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农村的6大问题
内容来源：本文摘编东方出版社出品书籍《大国之基》书评文章，本书作者贺雪峰，笔记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贺雪峰：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长期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验。2004年以来贺雪峰教授被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等多所世界著名大学受邀为高级访问学者，其带领的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村治研究，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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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君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以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 字”总要求。
以下，enoy~~
一、农村与农民的分化
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农民也出现了巨大分化。如果缺少对农村和农民分化的深入理解，实施战略的结果可能会与“20字”总要求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农村：
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
二是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
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
占最大比例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存在着四种差异颇大的农户：
一是举家进城的农村富裕农户；
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
三是留守农村的中农家庭；
四是老弱病残家庭。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要着力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雪中送炭；是要为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生产生活的保底条件。
乡村振兴战略尤其不是也不能是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的政策。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农村是缺少进城能力和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场化的。
二、社会结构： 变迁四十年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不同地区之间表现为实现了就地工业化的东部沿海发达农村与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农村之间的差异。
① 总体来讲，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村庄熟人社会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富人群体，这个富人群体导致村庄社会结构出现极化效应。
相对来讲，广大中西部农村社会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质。
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农村社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和2000年以后骤然加快的城市化。
在2000年之前，广大中西部农村农户家庭主要收入来自农业和就地务工收入，2000年之后，农民家庭收入越来越依赖进城务工经商收入，并在全国农村形成了十分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
沿海地区农村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富人群体，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城市化则通过吸引农村产生出来的富人群体离村进城，而充当了反结构的力量。
③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在熟人社会中产生的经济分化和社会分层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乡村治理的面貌。
④ 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留下农村获利机会，使农村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了一个数量不大结构位置却极为重要的“中坚农民”群体，这个“中坚农民”群体是理解当前中西部农村治理秩序的关键。
⑤ 中西部农村农民进城本身具有很强的手段性，即从城市获取就业机会与收入，而非完全进城生活。
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返乡，其中部分人上无老下无小，就成为“负担不重的人”，这些人衣食无忧，身体又很健康，往往希望能老有所为，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中去，这些人成为乡村振兴中的基本社会力量。
⑦ 当前中国允许农民自由进城，但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用农民宅基地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让进城失败的农民可以落叶归根，且因为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可以在身体心理和生活上获得安全感。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塑造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制度结构，而且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1.最重要的是保底式乡村建设
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梦呓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最为重要的、真正需要重视的、必须作为战略的、唯一正确的乡村建设，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
所谓保底就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
保底的乡村建设是要保证还没有能力或不愿进城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下去，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退得回来。
① 消费不合理，办酒席铺张浪费，在买房、买奢侈品上互相攀比。
② 利用人情、酒席敛财的现象增加，导致村庄互惠的人情无法维系，村庄社会资本快速下降。
③ 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农闲时间大大增加，赌博、迷信、地下宗教等低俗文化泛滥。
④ 农村人财物的外流，导致村庄传统结构性力量解体，产生严重的首先问题，典型的如老人自杀。
⑤ 越来越多村民借国家项目在村庄落地的机会当“钉子户”获利，进行导致村庄公共利益受损。
⑥ 农民对传宗接代终极价值的信仰被打破，从而在农村中普遍出现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要缓解当前乡村文化失调所引发的各种弊病，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抵制消费主义的蔓延，通过多元化的文化建设对冲消费主义文化对农村缺少收入条件的农村群体的破坏性影响。
移风易俗。当前农村出现的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与攀比之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秩序，国家应当给予引导，通过倡导移风易俗，甚至通过一些“软法”，来限制地方恶俗。
村庄政治动员。将国家投入资源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与农民参与结合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闲暇时间安排。将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以工代赈等办法清洁家园、建设家园，举办文艺体育活动，等等。
农民的互助。将农村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照看高龄老年人，通过充分利用农村不同年龄老年人的闲暇形成互帮互助，缓解农村老年人的问题。
村庄老年人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一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
低龄老年人占到整个老年人群体的80%，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的比例低于10%。
完全可能以村庄为单位，将低龄老年人组织起来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务的低龄老年人可以获得一定的服务补贴。
同时所提供服务的时间以“道德券”形式存入“时间银行”，待需要时可以将“道德券”从“时间银行”中提取出来获得相应照料。
被照料的高龄老年人的子女承担一定服务费用，国家给互助养老一定的资金补贴。
经济发展是中国反贫困战略取得成功的决定性的宏观条件；以区域开发为主要特征的开发扶贫大幅度提高了老少边穷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政策则针对农户或个人进行支持，包括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新农保等。
然而，扶贫开发中出现了精英俘获以及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为了提高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将扶贫重点由区域下降到农户，更重视对精准识别出来的贫困户进行一对一帮扶。
而当扶贫政策由扶贫开发为主变成精准扶贫时，扶贫政策就被导入到社会保障政策中，就与农村低保政策产生了交叉与重叠。
因为提高了扶贫标准，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低保线要略低于扶贫标准。 而2017年全国贫困户为3046万人，而2017年11月民政部公布的农村低保户对象为4063.3万人。
也就是说， 当前农村低保户人数竟然比贫困户人数更多。
未来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清晰认识到当前中国反贫困制度的错位，应当设计出相互区别、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中国反贫困制度体系。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民进城了，城市建设用地自然就会增加，问题是进城农民没有退出他们在农村的建设用地（主要是“宅基地”），从而很多人认为这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基于此，当前政府部门提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地挂钩”政策，即在农民进城时退出农村宅基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地随人走，节约集约用地。其主要制度工具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
具体实践中就是让进城农民腾退出宅基地，再将宅基地复垦出耕地，形成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指标，挂钩变成城市增加建设用地指标。
按重庆实践的经验，以每亩大约15万元的退让费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农民有很高的积极性。
农民退出宅基地，拿到补偿款，就不能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申请宅基地了。
也就是说，凡是参加了“地票”项目的进城农民就不可以再返回农村了，他们的进城是不可逆的。
一方面地方政府必定要付出极大的财政成本，另一方面是大量进城失败的农民可能无法返回农村，从而在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居无定所的漂泊农民群体，也使中国丧失应对经济周期的能力。
因此，在现阶段甚至未来30年，在国家无力为所有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相对完善的保障前，应当保留农民进城失败的返乡退路，要让农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将宅基地掌握在自己手上，使农民在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
表面上看起来是土地资源的浪费，但这是农民进城时留下的防范风险的资源冗余。使得农民进城失败就可以返乡，这样社会结构就有了弹性，经济周期的风险才容易化解。
五、乡村治理：谁来当村干部？
村级组织是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村级组织是自治性组织，村干部并非国家正式编制的公务员，而是不脱产干部，没有工资，报酬主要是误工补贴。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农村出现了巨大的区域发展差异，另一方面，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形成，这两个方面对村级组织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村干部的稳定性产生了巨大影响。
按照不同地区，我们得到关于村干部稳定性与职业化的列表如下：
② 影响甚至决定村干部职业化与稳定性的关键变量是村民的职业机会选择性或职业机会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利空间。
③ 对于农户来讲，最基本最普遍的获利机会是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取务工收入。
④ 在村庄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过低的报酬使农户无法完成正常社会交往。
只有在村庄找到获利机会的农户，才能当得起拿误工补贴的村干部。因此中西部农村干部的中农化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苏南、上海、珠三角的村干部队伍稳定程度高、职业化程度高。并且苏南、上海村干部的行政化程度也很高。
⑥ 相对来讲，珠三角村干部受到其特定地租型集体经济的影响，虽然稳定性、职业化程度都较高，行政化程度却相对较低。
⑦ 浙江因为富人竞争村干部，以及浙江地方政府普遍保持了村干部的低报酬，使浙江农村成为发达地区农村的另类。浙江农村村干部普遍富人化、职业化程度低且稳定性差。
⑧ 除了收入以外，职业自由度、体面程度也是影响村干部稳定性与职业化状况的重要因素。
六、组织再造：如何将农民组织起来？
在当前村庄边界已被打破、大量农户进城务工经商的情况下，农户与土地关系变得十分复杂，农户与村庄利益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
村民已极大地分化了，村庄利益也多元化了，甚至大量农户家庭全家进城且退出农村人情圈，多年不回村过年了。
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村庄与作为土地承包者集合体的村庄，重合度越来越低。
这种情况下，之前的村庄组织体系很难再有效发挥作用，村民自治也越来越困难，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村级组织行政化的趋势。
农村也就缺少接应上级资源的能力，自上而下的各种资源难以有效输入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将农民组织起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
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最有效办法是利用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科学设置集体土地的权利，使所有农民利益与土地联系起来，并造成对村社集体的赋权。这方面，村社集体可以借鉴国有农场的做法。
在20 世纪80年代，受到农村经营体制的影响，国有农场也普 遍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只是承包年限相对较短，农场保留了较强的统一经营管理的权力。
国有农场将土地承包（ 租赁 ）给职工经营，同时收取承包费，并有相当程度的经营管理权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取消了农业税，国有农场有相对较多土地而只有较少职工，取消土地承包费可能造成严重问题。
国有农场保持了土地承包收费，改土地承包为土地租赁，职工租赁土地必须出租赁费。
随后全国国有农场普遍推行“两田制”，将农场土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身份田，二是租赁田。
凡是农场职工都可以分到一定数量（ 几亩至几十亩 ）的身份田，身份田不缴纳租赁费，租赁田则需要缴纳租赁费。
按规定，因为土地是生产资料，如果农场职工自己不种地，就需要将租赁土地退还给农场，农场再另外招租。
简单地说，当前国有农场土地制度与农村集体经营制度有两点重要不同：
第一，国有农场职工租赁土地必须缴纳租赁费，这个租赁费通常比市场租金略低；第二，职工租赁的土地只能自己耕种经营，不允许流转。
或者说，如此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农场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表现为农场可以统筹农业生产、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场利益再分配，从而具有很强的对接国家资源的能力，如国家农业土地整理项目，国有农场实施得要比农村实施得有效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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