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经典 |《左传》中的“礼”和“贵族精神”

文 | 赛张飞

《春秋左传注》严格来说，应该是三本书：《春秋》、《左传》以及杨伯峻先生的《注》。《春秋》微言大义，针砭时弊。《左传》内容详实，人物风采历历在目。再加上杨先生旁征博引的注解，真是场文字的饕鬄盛宴。

《左传》并不像《公羊传》、《毂梁传》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而是“论本事而作传”，通过大量的史料描写，展现了东周时期国与国、国与家、家与家之间的生活风貌和政治特色。

春秋之乱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孔子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孔子如此“迂腐”的执着于“正名”？《左传》为我补上了这个理由。用孟子的话来说，那是个“世衰道微，邪说暴行”的时代，“弑逆簒盗者国有，淫宗破义者比肩”。《左传》中记载了三十六次弑君的行为，君臣相悖，父子失和，会盟无数。“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孔子的“正名”是意图恢复“礼”来引导和修正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

一个社会准则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而一个稳健的政治格局也依赖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周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洛邑之后，周王室实际上已经没有了震慑诸侯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那么它所提倡的礼制也自然就成了无根之水。礼的崩解，直接导致了宗法伦理的崩溃。嫡长子继承制不再受到重视，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州吁弑其君完（隐公四年）的事情发生了。同姓之间不可通婚不再是禁忌，丧期也可以有婚嫁往来。正如太史公所言“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的夏姬，弑其君的崔杼，鲁桓公被杀于齐国，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春秋》固然微言大义，但《左传》为我们详细记载了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那一桩桩“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僭越礼法的行为，一件件的“春秋无义战”，孔子敢不发出“必也正名乎”的呐喊？

春秋之趣

《左传》于我最大的趣味，是那一场场风格迥异的战争描写。春秋早期的战争都很“克制”，很多的行为，如果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那绝对是“傻”的可爱。

我老家是河南商丘，春秋时是为宋国，殷商之后。那就不可不提发生在僖公二十二年的的泓水之战。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未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泓水之战，今河南柘城县

宋襄公坚守的“义战”非但没有使其获胜，反而让其成为千古笑柄。不对渡河的敌人出击，不袭击没有做好队列准备的敌人。哪怕最后整个宋国的人都在埋怨他，宋襄公还是会坚持“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两次伤害敌人，不擒拿头发花白的敌人，不靠山险阻隘为胜。不过可惜的是，“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宋襄公的行为不仅不被当时的人所接受，而且后世两千多年来也一直是争论不断。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的骑士精神、贵族精神；也有人认为，这只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战争到底要不要讲道德？很难回答，正如囚徒困境一般，双方虽然都明白无战争是最优的策略，但是在真正行动时，往往会走向最坏的结果。

《左传》中的故事还有很多，两千多年前的是非曲折、仁义道德，又怎会是几篇文章说的清、道的明呢？不过，即使史书中已经一一列举了前人的诸多过错，但仍然无法阻止历史的一次次重新上演。“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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