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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让各诸侯国的版图不断发生变化，剧烈的社会变动影响到贵族平民各个阶层，一个新兴的以仕进为目的的士阶层开始崛起，他们由因为家道衰落，从顶层贵族阶层跌下来的士人和接受了私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知识技能的平民共同组成，他们秉承学而优则仕的认识，穿梭于各国之间，成为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是战国时期各国君主的共同目标，士阶层的崛起给国君们的诉求提供了人才保障，随之，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变革应运而生，并以不可遏制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公元前430年的一天，魏国上地地区的两个百姓，正在用射箭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一桩领里纠纷，百姓打官司，要先进行射箭比赛，谁射的准，官司就断谁赢，这是上地政治军事最高长官李悝刚刚颁布不久的习射令。在习射令颁布后，为了能在官司中获胜，一时间射箭成为了上地最为风靡的活动。李悝的这条法令，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却自有深意，上地地处魏国好秦国的交界，常常发生战争。习射令颁布后不久，就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当地百姓日夜苦练，很快都成为了箭术高手，在之后对秦国的战争中，上地的军队将秦军射得人仰马翻，因为在上地的政绩卓越，李悝被擢升为魏国的相国，开始主持全国性变法。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让魏国焕然一新，一举成为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早已衰微，各国的政权也掌握在的有实力的卿大夫手中，国君已无力统治国家，霸主政治随之衰落。中国的局面在这段时期开始再一次发生变化，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发生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姜姓国君政权旁落，最终被卿大夫田氏篡夺，姜氏齐国正式被田氏齐国取代，从此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形成了战国初期七雄并立的局面。
与春秋时代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再受礼制的约束，各大诸侯也不再满足于打着尊崇周天子旗号做霸主，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如何在竞争中壮大自己，打败对手的办法。于是，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
邵蓓：战国战争本身它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而且这个国君，就是说希望通过战争，一个是攻城掠地、抢夺土地和人民，一个就是打败别的国家，这就是说客观上要求他们能够走到富国强兵这个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君权，一定是避免像春秋那样出现卿大夫最后篡权的行为，第二个也是为了能够让国军的号令能够通行全国，这样全国才能一体一致行动，所以这是一个国君的主观愿望，有这个愿望他们就希望求贤，找到这样的人，能制定具体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春秋时期政权旁落的局面让战国的君主们时刻提防世卿大族，世卿大族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了很大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为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战国初期，由于田氏代齐的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齐桓公在都城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学宫，招揽天下贤士。在这里，齐国国君除了给予他们大夫的职位之外，还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入有大道，居住有大屋，既富且贵。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士多达一千余人，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咨询和学术文化交流的中心。其中，淳于髡、田骈、环渊、慎到、邹奭等七十多人被称为稷下先生，他们广收门徒交流论辩，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流碰撞，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而在七国之中最弱的燕国，燕昭王千金买马骨的故事更能说明当时国君们求贤的诚意。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临近的齐国乘机出兵侵占了燕国的大部分领土，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夺回失去的土地，振兴燕国。燕昭王卑辞厚币招揽人才，却总是觉得效果不好，于是，去向燕国的贤人郭隗先生请教。郭隗给他讲了个故事，有一个人，用千金求取千里马，三年都没有买到。他的手下自告奋勇去买，结果用五百金买了一匹死掉的千里马回来，这人很生气，手下解释说：死的千里马您都要，何况活的，如今天下人都知道您要买千里马，很快就会陆续送来。果然，这人一年之内就得到了数匹千里马。燕昭王明白了郭隗的意思，专门建造了宫室，并拜郭隗为师。这一做法果然非常奏效，燕国求贤的决心和诚意传遍天下，乐毅、苏秦等杰出人才纷至沓来。
《史记》中记载，穿着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壁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配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再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霸业。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官居令尹，站在了权力的顶端。
在士无常主君无定臣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贫富贵贱之别朝夕骤变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赴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谁赏识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李学勤：那时候在社会上流行什么，一种选贤与能这样的一些口号，这是当时的实际，因为你没有一些真正的能人出来，政治上为没法维持。这是从上面往下看，你从下面往上来看的话，那就是原来的世族，大世族逐渐就腐化了，逐渐地衰败下来了，衰败下来之后呢，新的阶层就逐渐兴起，而这些人常常是从一些比较卑贱的阶层里出来。
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生产经营，而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嬉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了曾经嘲笑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临走前，吴起跟母亲诀别，发狠把自己的右臂咬破起誓，不做大官绝不回卫国，这一年，齐国攻打鲁国，吴起在沉寂了数年后终于等来为了期盼已久的机会。为了打消鲁穆公的顾虑，吴起杀掉了出身齐国的妻子，如愿以偿的当上了鲁国将军。这一次，吴起的才华终于得以展现，初出茅庐，就率领鲁国大军大败齐军。作为一个小国的将军却能把强大的齐军打得落花流水，立了大功的吴起踌躇满志，决心要在鲁国大展身手。身在鲁国的吴起，已经拜儒家曾申为师，吴起的母亲去世时，按照儒家的传统，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但是，一心在仕途上的吴起，并没与回家奔丧，吴起的行为，引起了鲁国群臣的非议，鲁穆公开始听信谗言，疏远吴起。面对优柔寡断的鲁穆公，吴起毅然决然地离开鲁国，转而投奔当时最强的魏国谋求发展。
降重月：我们今天的话叫自我实现吧，为了自我实现这也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抱负。就是你学有所成的人，要想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他有这个条件，叫什么呢，自由择主。你有选择你服务对象的权利，所以他们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
李学勤：我们用不着来看吴其本人的情况，吴起本人的情况，《传记》其实说的很清楚，实际上当时总倾向就是这些，有贤能的这些人，在各国之间都是流动的，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后来者，特别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的那种界限，那种观念，转到战国时代去，战国时代各国没有那么严格的这个界限，并不是这样啊，当时思想里面还都是一个国家，在思想里面的话都是要求统一的。
就在吴起开始担任鲁国将军的时候，被魏文王任命为相国的李悝，正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来到魏国后的吴起，亲眼目睹了李悝变法的过程，见证了魏国的日益强盛。谁也没有想到，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对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2014年11月，湖北省荆州市文物保护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西汉时期的竹简，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这些竹简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一不小心就能把它们毁掉。但是，就在这些柔软的竹片上，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最严苛的律法的影子，这些竹简是一部我们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记有完整案例的古代文献《奏谳书》中的一部分，文献中共记载了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二十二个完整案例，这些案例的判罚准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一部叫《法经》的法典。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法经》正是李悝在魏国变法时制定，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里面详细规定了如何利用严刑峻法惩治扰乱统治秩序的行为。其中分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篇，对各种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具体而苛刻的惩戒规定。
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一贯地推行自己变法的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格的约束；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自从春秋末年的铁农具出现开始，耕作能力大大提高，很多人在公田劳动之外开垦荒地成为私田，私田的收获物归自己支配，还可以用来交换。李悝强调要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业，尽力发掘土地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在他的主持下，魏国推行按照户籍制度实行授田制并指导农户积极生产。魏国人多地少，李悝算过一笔细账，方圆百里的范围内，大约六百万亩耕地，如果农民精耕细作，那么每亩就能多收三斗，要是劳作马虎，每亩就要少收三斗，这样一增一减，地方百里的粮食增减数就是一百八十万石。同时，因为当时天灾频繁，粮食的价格很不稳定，农民生活常常得不到基本保障，谷贵时伤农，谷贱时也伤农，为了让农民安心劳作，稳定国家经济基础。李悝实行了平籴法，在丰收年，由国家平价购入农民手中的粮食，到了荒年，国家仍按照平价出售粮食给百姓，有效的防止了商人对粮食的投机活动。
蒋重跃：《法经》就成了后来各国制定成文法的法典的一个蓝本，这是它的贡献，另一个贡献是什么，叫尽地力之教，就是怎样发展农业生产，怎么样种地，怎么样分配，怎么样来使用、保存和处理粮食，和其他的生活资源，这是李愧的贡献。所以李悝在这点上是很了不起的，在耕战和法律建设方面，有一种奠基的作用。
在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李悝还倡行废除世袭贵族制度，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这是一个迥异于西周时期集体劳作、典型的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李悝把那些原本没有功劳却依靠世袭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叫做淫民，把原本属于他们的钱财用来供养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李悝的变法，使得魏国率先发展了战国时期小农经济模式。由于采取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政治措施，李悝的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再加尽地力和平籴法等鼓励农耕的政策，魏国开始日益强盛起来。
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和李悝进行经济、政治和法制领域的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只箭矢的器具，兼抗长戈、腰跨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们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由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各国。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
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近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河西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
陈相灵：吴起的兵法，他过去跟《孙子兵法》都是齐名的，觉得在当时这个时代，我们既要学习《孙子兵法》，还要去学习《吴子兵法》，为什么吴起的兵法这么受欢迎，他是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结合了，兵书当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叫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就是讲的是辩证法，我们对内呢，我们要争取民心，要继承过去传统的讲仁德的思想；那么我们对外呢，你一定要发展我们强大的军队，发展武器装备，这二者结合，你才能在诸侯争霸当中立足。
魏文侯死后，儿子魏武侯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吴起很明白，对魏国来说，自己是个外人，新君初立的情况下，田文担任相国，的确是比自己更合适。但是田文死后，吴起依然没有当上相国，继任的是娶了公主的公叔痤，吴起耀眼的才华和显赫的功劳像芒刺一样，时刻刺痛新相国，让他寝食难安。公叔痤自知才能远远不足吴起，对吴起心存顾虑的公叔痤，设计令魏武侯对吴起生疑，使其不再信任吴起。在魏国无法立足的吴起，只好再次寻找新的舞台，楚国。
陈相灵：作为当时的人才流动是非常普遍的，你这个国家不用我，那么我到其他国家去，所以最后那么作为楚国，他也迫切需要发展，我们说当时吸纳人才，关键要有一个明君，那么作为楚悼王呢，需要变革，他通过很多的实践发现，楚国为什么发展总是一种滞后的现象，他需要改革，他需要变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吴起过去以后，那就是很自然的，就有了用武之地了。
陈晓枫，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制史专家，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有一个叫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的课题。在他看来，如果要探索这个课题，必须要回头去看，当时法家的所作所为，战国时期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壮大、国力富强，使得魏国在战国初年占据了霸主地位。各国国君也不再墨守成规，纷纷开始变法。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时，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都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陈晓枫认为，如果说，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变法，今天法学家们提出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战国时期法家们提出了万物皆有法式之后不断演变与完善而来。可以说它已经覆盖了全部社会，指向了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对象。
陈晓枫：法家是最晚出的，最早的是儒家，然后是道家，然后是墨家，后是法家，法家综括了各家之长。他们用法律来统一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以皇帝的任命权为中心，以核心权威的任命权为中心，设置分层级的官僚体制，上面有相，下面有大夫，然后有太守，然后有县令长，用行政方式来建立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这种做法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三万多枚简牍，其中两枚竹简的内容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一样，详细记载了年龄、姓名、相貌以及爵位。虽然它是秦始皇时期的记载文书，但是今天的考古发现证明，
秦国法律大多是集成魏国及其他诸侯国经验整合修订而成，所以我们可以确定战国时期的基本户籍制度的概况。战国时期，为了保障耕战的基础劳动力和兵源，不仅是魏国，其他各国也都在推行郡县制，从国到郡，郡下统县，县下设乡、里，由中央到地方，层层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控制着整个国家。户籍制度，就是这张蜘蛛网上粘性强大的蛛丝，牢牢的把百姓控制在君主手中。
邵蓓：户籍在春秋的时候，分给卿大夫，在卿大夫的采邑里住，那他属于卿大夫所有。而到了这个国家直接编制户籍制度，由地方官负责，由国家统一管理，实际上就是说，中央可以直接控制地方了，而且这个户籍制度本身和战国授田制联系起来，就是按照规定，一家一户百亩田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就是说把小农经济和土地通过国家的手段直接结合起来，然后国家就可以直接通过户籍制度来进行征兵征税，实际上就是实现一个国家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他叫周国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正率队在荆州东南5公里的楚国纪南故城遗址进行考古勘察工作。两千多年前的这里，矗立的是楚国的都城，当年吴起来到楚国后，就是在这里得到了楚悼王的支持进行变法的，为了配合荆州楚纪南故城大遗址保护区建设，勘探出整个城池的建筑规划，周国平和他的队员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将近五年。独特的地质条件和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区，让考古队的工作十分艰难。
周国平：整个纪南城，这个规模来讲就是十六平方公里，这个东西就算有四千多米，南北三千多米，整个大致规模。这规模在当时南方地区，全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都城，这样的都城，这样的规模，必须是它那个楚国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国力很强盛的时候，才能建造这么一个都城。
这里就是当年楚悼王时期的楚郢都所在地纪南城，高耸的城墙和雄伟的宫殿早已湮没，留给世人的只有那些深埋在地下的夯土，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前，吴起就是沿着这条路，走进了楚国的宫殿，只是他走的路比今天的周国平更为艰难。春秋时的楚国，地广人众，在五霸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是，吴起到来时的楚国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力一直萎靡不振，兵力虽多，战斗力却不强。公元前402年，楚国竟发生了盗杀国王的事件，惊魂未定的楚悼王继位后，连年遭到魏、赵、韩等国的进攻，不断丧师失地，楚悼王不得不用重礼贿赂秦国，在秦国的帮助下，才和魏、赵、韩讲和。但是，这时期掌握着楚国大多权力与财富的贵族，依然沉寂在漫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当中，轻便华美的漆器和精美的玉器，是这一时期楚国贵族们的最爱。
在这种国贫兵弱、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吴起的到来就像是上天送给楚悼王的礼物，楚悼王如获至宝。初到楚国吴起就被任命为宛守，一年后提升为令尹，主持楚国的变法。手握改革大权的吴起，首先对楚国官场进行大换血，凡是无能无用之官与不急官，没有用的虚官冗员一律淘汰，并削减留任官吏的禄秩，将节省下来的俸禄用来养选练之士。同时严禁官场不正之风，私门的请托一律不许，又禁止纵横家进行游说，防止他们口舌生事、破坏风气。对贵族，吴起更是毫不留情，剥夺他们世袭的特权，三代之后取消他们的爵位。当时楚国土地虽多，但是开发却不充分，于是吴起强迫贵族子弟迁往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开垦荒地，自食其力，这个举措也加速了楚国边远地区的开发。
陈晓枫：吴起这个人他是属于手段比较硬，然后手段比较硬，措施比较激烈这样的人，当然首先也是要，夺淫者之禄田，夺多余出来那些贵族，就是闲人的禄田，我们打个后世的比喻吧，八旗子弟的铁杆庄稼，把它拿了。夺淫食之禄田，然后广招天下之来士，广来天下之名士，这是跟李悝的举措是一样的。其次，他在政治制度上采取的问题就比李悝要更加强烈，就是三世没有军功就夺取爵位，你除非说我要打仗，你为国家所用，这是可以的，否则的话要夺去爵位。
吴起的改革，直中楚国的要害，也深刻触动了楚国世家大族的利益，众多的贵族对他衔恨在心，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当时，楚国的道家屈宜臼在吴起出行巡视时，就曾当面指责他的变法，改变了国家的传统和治国的常理，虽然反对者甚众，但楚悼王并不为所动，毫无保留的支持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内，楚国的政治面貌为之一变，经济状况状况得到改善，军事能力大大提高。
吴起在楚国的变革，这个变革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变革，他是要革谁的命呢，革贵族的命。我们说过去的贵族是可以世袭的，我现在要造就新的贵族，你不能世袭了，要把你的铁饭碗给你打破，谁来当新贵族呢，就是立了战功的人，用战功来代替旧的贵族，那么谁对他最怕呢，那就是旧贵族，又怕又恨，谁对他最欢迎呢，普通老百姓，我就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我的命运，但是很可惜，这个改革刚刚，楚悼王就去世了。
改革，让战国新晋诸侯国魏国一举称雄，也让日渐衰落的楚国再次屹立，但是在各国主持变法的法家因变法严重触动了旧贵族的势力，大多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公元前381年，吴起带兵攻打魏国，一直打到了黄河两岸，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楚悼王去世，吴起从前线匆匆赶回楚国国都奔丧，身为一个外来的士人，在楚国没有根基的吴起，一旦支持他的楚悼王去世，他立刻又回到了孤家寡人的状态。此时的都城，等待吴起的是怀恨在心的楚国旧贵族的疯狂报复。葬礼上，旧贵族们迫不及待地向吴起发起攻击，绝望中的吴起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旧贵族们乱箭齐发，射中了吴起，也射中了楚悼王的尸体。这是吴起在临死前已经为自己想好的报仇计划，按照楚国的法律规定，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也就是说，伤害君王尸体者，罪及三族，七十多家楚国贵族因此惨遭惨遭灭族。吴起一死，变法也随之夭折，楚国的旧势力重新抬头，军政大权始终掌握在贵族昭、景、屈三家之手，吏治也未得到真正改观，此后楚国的走向正如韩非所说，不用吴起而削乱。
邵蓓：这是国君要加强君权，需要有人变法，这些变法人物一般来说都是来自于这个士阶层的，在他的本国，并没有一个自己的根基跟自己的势力，完全是靠国军的支持来进行，那一旦这个国君去世了，国军不在了，因为他变法一个主要的是要打击世卿世禄制度，打击原来的宗室贵族的权利。所以，一旦他们这个国君不在了，这些宗室贵族必然要进行反扑。
就在吴起被害二十二年后，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和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后，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在不断完善各种法律制度的同时，也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型的思想及改革实践达到了列国变法运动的顶峰。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出土的名为《为吏之道》的秦代竹简，记载的是秦始皇时代的法律文书，在竹简后面，抄写为了两条发布于公元前252年的魏国法令，明确显示了秦国法律对魏国法律的继承和吸收。对于士兵的奖赏，秦国也从魏国的法律中吸收改造，规定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奴隶，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者则要削夺爵级。丰厚的赏赐，对于秦人而言极具诱惑力，在战场上努力杀敌，建功立业，秦国的军队，成为所向披靡的战斗机器。在厚赏军功的同时，秦国的法律对私斗的惩罚相当严重，当时的刑罚手段都多且残酷，其中仅死刑就有十多种，割鼻、砍脚、阉割，受刑者成为各种各样的残疾，所以秦人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更为严酷的是，秦国还实行什伍户口编制和连坐法，商鞅将居民按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各家之间要相互监督，有违法行为要互相告发，一家有罪，其余家庭全部连坐。正是这些法令为以后秦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但是，也让商鞅和吴起一样下场悲惨。秦孝公去世以后，的继位的秦惠王听信诬告，将商鞅车裂而死。
李学勤：凡是变法的人，他都是和传统相对立的，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叫变法呢，本来有法，它不是说没有法，他要把它变过来，变过来的话就是和一些原有的势力相对立，结果就造成有一定的结果，我想这也是必然，也是容易理解的，而是这种悲惨的结果，实际上是他个人，至于变法的一些成果，那在政治上有些还是保留下来了。
虽然不少法家因为改革而牺牲，但是经过他们主持的变革之后，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在各国也都得以确立。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可谓史无前例。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历经风雨，未尝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告别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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