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类的书籍,之前读书君推荐过不少,但是似乎没有系统的为大家做一个书单。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并且也是唯一一个历史与文化延续至今的古国。
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浩瀚如海,无数的历史学家将精力放在了研究之上。
下面这些学者与作品,将是我们认识、学习历史最好的途径。
此书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后,终于有了中文版(注:后来又有北大有删节本)。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学术名著,徐著即为其中之一。此书上自清朝开国,下至1998年(注:新修本延续到2000年后,不过徐先生已经于2005年去世),是我所见同类著作中年代跨度最大的,对1989年的事件也能秉笔直书。
其最大的特点在于能综合海内外优秀学术论著,取其精华,折衷调和,穿插经营,条分缕析,非常好读。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章节之后,都附录相当详尽的参考书目,且多是海外论作,对国内读者来说,尤为珍贵。
作者浸淫西方史学多年,讲究分析综合,而不太重考据。所引材料多来自他人著述,似乎较少使用自己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论及曾静文字狱案,竟然说出吕留良被凌迟的胡话。但总的说来,在同类著作中,此书具有难能可贵的清醒,客观,无党见的优点,要了解中国近代史,此书不可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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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侠史论》是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先生所撰写的文学文化史专著。作者依托大量史料,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游侠的发生发展做了全面系统的考察。
全书语言生动、个性鲜明,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努力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力与美,阐扬民族坚韧精神的根和魂。经过作者二十多年的积累与修订,本书已经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书中所呈现的中国古代游侠的人格与精神,对当代中国人的人格建构乃至文化建造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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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并不孤立地探讨傅山的书法,而是将之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化架构中,借由学术思想、物质文化、印刷文化之发展史的角度,由经历了明清易代之痛的遗民惰结的角度,来观察、诠释傅山的生活,和他的学术观念与艺术创作。
作者不仅对中国书法史的这个转折,也对17世纪的中国文化世界,提供了全新的观照。凡有兴趣于明清易代之际中国社会之各侧面的读者,此书亦为必读的作品。此书英文、中文繁体宇版甫出,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被评为“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家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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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农是邵阳(湖南)人,跟我妻子是老乡。有这么一个大史家,邵阳才显得体面。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只出女博士和黑社会(邵阳帮在广东很凶残的哟)。李剑农自己本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联省自治”中走到风头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务院长。很奇特的是,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几乎不带党见,也不为自己参加过的政治事件避讳,难能可贵。
此书在其名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增补而成,将近百年极复杂的种种大事件讲述得清晰流畅,且时有鞭辟入里之深刻史论,文笔也好,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此书在学界口碑甚佳,比如学者费正清就认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
另一学者林伯格则说:“李剑农的政治史对于中国问题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书……该书在阐明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革命和立宪运动,以及类似问题方面,值得一读。” 而民间非学者宋石男则写诗为证:“近代史不读李剑农,就破万卷也有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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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是一部大纲性质的著作,是被称为“怀太史公之才,抱张骞之志”的民国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先生的代表作。该史书从鸦片战争记录至辛亥革命,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一一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家国命运、社会发展之趋势。
概括说,蒋氏的史书为大纲性质,以中国的近代化为脉络,提出了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中国近代史》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下半部分特设了附录专属章,有助于理解蒋氏近代史的厚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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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想推荐萧氏一卷本的《清史大纲》,但实在没忍住还是推荐了这个大部头。此书虽然今年才由大陆出版(民国时期萧氏只在商务出了上,中卷,后来在台湾出齐),却不是一部新书,而是一部经典。
萧一山是梁启超的学生,他还在读大学时,激愤于当时居然没有象样的中国人写的清朝史,而只有一部稻叶君山的《清朝全史》,且其书多大和民族眼光,遂自己动手,要写一部打败日本鬼子的学术巨著。没想到这一写,就写了他大半生。(其实日本鬼子那本书也颇有精微处,不能因为是日本人我们就歧视他而完全不看,好象最近国内也策划出版了)如其自述“本书参考书籍,不下六七百种”,此书浩繁卷页背后,是萧氏一生的功力与心血。
更难得的是,他没有把此书写成一部单纯的政治史,而是兼顾经济,文化,社会等层面,还是用其自述,即“所述为清国史,亦即清代之中国史,而非清朝史或清室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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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年披尽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这是北大师生为孟心史做的挽联,我觉得很中肯。孟氏一生专治明清史,在他的年代,明清史不象如今是显学(那时的中国牛人似乎都喜欢发思古之幽情,有点脑子的都去钻上古,秦汉,魏晋隋唐去了,连宋史研究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大师),但孟森一路做下来,也做成了气候。其《明清史论著集刊正续编》及《心史丛刊》,都是不刊不灭的经典学术著作。
这部《明史讲义》是1930年代初孟森在北大授课时的讲义,初版时是《明清史讲义》,现在分开刊行,于体例上更为得当。由于是讲义,难免简略,也许看得不过瘾,但对初上手的人来说,简略干净,脉络分明的著作,难道不是首选么? 在此书开篇“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中,孟氏说:“因今日讨论清史而发见《明史》之多所缺遗,非将明一代之本纪、列传及各志统加整理补充,不能遂为信史”。可见其抱负之大,可惜最后没有落成系统的明代通史,难怪北大挽联要说“天假成书意尚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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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财政科小科长,到一位史学名家,岑仲勉给各位史学爱好者做出了榜样。只要坚持,只要确有天赋,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党报记者,或者网站主编,成长为一个史学名家嘛。
岑仲勉的史学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嘉道之后的西北史地学,这对他写《隋唐史》有得天独厚的便利,因为隋唐时期的中土与西域之文化、血缘融合是极重要之大事件;二是近代西方(包括日本)汉学,他广泛吸收沙畹、玉尔、白鸟库吉的研究成果入书,视野更加清朗;三是自然科学方法论,受晚清“新学”之影响,岑氏也接受了西方实证研究、形式逻辑等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
他1923年还在赵元任主编之《科学》发表过植物学论文。有这种基础,其著述的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方法也较中国传统考据家递进一步。此书成于1950年,还没有中“马列教条主义史学”的毒手,此后也未迎合时流修订 ,现在读起来仍然风骨秀耸。全书考据得力,史论出新,是所见同类史作中的第一流。不过由于作者行文习惯,此书为略带白话文味道的文言写就,稍微有些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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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这论断实在中肯。遗憾的是,四人中间,吕氏最受冷落。不过,近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陆续推出吕著再版,吕氏史学似乎也要热起来了。
除了《白话本国史》,他的代表作主要是四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表面上看,吕思勉是用传统方法与语言进行史学著述,但其精神,却已经近代化。比如此书的专题部分,就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史综合性研究。
从吕思勉的一段自述或许能窥出其史学精神:“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也许正是中国传统史学在颓唐中走向复兴的“五字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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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翦伯赞的名声并不太好,主要因为他的《中国史纲要》,与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中国史稿》,并称“马列中国通史”的三大件。无庸讳言,“马列史学家”对历史有偏见;但同时,我们对“马列史学家”也有偏见。
近10数年来,史学著作一沾马列主义的边,似乎就要不得。实际上,不少“马列史学家”,仍有过硬功底,卸下罩在其著作上的刻板面具,内中依然有金银玉石。翦伯赞正是如此,我曾见过《戊戌变法》史料汇编中他写的《书目解题》,令人发指的扎实。说回来,推荐他的这本《秦汉史》,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秦汉断代史之一(此外还有吕思勉、钱穆二人分别撰写的同名著作)。
此书一目了然的缺陷是过度渲染农民起义,僵硬分析社会经济,优点则是资料丰富,文笔生动。仅从“保存运用原始史料”及“展露马列史著面目”两个角度,仍有一定阅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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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上海古籍的“蓬莱阁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水准不俗,主要收录民国时期的优秀学术著作,并请相关学者撰写导读,我基本上全套买齐。丛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地位显赫,从最早的《儒学警悟》,到汲古阁丛书,到士礼居丛书,到海王邨丛书,一脉相传,惠泽士林。王重民先生曾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是极有用的一部工具书。
而“蓬莱阁丛书”,则将传统与现代较好结合,选题精审,制作用心,为近年学术丛书之翘楚。春秋史本来极复杂纷纭,但童书业这部写于1940年代的著作,却能将之叙述得抑扬顿挫而又如在眼前,确见功力。顺便说说,童书业虽是顾的弟子,但一生未曾受过正规系统教育,最高学历只有小学。说他是体制外的高手,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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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只知道邓之诚是个大玩家,其《骨董琐记全编》口碑上佳,个人意见,比起现在很火的王世襄先生之《锦灰堆》(二堆、三堆),邓著没那么花哨,但信息量则过之。邓之诚还曾主编大部头的《清诗记事》,钱钟书在背地里很是看不起这套书,但他自己又不肯动手去做,也就是个“风凉话专家”。
真正足以让邓之诚赢得我们尊敬的,不一定是上面两种著述,而是我要推荐的这套《中华二千年史》。此书最大的特点是取材基本来自正史,但并不迂阔。我一直以为,现在不少人对正史存在偏见,一说正史就是“官家贩卖”,就是“帝王将相的家谱”。
其实正史中《晋书》以前的史书均为私家撰述,而其蕴藏的史料矿脉也极丰富,虽然政治史记载较多,但用“帝王将相之家谱”来形容,并不厚道。发明这个词的梁任公,晚年也有反省,曾专门撰文论述正史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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