦的经历中，他们一直问我最后一餐想吃什么。有人问我想不想要一块 “墓碑披萨”。
我的朋友和律师过来看望我。他们换掉了我之前的申诉律师，那个混蛋居然没有使用我们掌握到的信息，提出理由说明证据被篡改了，差点让我被处死。我的律师团频频与我会面，告诉我为了保住我的命他们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但我其实并不相信他们能让我免于一死。
我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而是读起了最喜欢的书，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写的《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读这本书了。
我断绝了与媒体的联系，起初根本不知道有新证人为我作出证言，证明政府有可能藏匿了重要证据。我不知道有人在谋杀案发生的那个晚上看到三个白人男性（其中一个衣服上还沾着血迹），出现在离犯罪现场不远的酒吧里。
之后，2月9日，我的最后一天到来了。
那天有好多人来探望我，包括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家人和朋友。
大约上午11点的时候，当时旧金山人身保护令资源中心给我指派的律师珍妮·R·斯滕伯格（Jeannie R. Sternberg）来到探访室，手上拿着延缓执行死刑的命令。她抓紧时间向我解释了来龙去脉，告诉我政府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申诉，要求撤销延期决定。
2004年，示威群众聚集在圣昆廷州立监狱，抗议延缓凯文·库珀死刑的决定。（美联社照片/马西奥·何塞·桑切斯）
下午6点，监狱告诉我们探访时间结束，会面就这样终止了。他们将我带到探访室后面的笼子里，让我把衣服脱光。他们对我进行光身搜查，给我一套新的衣服和鞋，让我戴上腰链。狱警站成两列，把我夹在中间，我们一起从探访室的检查区走到执行等候室的门前。
那时我才意识到，近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路过这扇门两次，却从来不知道它就是通向行刑室的大门。
大门打开，我们都进入等候室里，他们要求我用背靠着墙。狱警排成一列走出了房间。当时是下午6：30过一点儿，我看着巨大的挂钟，知道我的生命在一分分地流逝。几个行刑者进入房间，其中一人径直向我走来，在离我的脸6英寸的地方停住，问我如果手铐解开了我会不会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冷静地告诉他，不，我会很安分。
他们让我慢慢脱下衣服，站在房间中央。我冷得开始发抖。
接下来他开始检查我的身体，打开手电筒，查看我的口腔。他搜过了我的头发，让我抬起阴茎和阴囊，对其进行检查。他又让我每次抬起一只脚，动动我的脚趾 —— 先是右脚，接着是左脚。我按照他的要求掰开两边屁股，弯下腰，他用手电照进了我的直肠。
过了好长时间，裸体搜查终于结束了。我拿到了新衣服。我又看了下钟，现在是晚上7点过几分。
我被关在笼子里，等待行刑。
我的律师珍妮·斯滕伯格打电话到监狱里来，告诉我政府真的上诉了，等最高法院的判决一下来，她会立即打电话通知我。
等待期间，监狱允许我的牧师来到我旁边的牢房里。
大约晚上8：17左右，电话突然响了。负责接听电话的狱警将电话递给我，电话的另一边是珍妮，她告诉我最高法院 “一致决定维持缓刑的判决”。
我将电话还给狱警，告诉行刑者，“你们今晚的工作取消了”。
凯文·库珀今年58岁，关押在加州圣昆廷的圣昆廷州立监狱。法院判定他于1983年在加州奇诺岗市谋杀了四个人。他一直声称无罪，请求宽大处理。他的律师，Orrick, Herrington & Sutcliffe 律师事务所的诺曼·海奥（Norman Hile）表示，库珀的所有上诉均被驳回，他仅剩的唯一出路便是向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申请宽大处理。
作者：凯文 库珀
翻译：李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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