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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从现实中现象，得到的思考。比如，我现在已经大量的向别人沟通，学习中医理念的重要性，就是强调防病，养生的重要性，人一旦生病了，就算是能治好，元气也大伤，保不准后遗证，以牺牲其它器官为代价。
问题是，谁能无病，像我这样的付出了巨大的时间精力身体的代价，才能维持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不重视不大量的进行投入就没有好的结果，所以难啊，但对身体再大的投入也是值得的，其实，最终我们在生活中会悲哀的发现，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挣再多钱，可能最终都不够给医院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医院是个商业机构，不挣病人的钱，医生怎么活，本来有一个小病，医生一看心里知道根本不需要过多的检查，结果他为了赢利，使劲给你检查一些不必要的地方。没办法，这里当然有医德的问题，更多的是博弈的结果，也即医生病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一头通吃的结果。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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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是融合哲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的连接通道，可以说它是世界观，也可以说它是方法论。比如，我们从囚徒困境这个博弈论的经典知识点出发，就可以探讨一下个人理性的发展路径，何以在某些情况下，会变得不合理性，或者更合理性。
那么，什么是博弈论呢？
根据官方的定义，博弈论又称为是对策论，它是使用严谨的数学模型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理论。
比如个人，团体或组织，在面对一定的环境下，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
博弈论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决策主体的行为在发生直接的互相作用时，双方所采取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之间的均衡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决策主体的一方行动后，参与博弈的其他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参与者为取得最佳效果应采取怎么样的对策，这种对策对对方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如果我们能估计到这种影响，我们可能就得修正我们的决策，从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的最佳决策？
博弈有合作和非合作之分，区别在于互相当事人有没有一个具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就是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
纳什对博弈论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一个数学家，他不仅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均衡解，也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这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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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如果一个博弈存在一个战略组合，任何参与人要改变这一战略组合都可能会导致降低自己的效用水平，因而任何参与人都没有积极去改变这一战略组合的动力，这一战略组合称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之间的内在联系。
因此，可以说博弈论是一个通用的方法论，尽管它较多的应用于在经济分析领域，但如果我们从这个思想的哲学角度来看，它可以应用于其它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博弈论已经渗透入了很多的方面并取得可喜的成就，比如在数学、经济学、哲学、生物进化和社会分析等领域里极具影响力。
各国对博弈论的研究，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博弈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极大的扩展和推动了人类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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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博弈论是行为规范中的博弈论哲学，博弈论与哲学有什么关系？
从哲学的角度对博弈问题进行分析，是一个很自然的思考方式。
在科学看来，哲学属于理想主义式的研究方式，它总是试图“全面地”，“完整地”看待问题，因此，哲学思考的立足点，往往试图把各种可能性考虑在内，于是就总是发现“任何求解中的困难”，从而导致无法完满。
当然，这种思维虽属苛求，但可能要思考的本体的各种可能性复杂的相关，这个事实其实是哲学之所以必要的理由。我们不得不在深入思考某个问题时去思考所有问题，这就是“一个问题、所有问题”式的思维模式。
当然了，博弈论本来也是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哲学家站在社会认识的角度，把博弈论作为重新审视行为规范和社会制度的工具。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博弈论的代表人。
当代哲学家中关于政治、社会、伦理、历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实际就是关于人类在博弈的基本条件和问题限制下，所做的各种思考，因此，在哲学中最纯粹的、过去一向仅仅研究人与知识对象之间的单纯关系的知识论，在今天也已经不得不把博弈问题看作是哲学的一个方面了。
不过，哲学式的博弈研究不是以经济、数学意义上的标准化研究，而是“广义的”。后期维特根斯担也明确地指出以“游戏”（博弈）的观点研究的意义在于，可以更好的去分析所有哲学问题、无论语言，数学还是生活、日常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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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化的博弈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更广阔地意识到任何博弈所牵动的所有条件和所有问题这一个彻底开放的语境，它与经济学、数学意义上的博弈化可以形成研究的互补。
比较简单的说，经济学、数学意义上的博弈论的思想语法是：给定如此这般的条件，某个博弈论的思想语法则是，任意一个博弈，它的博弈条件是否是清楚的、可以相信的和可以接受的。由此，可以看出，哲学化的博弈研究是一种对博弈的反思性的研究。
当然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注意到博弈论与哲学之间的互相关系和影响，比如梅耶森如是说：“
在过去几十年里，博弈论的进展对社会哲学的基本问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必要把两者联系起来。
可以这样说，在西方知识史上，博弈论是霍布斯的杰作的现代续编，正如理论物理之产生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一样。”
这其实提出来了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那就是如何认识这个新的社会历史范式的问题，也就是说，博弈论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博弈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思维，一个方法论，一种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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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以博弈论中的，经典论题，囚徒困境来说，这其中就映射出一种“矛盾”的哲学思想。
首先，它反映了矛盾说，囚徒困境本质上来说，它研究的是动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实质是复杂的矛盾关系。比如，我们人在社会中，在自然中，就本身存在着博弈的思想，就本身存在着这种关系，即矛盾。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好像大自然是我们要争服的对象，它自觉不自觉的最大的伤害和限制人类的行为方式，但人类面对这种大自然的限制，必然会选择一种他所认为的最佳的行为方式，从而改造大自然，使其造福人类。人类似乎有一种本能，会直接地或间接的对可能发生的不利环境因素，提前加以考察与防范。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看，哪里有人与人的直接交互作用，哪里就有博弈，因此在博弈论中，总是假设最有利害冲突的双方都力求选择最佳的行为方式，从而在竞争中达到最优解，也即在斗争中制胜对方。
换句话说，人是理性的，经济学中的理论的奠基就是人是理性的这个前提，或者说经济学本身就奠基于“理性人的假设”，理性人假设指出：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其行为是理性的，总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C·谢林曾经说：“如果放弃了理性概念，我差不多就一无所有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理性的概念，经济学也就没有存在的根基了。
当然了，理性并不总是代表着历史唯心主义，它是可以和唯物主义共存的。唯心主义者夸大了理性的作用，把理性的普遍性说成了宇宙世界的根源性，而我们把理性的普遍性限定在了人类的行为中，博弈论研究所做的知识限定在支配人类行为过程的决策过程中，这也证实博弈形式的普遍性的存在根据，它确立了博弈论这一以理性选择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作用形式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