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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ean-Pierre Lehmann
翻译:丁盈幸 校对:俆笑音
来源:福布斯中文网(微信号:forbeschinaonline)
在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欧洲还将继续衰落
恐怖主义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来自挫败
几千年来,世界历史都由四大主要文明所推动: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虽然都自成一派,并有宗教典籍传世,但四大文明之间历来都有往来互通。
众多例证之一,便是阿拉伯穆斯林学者伊本·鲁世德(Ibn Ru'd;又称阿威罗伊[Averro's],1126-1198年),他生于科尔多瓦(Córdoba,在如今的西班牙境内——译注),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学者,被公认为欧洲世俗思想的开创者。
四大文明都在商业、探索、战争与征服、意识形态(宗教)的交织下不断发展与扩张。
阿拉伯文明形成时间最晚;兴起于先知穆罕默德(公元570-632)时代以及《古兰经》编纂时期,在乌玛(Ummah,按宗教信仰而非氏族或种族而联合起来的穆斯林群体)概念的推动下前进。
后来的几个世纪,它扩张到地中海南北的大部分地区、非洲北部和东部,穿越中亚,直抵印度,再跨越印度洋,经由南中国海,抵达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欧洲的崛起始于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的航海技术、地图绘制术和印刷术的普及,使欧洲航海帝国征服“新大陆”成为可能。
随着农业、科技、商业、工业、思想、文化、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出现,到19世纪早期,西北欧开始称霸世界。1700年欧洲GDP总量还占全球的20%,到1900年,这一比例就已翻番至40%。
几个世纪以来四大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科学、军事、文化与心理平衡被打破。从欧洲明显迅猛的崛起,到它成为“人类的主人”(已故历史学家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1969年巨著的书名)。中国将从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解放的这段时期称为“百年耻辱”,它也是所有非欧洲人的耻辱。
近几十年出现了几项重大的变革趋势。其中之一便是欧洲的衰落。欧洲帝国不复存在。1870年,欧洲GDP的全球占比还是40%,到2010年就已经不到20%,与1700年的水平大致相当。
在人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欧洲还将继续衰落。“欧洲世纪(19世纪)”已成为历史,专家学者们纷纷宣告“亚洲世纪(21世纪)”的降临。
这种描述颇具误导性。东亚,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中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也日趋深远;南亚,尤其是印度,已经出现一些可喜的转变。虽然如此,中亚和西亚大部分地区,包括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仍然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萎靡不振与动荡不定之中。
在如今的东亚和南亚,耻辱已成为过去。中国或印度人会为祖国感到自豪,不仅是因为过去的荣耀,也是因为今日的成绩和明日更进一步的展望。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阿拉伯固然可以沐浴于过去的荣光,却无法从当下局面中找到自豪感;而从2015年的情况来看,前景也显得颇为黯淡。
恐怖主义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来自挫败。这种挫败感已经从阿拉伯世界波及“乌玛”其他部分,特别是中亚和非洲:最近的巴黎恐怖袭击就是法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所为,十年前的伦敦爆炸案则出自英国的巴基斯坦裔伊斯兰主义者之手。
对阿拉伯世界发动的战争深深地加剧了这种挫败感,尤以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为甚。但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没能像东亚和部分南亚地区那样,顺应时势,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中奋起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其失败的根源早在这些事件以前就已埋下。
鲁拉·卡拉夫(Roula Khalaf)在专栏文章《追寻穆斯林中的马丁·路德》(The Search for A Muslim Martin Luther)中大体归纳了这一根源,即“在专制、混乱的摧残下,在与西方世界矛盾重重、时而丧失理性的纠缠中,中东的社会政治局面逐渐凋敝。”
没有哪个国家堪任阿拉伯世界引以为豪的典范。萨义德和谢里夫·库阿奇(Sa?d & Chérif Kouachi)两兄弟显然对法国恨之入骨。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去哪儿呢?
阿尔及利亚实在称不上什么诱人选项。海湾各国固然富得流油,但出于种种原因,实在难以扶作典范,另外它们也没有伸出橄榄枝:于是很多人加入ISIS势力,走上殉教、恐怖主义或圣战的道路。
如今,东亚与南亚企业及个人的全球化在商业、银行、学术、艺术、媒体等各个领域得到体现。这些地方发生的不再是严重的“人才外流”,而是活跃的“人才流转”。
各大陆之间流动频繁。曾在西方(法国和美国)统治下感受恐怖与蒙受屈辱的越南,现已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先前乘船出逃的难民以创业者的身份重归故土(虽仍谨慎地保留了西方国家的护照)。生活在西方不同地区的越侨约有275万,但却没有什么越南人发起恐怖主义。
融入全球化的示范效应给东南亚带来了一种“逆向多米诺效应”。缅甸似乎将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之后的后起之秀。而朝鲜仍是一个异类。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一句名言,生存下来的往往不一定是最强大或最智能的,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从这个角度看,阿拉伯所发生的事情,从很多层面讲都源于它不甘适应变革,不甘融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与东亚形成了鲜明对比。
已故的左派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打趣说:被全球资本主义无视,比受全球资本主义剥削更坏。除石油外,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商业分布图上几乎不见踪迹;全球价值链中也很少看到阿拉伯企业的身影。
作为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似乎正经历积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变革。当然,阿拉伯世界还有待从东南亚的全球化转型中取取经。
但到头来,变革还是要在阿拉伯人的领导之下,从阿拉伯人中间产生。“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失败倒转了历史的车轮。
突尼斯最近取得的进展也许能带来一线希望——社会、教育、文化、性别、政治、管理、经济、科学等各个层面的内部根本性改革,以及对全球化所提供机遇的接纳。
与此同时,套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阿拉伯人应该意识到,“亲爱的艾哈迈德,谬不在天运(抑或是西方),而在我们自身,我们都是败在自己的手中。”
延伸阅读一
涨姿势,一口气读懂伊斯兰教历史,看破千年纷争
作者:二混子stone
来源:混子曰(微信号:hey-stone)
其实一点也不神秘,都是对完美世界的期许和寄托。
延伸阅读二
纽约时报专栏:只有蝙蝠侠能对抗IS?
作者:弗里德曼
来源:iWeekly周末画报(微信号:iweeklyapp)
巴黎遭遇恐怖袭击表明,2011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新战略为代表的欧美各国,对恐怖主义危险的评估明显是低估了,这给欧美各国和全世界敲响了很严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警钟。
世界越来越多地分割成有秩序和无秩序的区域,要应对这样的局面,怎样才是正确的战略?
首先,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无秩序方面的各股势力,如博科圣地或“伊斯兰国”(IS)。这些年轻男子组成的派系正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的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他们不可理喻,因为驱动他们的并不是理性。他们的野蛮行径来自一个阴暗的地方,在那里,极端伊斯兰为受到羞辱、感到迷茫的年轻男子提供了归属感,这些男青年从来没有过工作,也从来没有牵过女孩的手。两种情况相混合,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正因如此,研究阿拉伯社会网络的以色列专家奥瑞特·佩罗夫不断告诉我,既然我不能访问“伊斯兰国”并采访其领导人,次优选择就是看一看《蝙蝠侠:黑暗骑士》。具体而言,她让我关注布鲁斯·韦恩和阿福之间的这段对白:
韦恩:“我知道要扳倒暴民没那么容易,肯定要打一场。但这次不同,他们过线了。”
阿福:“是你先跨越了界限,先生。你逼迫他们,把他们推上了绝路,然后在绝望之中,他们求助于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十分了解的人。”
韦恩:“罪犯们并不复杂,阿福。只需要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阿福:“恕我直言,韦恩少爷,大概你也不十分了解这个人。很久以前,我在缅甸,和我的朋友们为当地政府效力。他们试图用宝石,来收买地方上的部落头领。但他们的车队还是在仰光以北的森林里,被强盗劫走了。所以我们去查找那些宝石的下落。一直等了半年,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买卖那些宝石。有天,我看到一个孩子,在拿一个橘子大的红宝石玩耍。原来强盗把宝石扔掉了。”
韦恩:“那为什么还要偷呢?”
阿福:“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找乐子呀。因为有些人想要的不是任何符合逻辑的东西,比如钱。没办法收买他们、威吓他们,也没办法和他们谈判、讲道理。有些人只想让世界毁灭。”
韦恩:“缅甸森林里的那个强盗,你们后来抓到了吗?”
阿福:“抓到了。”
韦恩:“怎么抓的?”
阿福:“我们把森林烧掉了。”
可我们不能直接烧掉叙利亚、伊拉克或者尼日利亚。但是有一种战略可以应对失序的世界,我将之概述为以下步骤:
在失序的地方,比如在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马里、乍得、索马里,要与当地、地区以及国际社会所有维持秩序的力量合作,一道遏制病毒的蔓延,直至野蛮行径引火烧身。那些团体无法开展治理,当地人最终会寻求其他途径。
在那些存在自上而下的秩序的地方,比如埃及、沙特阿拉伯,尝试着让它们变得更体面、更具包容性。
在那些存在秩序而且体面的地方,比如约旦、摩洛哥、库尔德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努力扩大其共识,让它们更有效,从而更具持久性。
在有秩序而且有民主的地方,如突尼斯,尽可能地通过财政和安全支持,来保护和增强它,从而让它成为一个周边国家和民族效仿的楷模。
此外,还要谦逊。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资源或持久的力量,除了遏制这些势力之外,做不了什么,要一直等到其天然抗体从内部产生出来。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在阿拉伯世界,让这些天然抗体凝聚起来所需的时间或许会更长。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对体面政府的产生进行了历史研究,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体面政府的共同之处在于,存在强大、有效的国家官僚体制,能够施政、维持法治和进行定期的权力轮替。
因为美国的立国先贤是在逃离专制,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制约权力”,福山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但在制约权力之前,首先需要产生权力……政府不仅仅关乎制约,也需要提供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医疗和法治。任何能够提供上述所有服务的势力都能赢得竞赛,无论它民主与否……IS之所以能如此壮大,是因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没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务。IS并不强大,它周围的所有东西也同样虚弱”,充满了腐败和教派纷争。
福山提出,阿拉伯世界里国家的失败太多,因为在那里,宗族/部落忠诚的力量一直延续着,“这意味着你只能信任自己部落里很小的一群人”。如果凝聚人的力量只是共有的亲属关系,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就无法建立强大、不依赖个人、以功绩为基础的国家体制。中国和欧洲花了数百年才完成这样的转变,但它们做到了。福山说,如果阿拉伯世界在面对IS的暴行时,无法克服部落纷争和宗派分歧,“那么我们也无计可施”。那样的话,他们的未来就会出现许多黑暗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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