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对军民融合问题的若干思考及其现实意义

姓名:苏彦恺

学号:14020150008

转载自:《中国军转民》2017年08期

【嵌牛导读】:钱学森是卓越的科学家、国防科技领军人物,是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除了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科学技术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在“两弹一星”等航天工程领域发挥了他人难以取代的作用之外,他也为我国军事科学体系构建、国防工业发展等提出了诸多富有远见卓识的重要建议。钱学森关于军民融合问题的若干思考,尽管在多年前就已提出,但对于当前我国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仍不失其现实指导意义。

【嵌牛鼻子】:钱学森;军民融合;跨学科

【嵌牛提问】:我国的军民融合应该如何发展?军民融合对国家发展有什么意义?

【嵌牛正文】:

一、要高度重视保军基础上的军民融合式发展

早在学生时期,钱学森就立志“实业救国”,并开始意识到航空、火箭技术等国防科技的重要性。到美国留学后,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逐渐成长为一名卓越的空气动力学家和火箭技术专家,并成为美国火箭事业和控制论领域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为美国的航空、导弹、火箭等技术发展和太平洋战争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世界闻名的工程技术专家,钱学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之初,面对当时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致力于改造和振兴整个民族工业。如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初期,他便组织骨干力量,研究化学流体力学,希望把在美国学到的航天导弹技术应用于我国民用工业。之后,他投身于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导弹、火箭与卫星等项目的工程实践中,几十年如一日,最终使总体经济实力非常落后的我国一跃跻身航天大国之列。

军民融合是事关安全和发展的国家战略。前苏联投入大量有限资源孤立、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导致其军民比例严重失调、难以持续,是其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美国由于军民融合度较好,在金融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下军民良性互动、有机协同,尽管其军费居高不下,但在国民经济的深厚土壤滋养下仍能持续繁荣、充满活力。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军事工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应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竞争的根本方略,是确保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齐头并进的不二法门。

从某种角度而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划分主要基于其任务使命、产业性质、产品用途及性能指标要求不同,在管理体制、投资机制等上相应有所区分;但作为工业部门,其技术原理、产品研发、工艺流程、加工手段等则并无本质差别,两者之间存在大量基础性、通用性的基础元器件、标准件、设备、产品和技术。军工先进产品和技术可根据社会需要转化为民用,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民口的先进科研生产装备、设施、技术乃至生产方式,在一定条件下同样可以转化服务于军工建设。

钱学森历来重视军工建设和军民融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指出“军队要忍耐”,军工建设相应步入调整转型期。在此背景下,钱学森高瞻远瞩地提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1984年,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审定会期间,他在与有关人员交流时提到,“军民结合是可以的,但注意不要放松对军品专业人才的培养”。钱学森曾在给原国防科工委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的聂力的信中谈到,在军民结合问题上,除了平时对国民经济发展尽可能地做出贡献外,还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战争与生产的问题,二是战争动员问题。他明确指出,这是“联系到仗怎么打和用什么武器的根本问题”。

钱学森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这实际上指出了作为军民融合两大重要主体的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之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军转民”、“军民两用”和“民参军”,推动军民产品、技术乃至管理的有机渗透,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路径。此外,钱学森关于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造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面对不同形势、适用不同任务需求的产能转换和效率提升,以及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要高度重视装备型号通用的基础学科发展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也是衡量军民融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关于武器装备型号与学科专业,钱学森曾说,“我认为学生不一定进了学院就盯在哪个专业上,盯在哪个型号的武器装备上,那样就很窄,就会受到局限而不利于自身发展。要给学员留出发展的余地,只要基础的东西学得扎实,学得明白,至于什么型号,只是个短期内就能适应和熟悉的事了”;“学生就要做好那百分之九十的功夫,把科学的基本功搞得扎扎实实的,把人生的基础打得牢牢的。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就是最好不要再以武器装备的名字来分院系,要以学科的名字来分”。

上述话语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指出了不同武器装备及型号的发展,有赖于大量基础性、通用性的学科研究,而这些基础性、通用性的学科和专业,无疑也适用于不同的武器装备和型号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等,在我国现行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中,各军工企业集团的科研生产组织是基于以航空、航天、舰船、装甲车辆和枪械等不同产品和装备系统划分为基础的纵向平台结构和行业化管理模式,一方面,各军工企业集团之间基础科研生产业务、部分产品和工艺领域存在一定程度交叉,如航空、航天等行业均涉及基本原理和工艺技术相同、相近或相通的先进功能材料、高端标准件、特种传感器、军用无人机、各类导弹等;另一方面,在国防科技工业层面,对以铸造、焊接、钣金、机械加工、热表处理、火力控制、惯性导航、工程热力学、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以不同工程学科划分为基础的跨行业专业化发展、能力聚合和横向协作强调不够,各军工行业协同创新和社会化开放融合滞后。

以航空、航天、舰船、装甲车辆和枪械等“武器装备的名字”设立集团公司,而不是以“学科的名字”来划分领域和专业,一方面造成各军工企业集团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大而全、小而全和重复建设现象突出,资源配置效率较低,投资建设效果不佳,军工系统内一些关键重要设备设施利用不充分,部分基础性、共用性产品(如高端齿轮、轴承、传感器等)研发生产力量分散,行业内外信息不对称,专业化协作机制不健全,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在关键产品和核心技术上习惯于测绘仿制和被动跟随;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条块分割等,一些军工企业集团在现行考核制度下,为了做大整体产值等,往往优先倾向于内部配套,而不是按照市场机制面向行业内外和全社会择优比价,一些内部协作难度大、利润低的产品才不得不寻求对外合作;这种现象实际上导致自身落后被保护、外部先进遭排挤,强化了自我循环、隐性壁垒,阻碍了军工企业集团之间、国防科技工业和民口有关力量之间社会化大协作的开展,不利于军民深度融合。

钱学森关于武器装备型号与学科专业关系的观点,今天已为业内众多有识之士所认同,对于当前以军民深度融合为重要原则的国防科技工业改革,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要高度重视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协作

钱学森非常重视国防建设实践中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协作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他说,“我主张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总装科技委, 甚至包括军兵种的人要在一起多加讨论,加强联系,加强合作”。上述话语实际上涉及到统筹军民有关智力资源,打造用于指导国防建设实践的特色高端智库问题,从今天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需求看来,无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性。

很长时期以来,美国作为军民融合先进国家,其以国防科学委员会、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DARPA、DIUx、各军种研究机构、NASA、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为代表的军内外特色高端智库群,在战略形势、军事理论、战争理念、技战术战法、战争设计等研究以及战略前沿技术研发应用上发挥巨大作用,产生广泛影响,是美军倡导和实践“第三次”抵消战略、“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多域战”等先进概念和理论,保持其军事领先地位和部分先进武器装备“代差优势”的重要保障,也是其以需求为牵引,指导国防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值得我们联系实际,有选择地借鉴。

在当前,积极关注、科学借鉴国防工业先进国家成功经验,打造中国特色高端智库群,不仅是统筹协调相关领域智力资源,保障制度、理论和技术领先,规划和引领国防建设正确方向的有效举措,也是新形势下推进体制改革、破除行业壁垒、创新组织模式、践行创新驱动、促进军民融合的重要抓手。

新形势下,我们应立足“打赢”,将战争理论、军事战略、战略评估、现代战法、技战术指标研究等顶层战争制胜诸要素纳入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军工核心能力规划建设范畴予以强化,打造新型特色高端智库群,增强国防软实力。通过军方装备发展部门、各国防军事院校、军工集团、先进社会企业、工程咨询机构等军内外、行业内外有关单位的紧密联系、有效衔接、有机协同和良性互动,对于国防建设发展需求、能力建设投资方向与实施方案论证、战略前沿技术和变革性技术研发应用等重要领域,在深入认识当前各军工集团及其下属任务保障单位的能力现状的基础上,一方面要重视能够对投资建设起到牵引带动作用的行业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咨询研究,加强对基于现有能力的新建和技改投资前期策划和项目立项的研究论证,以承上启下,将军事需求科学转化为工程化描述,切实有效发挥专业智库对国防建设实践的高端咨询和决策支持作用;另一方面要借鉴先进国家有益经验,强化战略评估,瞄准前沿技术,聚焦薄弱环节,统筹规划国防建设实践,注重发挥军工核心能力建设的体系化效应,打造适应不同任务需求的高度网络化、可组合、可裁剪的装备体系,持续保障我国军工建设的先进性、有效性、适用性。

四、要高度重视系统工程思想的实践和运用

1985年,钱学森在全军首次作战模拟经验交流会上作报告时,阐明其观点:“在人类的全部实践活动中,没有比指导战争更强调全局观念、整体观念,更强调从全局出发、合理地使用局部力量,最终求得最佳效果的了。所以,指挥现代化的战争,应该科学地应用系统工程的协调管理方法。”

钱学森晚年总结其毕生学术思想、科学理论、技术方法和工程实践的精华,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形成了一整套以系统工程为核心的方法和工具体系,积极倡导建立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他曾说,他回国后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件是研制“两弹一星”,目前已经完成;第二件是推动国家级总体设计部的建设;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奖金,在颁奖现场,他再次提出:“我要在有生之年努力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建立一套系统科学体系,并将它运用于从整体上研究与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上述系统科学体系就是建立国家级总体设计部。钱学森认为,总体设计思想对社会和现代科技发展的意义,可能要超过他对“两弹一星”的贡献。

1962年“东风二号”首发失利,促使钱学森带领航天人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系统工程管理体系,特别是沿用至今的“一个总体部、两条指挥线”,即“建立总体设计部,建立以总设计师为首的设计师系统,以行政总指挥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这套系统工程组织管理体系源于航天事业发展的成功实践,也为航空工业等领域型号工程研制所借鉴。事实证明,它不仅适用于自然工程,其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和技术”。作为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的成果,总体设计思想本身就是军民融合的产物,同时也是指导和推动当前军民融合国家战略深入发展的有力武器。

国防科技工业是大国的战略产业,是国家科技水平的主要体现和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是当前引领和带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机协同、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整体军民融合战略的关键领域。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一步强化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研究,搞好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顶层规划,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推动我国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前提、基础和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进入攻坚期,步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叠加凸显,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军民融合也进入了由浅入深、全面推进、攻坚克难、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一项涉及全要素、多领域、全方位、各部门的复杂系统工程,我国军民融合战略需要以钱学森系统工程管理思想为指导,以创新驱动为引领,进行全面考量、总体设计。

由于各军工强国基本国情、社会制度、资源条件、发展阶段、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等的不同,其国防科技工业和军民融合的发展模式、路径及特点也不尽相同。国防科技工业及其军民融合发展,需顺应战争理论、军事战略和国防科技变革与进步需求,适应形势、与时俱进,以国家战略为先导,以强军为首责,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瞄准差距、激发活力,在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在以往研究和现实实践基础上,统筹军方、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相关智力资源,充分运用系统工程和总体设计部的思想、理论、方法、技术和手段,强化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研究,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完善理论,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入研究、科学借鉴、充分论证、合理取舍,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搞盲目崇拜、杜绝生搬硬套,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和遵循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生产和军民融合发展规律,走出一条有我国特色的国防科技工业及其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之路,才能更好地担负起支撑国防军队建设、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光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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