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广场》剧本解读与导赏
今天是5月3日，今天和明天晚上的天津大剧院，将上演立陶宛国家剧院带来的，著名导演克里斯蒂安·陆帕导演、托马斯·伯恩哈德编剧的作品《英雄广场》，这是陆帕的作品第三次来国内上演，而之前的两部作品《假面·玛丽莲》和《伐木》上演的时候，都在国内戏剧圈造成轰动，所以这次《英雄广场》上演也引得国内众多圈内圈外的戏剧人、戏剧爱好者蠢蠢欲动，接下来两天，绝大部分都将会集中在天津，一起来欣赏这部期待已久的作品。在发这篇内容的同时，我也已经在广州白云机场等候去天津的飞机了，而本文的作者刘犀子同学也在开往天津的火车上。
托马斯·伯恩哈德所作的《英雄广场》剧本在2014年就已经由马文韬翻译，世纪文景出版，刘犀子同学抱着剧本研究了五天，写下了本文，希望可以借此与那些即将看本作的朋友一起分享心得解读，作为导赏提前了解剧本精髓。
《英雄广场》剧本解读与导赏
作者 刘犀子
【剧本介绍】
戏剧结构：三场
核心人物：已故、未出场的主角约瑟夫舒斯特尔（台词全部通过他人转述）、作为镜像的弟弟罗伯特舒斯特尔
时空背景：二战前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十年间的奥地利
根据人物讲述的故事大致拼凑出的前史：
在约瑟夫家乡诺伊豪斯，他和妻子五岁相识、青梅竹马并日后结婚、迁居维也纳。一九三八年希特勒开进英雄广场占领奥地利、开始纳粹统治，约瑟夫十九岁的小弟弟在家乡跳楼自杀，而约瑟夫与弟弟罗伯特随后举家流亡英国伦敦。战后，一九五五年开始，在英多年的约瑟夫想念奥地利，想要回去，憎恨维也纳的妻子劝说无效，退出英国籍。很可能是一九五七年，应维也纳市市长之邀回到维也纳后，约瑟夫发现情况不对，人们排挤犹太人，社会也平庸低能，舒斯特尔太太后来更是对一九三八年英雄广场上民众对希特勒的呼声产生幻听，并为此经历长达十余年的精神病症煎熬。为了治病，约瑟夫将妻子搬迁到约瑟夫老家诺伊豪斯乡下，自己则主要与女管家齐特尔居住在维也纳，继续不如意的压抑生活，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妻子不喜乡下，每周都要返回维也纳看戏。为了妻子，约瑟夫最终决定返回伦敦，但在出发前两天跳楼自杀。
分场剧情简介
第一场：女管家齐特尔与女佣赫尔塔在英雄广场对面的公寓里收拾遗物，公寓已出售。二人一边拉家常一边回忆了约瑟夫和他太太的故事，以及她们二人和舒斯特尔家族之间发生的故事。
第二场：约瑟夫的葬礼后，他的两个女儿安娜和奥尔嘉与叔叔罗伯特在回家路上的对话。谈及父亲的死因，家庭关系，过去与现在，对当下的抵抗等。安娜尝试说服叔叔为请愿书签字抗议对诺伊豪斯的开发和拆迁，罗伯特一边反对开发一边又拒绝签字。
第三场：回到公寓里，东西都收拾好，吃完最后一餐饭准备离开。约瑟夫的弟弟罗伯特、同事利比希教授夫妇、约瑟夫的崇拜者兰道尔先生、女儿安娜和奥尔嘉一边谈话一边等待约瑟夫的妻子舒斯特尔夫人和儿子卢卡斯。谈话还是涉及了旧事、约瑟夫的死因、当下。最后舒斯特尔夫人的幻听越来越强烈，倒下死去。
本剧的主线剧情说直白一点，就是约瑟夫舒斯特尔自杀之后的善后工作，但是却在人物的对话间埋藏了众多的暗线，在这些暗线中包裹着更多剧作家想要表达的东西。
1.约瑟夫的大女儿安娜呼吁罗伯特叔叔签署请愿书以对抗诺伊豪斯开通铁路的计划，因为它意味着对乡间的损坏式开发和对美好事物的拆迁破坏。
2.约瑟夫和罗伯特两兄弟的不同人生发展线路数度交错和分立，二人只有亲情没有相互敬佩，最后面临一个罗伯特单方面的总结。
3.约瑟夫与妻子的关系，他终于摆脱了妻子，妻子也终于摆脱了他，二人皆以死亡告终。约瑟夫与女管家齐特尔之间类似于偶像和崇拜者的关系附着在这一线索中。
4.妻子的幻听症的变化。在维也纳就严重，在诺伊豪斯和伦敦都没事。
5.奥地利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在几个剧情关键时间点的变迁，一九三八、战后、一九五五、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6.家庭几个后辈表现出与约瑟夫和罗伯特这一代人完全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状态。
7.代表不同阶层群众的女管家齐特尔和女佣赫尔塔与约瑟夫一家貌合神离，并对他们这帮教授始终表现出“不明觉厉”的心态，而努力的融入也好似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对某些介绍的驳斥】
首先，对于剧作者伯恩哈德，已有文章描述他惊世骇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争议一面，使我们对他和祖国奥地利及奥地利人之间曾经产生的冲突投以过多关注。我认为这只是博眼球的一种介绍，因为事实上在精英中这种情况很常见。在中国，我们或许是基于某种文化基因，对离经叛道、敢于训斥主流的东西特别敏感，一下子就嗅到其中的危险性，但这真的不是重点。况且在言论自由的国家，这种程度的批评在大众中也是常见的。
拉丁谚语“Nemo propheta in patria（故乡没有先知）.”来源于圣经《路加福音》4:24，“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又译为“没有人在自己家乡受欢迎”。这种情景在人类历史上可说是全方位跨界存在着，甚至可视作某一类精英共有的经历，没有必要对伯恩哈德这方面浓墨重彩地介绍，这是对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贬低。
政治是一时的，姿态是永恒的。民众会在迭代中更新、漂白，但天空中亮着的还是那些曾经冲出大气层去绽放的星星。数十年过去，当那些被故乡拒绝的精英，由于当年因他们而丢脸的人已老去、死去，又被那些人的后人放回到脸上贴金，轻松地给父辈打脸。人类不就是这样么？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伯恩哈德去世于一九八九年，作为生前最后一部剧作，一九八八年的《英雄广场》难道仍然只是一个老愤青在“喷”？这未免太小看一个作者。
其次，把伯恩哈德的作品冠以“夸张”一词好把它架空、让其失去危险性的解读方法，不得不说是一种自认卑小的视角，是不敢打父辈脸的后人的解读方法——也即官方解读。我们不能把角色的言语夸张扩大到作者上，说作者的剧本也是一种夸张，这玩的是好一手“政治正确”。凭什么不认为那些被某些人视作夸张的话是现实的？难道奥地利人当年都是疯子，会因为一种“夸张”而和伯恩哈德开撕？
最后，对于原作中“终有一天中国将主宰世界/亚洲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一句话，我认为不应投入过分的关注，尤其是把它和当下结合起来妄图证明什么。这句话的语境很可能与君特格拉斯在《德国人会死绝吗？》之中对德国命运表示担忧的情况相似，亚洲仅仅是引发以欧洲为中心的思考时一个新奇的参照物而已。考虑到被管家转述这句台词的“不在场主角”约瑟夫舒斯特尔教授的身份，这种“中国”和“亚洲”的印象或许只是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在对欧洲失望之余树立起的一个“他山之石”。把它当成对中国的预言或让某些民族自尊心饥渴症患者正中下怀的一种悻悻的赞扬，未免有自 high 之嫌。
只有拒绝了这三种画在墙上的假门，我们才有可能找到剧作真正的入口。
【从感兴趣的几点进行探索】
1.政治和政治背后
1938年希特勒率军开入英雄广场，占领奥地利，开展纳粹统治。
1945年德国战败，奥地利被美、苏、英、法四国军队占领。持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立场的人民党成立，与持基督教民主主义和中间偏左立场的社会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共同执政。
1955年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重建主权的民主共和国，他国军队撤出。同年提出《中立宣言》，宣布奥地利为永久中立国。
1966年人民党拿下多数，社会党在野。
1970年社会党获得具有日耳曼民族主义倾向的自由党支持组成少数派政府。
1971年社会党拿下绝对多数，开始长达十三年的执政。
1983年社会党未能维持绝对多数，与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
1986年激进的纳粹德国支持者、极右派民族主义者海德尔崛起并领导自由党，联合政府因此终止。重新选举后，社会党再次与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而自由党开始在海德尔领导下从过去以知识阶层为核心转向新的选民群体。
提政治，其实就是在提艺术。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祖国是没得选的，它是画笔必须沾上的颜料，所以伯恩哈德憎恨奥地利，写的却全是奥地利。政治可以作为创作的一种材料，同时不成为目的。政治只是一种面貌，和高行健的作品类似，政治内容是为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会超出它本身，但激起的那些波澜不是它。
剧中人物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失望，和对纳粹复兴的恐惧，源自同一件事，即奥地利缺乏强有力但又不至于激进的政党，这导致受够了联合执政的人和平民阶层右派开始受自由党的吸引。剧中罗伯特对红党黑党（即社会党和人民党）沆瀣一气的愤恨态度，可以视为作者对长期以来的两党大联合政府共同执政的失望。而失望之余，他敏感地看到周围日耳曼人心中那头怪兽又开始涌现，早早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崛起的苗头，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纳粹，这和当时自由党的崛起有现实联系。
从七零年起，自由党冒头，犹太人日子比往常更不好过了，他们在盛行极右纳粹思潮的知识阶层间如坐针毡、芒刺在背：
“教授夫人总是听见英雄广场上的叫喊/没有人听得见什么叫喊她听得见”
这是一种病，是集体给个人带来的精神性压迫，它不是真的，却比真的更吓人，不是真的，却比真的更真实存在，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恐慌。
这种形势下，舒斯特尔一家人受到的排挤、压抑自不待言，从晚辈到后辈都表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沉默，哪怕在大声咒骂，你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那些压抑如此硬实，远远没有发泄完，它们浓缩成一种沉默，这也是忧伤和愤慨的极致表现。不过他们被迫产生的与群体的距离，也促使他们看到了那些人看不到的国家真相。
“奥地利人早就注定灭亡了/只不过他们还不知道而已/他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 判决早就做出了/死刑何时执行只是个时间问题/以我之见执行的时刻就在旦夕”
这恰好是君特格拉斯在《德国人会死绝吗？》一书中预见并担忧的问题，只不过对象是德国。这种对于国家和民族敏感的忧患意识是伟大作家的共性。
伯恩哈德绝非为喷而喷，他批判的是一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站在犹太人立场。其基调是对已经消逝了的思想和精神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的哀悼，批判的动力是黄金时代过去之后那些饱受折磨的人对一切的不满。这是下行的时代中从黄金时代遗留下来的精英看世界的方式，看什麽都不顺，什么都是错的，曾经都更好。他们心里很可能想的是：你们这帮人别说国家玩不转，工业也垮掉，学术根子都烂掉了，连艺术也是渣渣，这也罢了，人品还差，精神上还是矮子，而且我骂这些甚至都不是为了你们更好，你们也好不起来，我赶紧死了好解脱！
这种有些决绝的态度属于已故的约瑟夫教授，是他个性的一部分，与他弟弟罗伯特代表的在同样的愤青之余更犬儒、更隐士风范、更享受生活、更虚无不作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二人这种差别，剧中进行了人性化的探讨——他的女儿安娜看得很清楚：
“像罗伯特叔叔那样的人/不会从窗户里往下跳/他们也不会被纳粹驱逐/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视周围的一切/只有像父亲这样一些人是危险的/他们不间断地去听去看/ 因此他们总是感到恐怖/罗伯特叔叔就不担惊受怕/罗伯特叔叔到今天还在享受着生活/父亲从来没有享受过生活/罗伯特叔叔生来就是享受者/罗伯特叔叔实际上也不相信/归根结底维也纳只有纳粹/他听人那么说但他不相信/并且根本不往心里去/因此他在诺伊豪斯就过得下去/音乐之友协会的音乐会上观众是清一色的纳粹/这也没有让他在那里如坐针毡/罗伯特叔叔仍可以倾听贝多芬的音乐/而不马上想到纽伦堡的帝国党代表大会/父亲就做不到/我们总是更喜欢和罗伯特叔叔在一起/而不是和父亲不是吗/早在儿童时代只要有可能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跑到罗伯特叔叔那儿/我们觉得父亲太危险/动脑筋思考的人一向是危险的人/能够坦然倾听贝多芬的人/更让人喜欢/因为有罗伯特叔叔/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因此，什么属于未来？对政治悲观、绝望、愤慨、偏激的约瑟夫通过自杀留在了“过去”，而给孩子们留有乐观、轻快印象的是苟且中带有愤懑的罗伯特，他与侄子侄女们起码走到了“现在”，约瑟夫和他们之间形成了自然的演替。一家人的亲情也在这种层面才体现：哥哥给弟弟在命运上做了掩护，而叔叔对侄子侄女在成长中起到了精神慰藉和庇护。
伯恩哈德对幸福的、遗忘政治的人提出了要求：
“您总是容易受奥地利这个国家的迷惑/比如您有时在餐馆里吃到了可口的美味/或者在一家咖啡馆里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但是您不要忘记/您所在的国家公众遭受危害的程度在欧洲首屈一指/在这里愚蠢在发号施令/人权遭受践踏”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自己提同样的要求。
2.游魂归不得
我发现西汉京房八宫卦变化中的游魂卦卦象，即八宫卦中变化到第五爻后往回在第四爻（即外卦第一爻）变化的那一卦象，十分便于理解约瑟夫的所思所为。
我们先来看他的典型观点：
“对文化人来说没有在英国居住一段时间这辈子就算白活了”
“我是一个奥地利人/这是我最大的不幸”
流亡英国对于他的奥地利人身份是一种出离，他享受这种经历，然而这种状态不可持久。《易冒》：“我止欲久，游魂则不久；我行欲出，归魂则不出；彼留可常，游魂则不常；彼往可必，归魂则难必也。夫游魂之为象也，变迁而不恒，惶惑而不定；归魂之为象也，忐忑而不正，拘泥而不行焉。”
从“游魂”与“归魂”的对立为模型揣摩约瑟夫的心理动态，把他对国民身份的失败超脱用内外卦间的变化去理解，可知他的困局符合游魂卦卦象。每一宫从第一爻开始有八个变化，他流亡英国是四变（即外卦第一变），在英国站稳是五变，随后触及了自己的极限，再往前一步就成了真正的英国人，而他虽然看到英国的好处（觉得没有比英国更美更适合精神生活的地方），也习惯英国的生活（买英国西服穿英国鞋），但同时也对英国颇有微词（憋屈、受限、烦躁），并不想变成另外一宫卦（即英国人），故此他虽曾获得英籍，后又退籍，就像卦象变化到第五爻生出悔意。
然而他鄙视并主动弃绝于缺乏行动力、缺乏正气、没有定见的“归魂者”，所以变不回本宫内卦以成为归魂卦卦象，又因为已经身陷归途、穷途末路，往前无法推翻自己进入另外一宫，还是尝试往回再走了一步，却只能飘在人群中无法融入，仍然对人群隔岸观火，是为游魂。于是，面临内外卦之间的虚无，他无路可走，非自杀无以遣怀。这也可从教授本人的话得到映证：“教授说一个人如果看不到出路了/就得自杀”“我始终认为/维也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在牛津和在维也纳一样/我也同样感觉不到是在家里”“维也纳这个地方/要么你立刻从这儿消失/要么你在这儿结束你的生命” 死亡即是他回归的途径。当精神已经永远地留在外卦，肉体是唯一可以回归内卦的，死亡结束了二者的对立。
对于他在英国时经历的矛盾心理和在奥地利遇到的矛盾情况，从弟弟罗伯特的话中可窥究竟：
“像他这样一个人肯定在牛津/也觉得憋屈受限制/……/英国的一切不久便会让一个人烦躁/我理解他为什么又要返回维也纳/但是显而易见/他的良好愿望在维也纳不会实现/一方面维也纳吸引他回来/另一方面维也纳立刻就又背叛了他/没有人支持他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所有的人都反对他”
把奥地利看作内，英国看作外，约瑟夫的困境完全符合于游魂卦和归魂卦之间的差异，内卦相反，外卦则一个从五爻悔一个在五爻立，因此他回不去。
促使他完成回国行为的爱国心和乡情的对象，是一种事后才理解被证伪的幻觉：
“我们都以为我们有一个祖国/但是我们没有”虽然他为了妻子的幻听症在生命结束前尝试返回英国，但最后还是放弃，是因为早在他当年从英国回奥地利时就已经否决了这条奥地利人格的永久流亡路，再逃避一次不是办法。
“约瑟夫受蒙蔽了/我们大家都上当了/去牛津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问题是/对我哥哥来说根本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约瑟夫也意识到回英国的尝试是一种蒙蔽，他面对的东西无法逃避，因此选择自杀。
3.诺伊豪斯与城市的粘性
诺伊豪斯是约瑟夫的家乡，可说是故地或旧地，而诺伊豪斯的原文 Neuhaus 在德语里是“新家”之意。在这个充斥着今昔对比、充满今不如昔的讽刺和对现实的破口大骂的剧本里，新旧之间颇可玩味。在这个旧家，妻子的幻听症就不发作，他们便可以过上摆脱“英雄广场”的新生活，但他们做不到，他们也无法忍受乡村，城市对于他们植根于维也纳和奥地利现实的认知来说，是一种毒药一般沾上甩不脱的东西。极尽聪明的约瑟夫，终其一生，也只是发现了自己进退两难的局面。
约瑟夫对诺伊豪斯的态度很明确：
“城里人到乡下来/很快就退化了/乡下的一切都对城里人不利/城里人在乡下会消沉萎靡和颓废/一个人很快就毁掉了”
“人就是这样一旦对戏剧上了瘾/一辈子就离不开剧院了”
“他总是公开表示/在诺伊豪斯充其量只能忍受几个小时/在这里生活对于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
然而在维也纳：
“如果您行走在木炭市场街上/或漫步在那条被称为格拉本的宽街/或者沐浴在和煦的春风里沿着辛格尔路向东散步/那么一年里有几回/在这个城市里您也可能找到舒适的感觉”（剧作扉页）
为何一年中只有几回？剧作者在第三场给出了回答：
“如果您行走在木炭市场街/或者漫步在格拉本宽街/或者沐浴在春风里沿着辛格尔大街向东走去/如果您能偶尔极其洒脱的忘掉自己/让自己不去想这个国家如何丧失了责任能力/那么您就可能一年里有几次/在这个城市里也会找到舒适的感觉”（第三场）
顺便插播黑一下译者，这两段显然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却没有对应翻译，自己都读得不仔细。
我们可以看到，要找到舒适，越来越不容易了，还需要自己去额外的克服点什么。城市令人愉悦的东西即便永远存在，但当它在赖以压倒乡村的“精神”上给人不断增加心理负担时，也很难再提供舒适的感觉。这就对城市居民提出了问题——你是一个怎样的人？遗忘和清醒两者让每一个市民都成为矛盾的统一体。
舒斯特尔太太了解自己的丈夫，她说：
“我不呆在诺伊豪斯/我无法忍受那个地方/在那儿我做什么呢/我在那儿一直觉得无聊/我也不像约瑟夫/在诺伊豪斯度过了童年/我在那儿总感到呼吸苦难/从根本上说约瑟夫也不喜欢诺伊豪斯/他一再说服自己要喜欢那里/因为罗伯特也劝说他”
我们可以看到舒斯特尔夫妇对家乡矛盾的心情和中国青年剧作家王昊然的《异乡人》中那对回乡的夫妻如出一辙，这种跨越时空的联系证明，人的地方性的异化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是普遍存在的。
诺伊豪斯不如维也纳、维也纳不如伦敦、伦敦不如巴黎。这是二十世纪以“精神”为食的奥地利知识分子对地方的歧视链，它的形成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四处奔波下来的经验总结。这个歧视链并非是良性的，对于一个人也并非永久持续，约瑟夫是一个一条路走到死的人，而罗伯特却能发现诺伊豪斯的好处，从而在乡下过上相对不错的养老避世生活。他拼起了这个链条最后的、也是对他本人最有现实意义的一环——巴黎不如诺伊豪斯。这个“发现”对于约瑟夫这样有着强力精神的人来说，象征着一种“落伍”：
“父亲曾说你们的叔叔罗伯特/不知从何时起开始落伍了/起初两个人可以说并驾齐驱 /但是后来罗伯特叔叔就落在了后面”
两兄弟因此走上了不同道路，罗伯特说的很清楚：
“我的背后总有我喜欢的/诺伊豪斯/你们的父亲没有/我始终感到住在乡村很舒适/你们的父亲却憎恨乡村/没有什么比乡村更让他憎恨的了/你们的母亲同样憎恨乡村生活”
“你们的父亲不接触人就没法生活/而我呢能到诺伊豪斯去说明我很坚强/你们的父亲就做不到”
城市是一个滚雪球一般的存在，不留心容易被轧死，而那些看似落后的人，却躲开了碾压，侥幸地活了下来。但同时也是罗伯特家乡的诺伊豪斯，这个艰难寻觅后回首的旧/新家，虽然是他心中的避难所，却只是自私的避难所，他对诺伊豪斯将要进行的开发持反对但不抗议的态度即为此——自己反正活不了几年，不如和家乡一同死去——这是和城市的新一轮生殖同步进行的乡村的灭亡。
4.城市和圈子
有些大作家的文字和现实中的城市交相辉映——它们往往是首都——狄更斯的伦敦、波德莱尔的巴黎、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老舍的北京，而维也纳是伯恩哈德的维也纳。
我惊喜地看到伯恩哈德对城市景观和城市文化的提及，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思考：
“维也纳是一座冷漠的闭塞的灰色城市/美国的东西把这个城市弄得令人作呕/对美国的模仿把这里的一切都搞得不伦不类/……/奥地利的特色是什么/我总是考虑着这个问题/登峰造极的荒谬/它既吸引着我们又排斥我们”
这种对美国和美国城市的反感与批判，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古巴诗人、革命者何塞马蒂的作品中大量出现，但考虑到地缘和经济因素，这种病态在全世界的波及有其先后，十九世纪就被马蒂看到问题所在的古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奥地利、然后是近二十年逐渐明显的中国。除了反美情绪这一点，作为两个同样铁骨铮铮的大喷子，伯恩哈德和马蒂批判的东西之间还有其他令人惊喜的交集；作为人类观察家，他们对人类生存图景的描绘，也有惊人的相似性；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对弑子之父的描写，也和马蒂诗作《一个瑞士父亲》中的弑子行为如出一辙，在此不详述。我很想插播一个广告要大家在未来留意我正在译的马蒂诗集《自由的诗》，但我忍住。我要借此强调的是，二人的对比从侧面证明了，伯恩哈德对祖国的弃绝姿态，其实离爱国主义也就一步之遥。奥地利人帮他跨出了那一步。这可能就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伟大之处。
城市精神的载体是一个个圈子。《伐木》中写的是艺术圈，而《英雄广场》中通过反衬描绘出了一个很鲜明的哲学圈，那个圈里的高级知识分子恰恰又对《伐木》当中也出现过的演艺圈浮光掠影般表现出鄙视。伯恩哈德用不同作品分别审视了维也纳的不同圈子，也就用这些方面，剖析了维也纳这座城市。应当认为这些作品之间是存在互文可能的。维也纳无辜地成为了作者的小白鼠，被他操刀做起了解剖实验。这种实验研究所得，如同现实中的小白鼠实验一样，目的当然不是小白鼠，而是全人类，所以他也很坦然地拒绝自己的作品与奥地利发生任何联系，即便它们写的全都是奥地利。
4.核心人物分析
约瑟夫
已故的不在场主角约瑟夫舒斯特尔，是一位有着非常鲜明的独特个性的人，有维特根斯坦的影子（富有的犹太家庭、从数学跳哲学、家族有自杀传统、游学英国……），容我将他的丰富特征一一列举：胳膊很长长得不协调、二十三岁获得欧洲跳水冠军、讲究规矩和秩序、令人难以捉摸、敏感、生活在沉思默想中、喜欢吃甜点、滴酒不沾、不喜欢汤里放茴香、爱穿英国西服和英国鞋、皮鞋拜物教主同时拥有上百双鞋、喜欢棉布讨厌丝绸、讨厌大衣冷死也不穿、对于叠衬衫的精确性有极高要求如果管家做不到他会发狂（管家练习了二十年也没有学会）、认为熨衣服是一门高超的技艺、认为妻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根本就不应该被生下来、对三个子女充满憎恨和沮丧、憎恨英国尤其是牛津、如果有得选想做一个法国人、认为一个人会英语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憎恨交际和聚会声称是社交和聚会的敌对者、但不接触人就没法生活、不需要安静周围越嘈杂他越兴奋越有灵感、憎恨猫、憎恨鲜花甚至不容许自己葬礼上使用鲜花、憎恨养老院讨厌养老院的气味、从小就想自杀、苏俄文学爱好者（毕生敬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但死前又对他们无感了、古典乐迷不听会死星人但死前同样无感了、萨拉萨德和古尔德爱好者（甚至要求别人也必须喜欢他们）、认为朗读托尔斯泰和果戈里给病人听有疗愈作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买鞋买衬衫自己取报纸）、自认是最自私的人、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无比憎恨争论认为争论不会有任何结果、最反感最厌恶最憎恨被人敬佩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崇拜者、对别人对他怀有好感也持有戒心、在他脑中不存在偶然这个概念、最恨登讣告、葬礼只让兄弟一人参加老婆也不行因为等闲之辈站在他墓旁让他心里难受。
约瑟夫的死因是多面向而不仅仅是精神性的。他与奥地利的隔离不仅仅在政治和犹太人身份上，政治是烧得最旺的那把火，却不是范围最广、时间最长、最无处不在的。在每分每秒日常生活中烧死他的，还有他这个人的性格、思维和行为习惯。他是一个歇斯底里的人，在生活中就已经与周围环境产生分歧，靠他的才华和地位才勉强盖过了分歧，压抑他人才避免了冲突，不得不说这些最后都反噬了自身。
他大女儿安娜认为，父亲比起哲学教授弟弟罗伯特来更有哲学头脑，这一点在罗伯特的话中也得到了映证：
“我进入了哲学领域约瑟夫则从事数学研究/可是你们的父亲更具有哲学头脑/我始终是个教授而他是位哲学家”
在罗伯特口中，约瑟夫看到了大众的幸福与不幸，他对人类和人类行为也有着终极思考：
“一切做出来的事物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都不是大脑的产品”
“人类真正害怕的是人类的精神”
他是一个清醒而现实地怀旧、面对未来有些无可奈何却了解那种必然性的人：
“他惋惜地说/他没有生活在一百年前/他说我们总是生活在错误的时代/我们大家只想生活在过去/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把过去设计得非常美好/没有人想着生活在将来/但是所有的人必须走进将来/走进那冷漠而不友好的将来”
他同时还是一个充满孩童般执拗的，歇斯底里的人。作为犹太人，他在维也纳的氛围中没有安全感，却故意在英雄广场对面买房，并且妻子得了幻听症也执意不搬：
“就因为你在这儿老是听见广场上的叫喊/我就得离开这儿搬到别的地方住/这我办不到/如果我按照你的话去做/那就等于希特勒第二次/将我赶出我的家园”
他仍然在对抗过去的阴霾，对抗纳粹从妻子身上重新展开的进攻，他赌气不能输，在英雄广场的对面住下去，成了一个姿态，一个行为艺术。
由于约瑟夫与女管家齐特尔关系密不可分，我也在约瑟夫这里兼述一下这个重要角色。与他人的描述不同，女管家齐特尔太太口中的约瑟夫更鲜活，也有更多孤芳自赏的傲气，更多心迹的表白而非对他死因的分析，齐特尔太太更多的是怅然，根本就没有想要弄明白他为何而死，这种不知所措意味深长，一方面佐证了他们两人的确但只是形似夫妻，实则是偶像和粉丝之间存有一丝盲目的连结，另一方面说明这件事并不完全在她意料之外。她不像约瑟夫的大女儿安娜和弟弟罗伯特两个教授那么执着于对死亡分析出所以然，这种思考上的不作为比知识分子们对约瑟夫带有解析性质的回忆反倒多了许多人情味，折射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特有的一种因“知”而丧失的体察人情冷暖的天然能力。正因为舒斯特尔全家都在论“理”，才凸显出齐特尔的“情”。
从齐特尔太太的话中我们知道，她陪伴约瑟夫三十年。这不得不让人想到伯恩哈德自己身边一位可能的原型。以下引文来自豆瓣用户比多的《伐木》剧评：
“伯恩哈德和杨过一样，有一位‘姑姑’，这姑姑的年龄大伯恩哈德 36 岁，海德维希 斯塔维安尼切克，她是一位寡妇。她在伯恩哈德的一生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伯恩哈德是一个私生子，幼年时期对他最好的是外祖父和母亲，一个是精神上，一个是生活上。但是他们很早都去世了，伯恩哈德孑然一身。1953 年伯恩哈德遇到这位斯塔维安尼切克，她一个人替代了外祖父和母亲的功能，两人开始了长达 30 年的深过友谊的交往，一开始斯塔维安尼切克对伯恩哈德只是经济上的支持，几乎是在供养他。逐渐地伯恩哈德对她依赖愈深，而这位聪明且优雅的女人能在各个领域给出中肯的意见。令伯恩哈德深深着迷。”
不仅时间线上很吻合（都是五十年代开始三十年陪伴），而且这种人物关系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约瑟夫家的主心骨、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可以操持家务又还能和约瑟夫说英语聊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齐特尔。
作为一个不在场的主角，约瑟夫在文本里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城市里的佩德罗巴拉莫。巴拉莫标志着旧式农奴制农村的灭亡，而约瑟夫则标志着知识分子黄金时代那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城市的灭亡——他意识到：“一切只不过是一部鸿篇巨制的破产宣言”。
用佛教的眼光来审视，他查知的“苦”已经很接近佛教意义上的：
“整个人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不停顿地受苦受难/人生唯一的内容就是痛苦/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懂这个道理/ 一辈子都在欺骗自己”
他看到了世间的轮回，并且他不愿意如大多数人一样陷入轮回。然而他破不了“我执”，做不到“出离”，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用结束生命这种极端方式当做终结轮回的办法。这个观点由他与弟弟罗伯特所共有：
“不再存在就是目的/再次来到这个世上/这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一切再来一遍/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恐惧的了/终结就是目的/这是唯一能让人感到欣慰的想法了”
罗伯特
他是哥哥约瑟夫的全方位镜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们俩的思想总是南辕北辙/总是相互对立”，他们一个非常健康一个极度衰弱，但一个自杀一个却活了下去，一个激进、咒骂，一个犬儒、牢骚。二人对于城乡、社交的喜好也完全相反。他在返回维也纳还是去英国这种大事上永远和约瑟夫唱反调，但却拦不住他。他同样痴迷于音乐，但他是把音乐作为迷幻药来使用的，像毒药，是一个可以从现实世界中躲进去的地方，而这种麻醉效力对于哥哥却是逐渐失效。他比哥哥更世故，对人际关系一针见血。
纵使性格上有区别，纵使约瑟夫的两位女儿认为他们二人互相无法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剧中他表现出来的对哥哥的理解实则到了极深的程度，甚至有着大量共同见解（尤其对于生命），他也承认“我和你们父亲相互理解的最好时期/是在英国他在牛津/我在剑桥”，只是随后被性格带向了两个方向，使得共同理解并未进一步成为二人的精神共性。如果我们构造一个有多层次生命的人类，那么哥哥便是激进的毫不回头地奔向死亡的精神，弟弟则是活下来的妥协而苟延残喘的肉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面对他们眼睁睁看着但又无力做什么的世界，做一个弟弟罗伯特这样的人，是比较实惠又相对可以接受的选择，这也是约瑟夫代表的人群死去后，剩下来的活人的世相。
有一个哥哥约瑟夫那样的人在前开路、吸引火力，他或许才能甘于落后，才有犬儒的份。因此尽管他猜测到哥哥会自杀，却也仍然不好接受，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得给自己找一个面对世界的新姿态和活下去的理由，也因为他的对立面消失了，反作用力消失了，他需要重新建立立足世界的踏脚处。于是乎，罗伯特虽可以躲避在自己的世界中，以一种矛盾的姿态分裂地看哥哥和社会，表面上嘴硬，坚称自己与他不同，但实际上他也看穿了哥哥看到的一切，并在最终把哥哥的不幸总结为全体或每一个奥地利人的不幸。也就是说，他在面对哥哥的自杀时，首先偏向涂尔干自杀分类中的“利己性自杀”（“我哥哥约瑟夫可以说很幸运/他一时冲动的自杀行动就成功了/我一向很钦佩自杀者/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哥哥会有能力如此了断/您知道吗生活的确是一出喜剧”），而最终归于“宿命性自杀”（“我们那不幸的哥哥/既然所有奥地利人都是不幸的/那么也就不能说/只有他一个不幸的人了”）。这个认识过程其实是在尝试把个例扩张，变成集体描述，从而接受哥哥的死、接受世界。
约瑟夫不是一个讨喜的人，他是被纳粹激发出了身上所有的刺，接受他的死，并非是对贵族精英唱一曲挽歌，而是用一种历史性眼光去审视——生不是一种希望。罗伯特认识到，只要奥地利人存在，约瑟夫的困境就会在每个人身上存在。荒谬的是，并非所有人都要去自杀！他也因意识到这一点，对哥哥约瑟夫的看法从“幸运”转至“不幸”，生的问题就解决了：在我们目力所及之处，生都没有希望的话，就更没有死的理由，因为人人都一样，却不是所有人都得自杀光。生，只是人类没有希望的惯性行为，不应赋予它太多期许。而对于剩下那些还活着的人，接受约瑟夫的死，是接受一九三八的第一步，更是接受“一九三八”的死的第一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被动中求主动的姿态。
另一层面上，对于罗伯特来说，他和约瑟夫之间只有亲情没有竞争或钦佩的关系，就如同和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或伪社会主义者、还有他抨击的一切平庸又无道的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他与那些奥地利人只有同胞之情，却无竞争、无对抗、无钦佩，可以说他在家庭背景下对兄弟和在国家背景下对奥地利社会，使用的是相同的策略，那么当他接受哥哥的死，找到一种新思路时，他对于奥地利人也就找到了思路，讨论层次也从约瑟夫个人上升到每一个奥地利人。
译者马文滔认为在罗伯特的身上有剧作者伯恩哈德自己的影子，我同意这一看法，但我同时认为约瑟夫也可以是作者影子的一部分。愤青也是需要生活的，在歇斯底里过后，总还需要一个躯壳留在世间，“我的背后总有我喜欢的/诺伊豪斯”，这就是罗伯特的生存哲学，也是约瑟夫这个过于极端的“游魂”人格破亡之后的“归魂”卦象。对于角色，这当然是不可统合的对立面，但如果说作者内心同时有这两人，一个激亢一个相对回落，一个是开喷时的六亲不认的硬骨头而另一个“背后总有我喜欢的（哪怕他嘴上说憎恨）/奥地利”，是完全可能的。
此外，无论约瑟夫还是罗伯特，他们都表现出乍似前后矛盾的特质；比方说约瑟夫一时痴迷英国一时排斥咒骂英国，一时着了迷地要返回奥地利一时又后悔莫及却一耗许多年，一时要回伦敦一时又干脆自杀；比方说罗伯特一时表现得特别宽厚温柔平静心态好，一时却又暴露出实际上自己也很愤怒，一时认为自己在奥地利就能活得好好的奥地利没你们说得那么不堪，一时又暴露出自己早在英国就看穿了一切认为不该回来奥地利就是个地狱。
然而，二人的前后矛盾体现的是不一样的性格。约瑟夫是一个对自己更诚实的更单线条的人，他更忠于自己，因为时势的变化真的让他产生了这些一时的想法。罗伯特则更多面，他会演，他会不断用坍塌的脑洞尝试安放自己和哥哥一样不安也无法得到安抚的心灵，会编出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逃避永远是他的上上策。因此：
“我多年以来就不存在了/我哥哥自杀了/我去了诺伊豪斯/也许其实是殊途同归/我好长时间以来事实上生命已经结束/我观察一切/可以说是从死亡的角度”
但他毕竟没有死，他认为自己已死的东西，其实还在冒些火苗。他的这种不能说不自知，却是有些口是心非和嘴硬的习惯，可能和出身有关。因为罗伯特摆脱不了阶层的思考，仍然对贵族文化抱有某种幻觉般的想念，他自己也知道：
“以前的大学教师来自大资产者阶层/或者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今天的大学教师出身于没有教养的粗鄙的无产阶级/以及愚钝无知的田野乡村”
“富裕市民家庭出身/是我终生的精神负担”
但人有时并不因缺憾而受损，他的这种负担拖住了他，让他走不到约瑟夫能走到的地方，也就救了他一命。
5.随想
2016 年 3月 OCAT深圳《事件的地貌》展览中展出了艺术家李景湖的一个装置作品，他把东莞市各镇中心广场上不同规格的大理石地板按比例切割，一片片垒起来建造了一个金字塔。这些广场主要是供那些寄居的打工者活动的。我在那个作品中看到了我国近二十年的另一个意义上的英雄广场，我也听到了那个广场上（同时也是金字塔里）没有回音的另一种叫喊声。在现在萧条、冷清的东莞，一个个人迹寥寥的广场上，是否也存在某种过去的事件幻听的可能？
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不得不在真爱面前吐槽一下，译者把主角姓氏Schuster译为舒斯特，我作为一个足球迷是不接受的，我当然首选舒斯特尔这个译名，就不多解释了。
=今日美术馆、Stage No More、剧场摩天轮共同制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