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文学消失，世界将变得更为悲伤

“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VargasLlosa),

作家,

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

创作小说、剧本、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

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及从政。

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为表彰他“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人反抗的精致描写”,

2010年略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

上了年纪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住在马德里旧城区一栋上了年纪的公寓的顶层。自从那场众多周知的总统竞选落败之后，这位拉丁美洲最著名的作家就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并且选择马德里成为他最主要的居住城市。他自称是一名世界公民。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巴黎、伦敦、马德里或者纽约写就。在早年的一篇访问中,这位秘鲁最著名的人说,祖国让他感到焦虑,因此他必须在远离祖国的一个异国城市,才能打量清楚发生在拉丁美洲的事情。不过,他说,现在他每年仍然会回到秘鲁待上三个月。他紧盯着自己的国家。在这位世界主义者的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可能在伦敦、巴黎和东京漫游,但仍然会有一根无形的线将他们同利马(秘鲁首都)相联系。无论是在《凯尔特人之梦》,还是在《坏女孩的恶作剧》,或者更早的《天堂在另外一个街角》。这幢临街的公寓拥有两扇厚重的木门。居住者们通常都会从其中一扇木门上开出的小门进出。进入公寓后是一个狭长的大堂,高度远超于一般的住宅,抬头可以看到吊灯和椭圆形屋顶上的暗红色花纹壁纸。它们在当初修建时给人的感觉想必是极为富丽堂皇的。但是时间让这些富丽堂皇也变得有些黯淡。

公寓的电梯也非常古老。在电梯的内部和外部没有楼层按钮,只能依靠每个楼层的用户按上下键操作。等到电梯达到时,你可以拉住电梯门上的把手,像开关门一样打开电梯。缺乏耐心的访客则可以循着木质的楼梯走上去。

我去拜访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时,正是马德里夏季最炎热的时候。城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出去度假。在这幢四层楼高的公寓中,唯有略萨所在的楼层中窗户关闭,挂在窗外的空调机在转动着。作家的家中宽敞明亮。它让人想起厄内斯特·海明威那篇著名的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马德里夏季并不强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作家的书房和会客厅中。我们在略萨家中开阔的客厅摆好了摄影器材。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在我们的访问开始之前,作家在进行一场会议。而在那之后,他的太太则坐在那里翻看杂志,并时不时地拿起自己的iPhone手机—略萨说,他自己并不是那些正当红的社交媒体如Facebook和Twitter的用户,但他夫人是。

客厅的右侧是一个南北通透的开阔空间。作家将之隔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书房,书房外面是露台。另一个部分摆放着沙发,被布置成一个会客和轻松交谈的地方。他的家中随处可见的是艺术品和书。墙壁上挂着现代风格的绘画,同时四处还摆放着雕塑作品。

此前我曾经在北京见过一次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那是在2010年,他刚刚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访问中国。他在上海和北京各做了一个演讲,并且同一些中国作家会面。在建国门外大街中国社科院的一个礼堂内,略萨面对着他在中国的拥趸们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这位早年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来到了名义上现存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国家。

我并不认为略萨在演讲中提到的他早年在军事学校的生活(这段经历被他写在了《城市与狗》中)、他对秘鲁前军事独裁者奥德里亚时期的叙述(他的名作《酒吧长谈》描述的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以及他认为作家应该具有的道德责任会在在场的中国作家们中激起多大共鸣。对独裁和独裁者的描述是文学爆炸时期一批西班牙语作家的写作题材。其中至少包括了略萨的《酒吧长谈》和《公羊的节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但一名中国作家很难去直接做这种描述。那天在场的作家们,包括莫言、阎连科和刘震云,他们都必须和现实小心谨慎地保持一定距离,至少不能让政府感到冒犯。

在出发去见略萨之前,我重新开始阅读他的几乎所有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仍然能带给我很多愉悦,比如《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给一名青年小说家的信》,以及他最近的几本书《凯尔特人之梦》、《天堂在另外一个街角》和《坏女孩的恶作剧》。另一些每次拿起都会让我有陌生感,比如《酒吧长叹》和《世界末日之战》。我都不敢相信我曾经那么热衷于谈论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拉丁美洲作家们的作品和轶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他和马尔克斯的故事。他们曾经是要好的朋友,略萨甚至曾经出版过一本研究马尔克斯的书。后来这两位拉丁美洲的文学巨人却闹得不欢而散。后来,关于同马尔克斯的关系,几乎成为每位访问略萨的记者必然提及的问题。随着马尔克斯被传出已经患上老年痴呆而无法写作的新闻,就只有略萨一个人明白其中的原委了。在一次访问中,他说,如果他要写回忆录,他可能会将其写进去。

围绕着会议室长桌的响亮的西班牙语声开始散去。比我们约定的时间稍稍延迟一些,略萨走进了我等候在其中的会客室。尽管已经77岁,但他在文学界知名的英俊并没有受到年龄的太多影响,一头银发反而让他显得更有魅力。他满面笑容地上前握手,亲切地问我何时飞到马德里。在所有的作家中,略萨以对权力的描述和对现实的关切闻名。我们的谈话从他的作品开始。

Q&A

时间：2013年8月16日

地点：西班牙马德里

ESQ:您的上一部作品《凯尔特人之梦》和2003年的作品《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都选择了历史上一个被遗忘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主角。如爱尔兰独立运动领导者之一罗杰·凯斯门特和保罗·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为什么?请问您在选择历史上真实人物作为小说主角时,有什么原则吗?

略萨:关于这点,我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呃......我总是写那些我留有深刻印象的题材;但我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些题材让我如此印象深刻,另一些则不。无论如何,我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某些让我非常难忘的经验,或者是某个特殊的情境,或者是某种带有异同寻常的独特气质的人物。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题材在等待着我,它与我迎面撞上,它会触动我的某种思绪、某一条情感神经。我总是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东西,它们给予我一个原点。这些经验就是一个个原点,能让我展开幻想,能让我想象历史,让想象大量地介入历史。

ESQ:弗洛拉·特里斯坦和罗杰·凯门斯特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之外。

略萨:他们都是很勇敢的人,他们都敢于对抗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为的是保护某种在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或是某种道德价值,或是某种政治价值,或是某种艺术价值。这种价值让他们具有了精神力量,去对抗,去反抗主流,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受风险。这种人物总是让我着迷,让我好奇,所以在我的小说中经常出现这样的人物。

ESQ:您在选择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和真实人物作为小说描述对象时,会担心受到历史学家的指责吗?他们会不会说您虚构了历史?我记得《世界末日之战》出版之后有一些这样的批评声音。

略萨:不不,我才不关心这个呢,因为文学是一回事,历史是另一回事。作家可以在文学中到达历史学家到达不了的地方。凭借想象,凭借幻想,可以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这些人物,当他们成为小说人物后,就不再是历史人物了,他们成了文学人物。所以,尽管我会做很多研究调查的工作,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忠于历史,而是为了让自己熟悉这些人物所生活的世界,这样就能更加轻松地进行创作。我总是紧跟重大历史事件,但在它们之间我总是完全自由地去写作,哪怕历史学家们不肯给予我想象历史的自由。

ESQ:您和厄内斯特·海明威一样都曾做过记者。海明威曾说过,记者生涯会对一个小说家的写作生涯造成不好的影响。我想知道对您而言,记者生涯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略萨:我做了一辈子的新闻,我觉得对我来说,新闻工作是给我提供经验的丰富源泉,对我的写作事业非常有益。要是不做新闻,我很多的小说是写不出来的。正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我得以认识各色人物,亲身体验社会政治事件,这些事件给我提供了很多写作素材。

尽管在二者之间有很多差异,但我不觉得在新闻事业和文学事业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兼容性。也许新闻和文学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所使用的语言。新闻写作的语言必须是功能性的,这种语言从根本上说是用来传达一个讯息、一条信息或是一个观点的。而在文学中,语言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它创造环境,让某些情感得以在其中呼吸。它可以再现一些形象。与新闻语言相比,书写文学语言应当更加用心,更有创造性。

ESQ:请问您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略萨:不,我不喜欢重读自己的作品。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会发现瑕疵,我会萌生想要修改的念头,但现实是你已经改不了了。有时候我不得不重读自己的作品,是因为译者向我提出问题,为了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不得不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但是,一旦我完成书稿,改完几样草稿,我就不愿再去读了。

ESQ:在自己的作品中,您会希望哪一部或哪几部会被人们记住并且反复阅读?

略萨:哦,这就好比你问一个父亲最喜欢哪一个子女一样。真要我说的话,我还真没有偏好哪一部。呃......我的所有作品都成为了我个人体验的一部分,让我经历了某些特定的情感,所以我感觉自己与它们休戚与共。我们总是会对那些耗费了我们最多精力的作品怀有最亲切的回忆,不是吗?在我写过的小说中,最耗费我精力的大概有三部:《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以及《凯尔特人之梦》。它们各因不同的原因让我难以下笔,耗费我好多时间,所以非要让我选择的话,我就选这三部吧。

ESQ:您曾说过,自己更像是一个19世纪的作家,这让我印象深刻。为什么?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略萨:我对19世纪的小说怀有相当大的敬意。我认为，这一时期是小说的辉煌时代，因为那个时代的作家雄心勃勃：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福拜楼，他们不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怀有巨大雄心的作家，创作了好多部经典传奇。另外，19世纪也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高雅文学同时成为大众文学，高雅文学达到了大众的手中。这些作家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创作出严肃的、别具一格的、充满雄心的作品。而且这些作品同时能让很广大的民众得以接受。我认为，这是文学的一个特别受宠的时代，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ESQ:那在一个文学不是特别受宠的时代,您会关心自己小说的销量吗?

略萨:当然,我是在乎的,哈哈。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为更广泛的群体所阅读,读者当然是越多越好。不过,我写作的时候并不为这种念头所纠缠,呃,我写作的时候要耗费大量的精力,我非常专注于自己正在创作的东西,至于写出来之后作品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我在写作时并不太关心。

ESQ:您刚刚提到,19世纪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而且这样的时代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为什么呢?

略萨: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因素、社会因素也有文学因素。那个时候的社会能激发出充满雄心的作品。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人有一种需要,想给那个经历着巨大变化的世界理出头绪。这样的时代对于小说是最好的时代,当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现实充满不安全感,那就需要有人给他们提供一个清晰的、条理分明的视角,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它们是怎样发生的。这些经验和视角就藏在那些伟大小说的后面。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这样的作家就能展现一个有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能读到行为、动机、事件的结果。这是一个正在过渡的、经历巨大变化的世界,过去已成往昔,未来则迷茫不明。我认为对文学来说,特别是对小说来说,那样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ESQ:那么现在,电影是不是会取代小说,满足人们想要对变化的世界理出头绪、为大众提供观察世界的视角和经验的需要?

略萨:我认为,与小说相比,电影起这种作用的方式是更加肤浅的、更为转瞬即逝的。电影是由图像构成的,图像是惹人注目的,逼真的,但同时也是转瞬即逝的。而文字可以生成观念,可以生成理性,在受众的心目中停留的时间更为持久,留下的印迹更为深刻。所以我认为,电影更接近于娱乐,而非思考;而文学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更为有效的促人思考、揭示现实中不易察觉之处的工具。所以,除了少数例外,电影只是转瞬即逝的娱乐。

ESQ:但是也有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它们也难以摆脱“转瞬即逝的娱乐”这种命运吗?

略萨:这个要看情况了。呃......我曾经听一个导演说过—他也是我非常敬仰的电影人,他就是布努埃尔,在我跟他的唯一一次谈话中,他说,他只会把写得糟糕的小说改编成电影,他从来不敢把经典小说改编成电影。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一部小说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广阔的世界,容不进电影的格式中。当然也有例外,但只是例外而已。

一般情况下,伟大小说的电影版总是显得滑稽可笑,显得贫乏,因为删去了很多东西,以至于在很深的程度上偏离了原来的模样。如果要我举出一些例外:奥森·威尔斯改编自卡夫卡的《审判》,这部电影作品太棒了,是大师级的;意大利导演维斯孔蒂的《豹》(Gattopardo)也是一部佳作。但总的说来,很少有电影改编作品能把经典小说原作的丰富性、深入性和复杂性传达出来。

ESQ:有一些作家,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持排斥和否定的态度。您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样的?

略萨:我不会拒绝这么做。不过,我曾经亲自做过一次这样的事情,结果非常糟糕(注:略萨曾经将他很受欢迎的小说《潘上尉与劳军女郎》改变成电影),所以我再也不会亲身参与将我本人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工作了。不过,我还是允许别人将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我并不干涉。呃,我认为电影是另一种语言,电影靠图像说话,而小说则靠文字说话。我宁愿给一部电影写片尾题词。改编的工作就算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唯一一次改编自己的小说结果非常糟糕,所以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嘿嘿。

ESQ:一位年轻作家曾征求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建议,结果菲利普·罗斯建议他放弃写作,因为小说写作在今天显得格外艰难。我知道您曾经出版过一本《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给青年作家传授经验。但如果是今天,您会给一个青年小说家什么建议呢?

略萨:我会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有禀赋,如果你们喜欢写作,那么文学创作总归是一项很美好的、非常有益的活动。这项活动需要投入很多精力,需要很多的训练,而在这项活动中你所取得的回报,在于写作本身。写作是耗费我很多精力的,我经常遇到困难,但同时写作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我也认为,文学能大大地丰富人的生活,不仅能在阅读过程中带来愉悦,更能在语言上和世界观上丰富一个人,特别是能发展一个人的批判精神。我认为,好的文学总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很糟糕,但可以变得比它现在的样子更好。这很好。这不正是国家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吗?

ESQ:下面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文学是否会消亡,小说是否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艺术?

略萨: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文学已然消失的世界里。我不认为文学会消失,我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文学的受众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就像最初的时候那样,没什么人读书。但也许它会在另一个意义上得到补偿:到那时,文学会更为纯粹,更有深度。

我认为,文学总能给人带来某种特殊的东西,它不能为电影和电视所取代。我希望文学不会在未来消失。如果文学消失,世界将变得更为悲伤,人们在精神上会更为贫乏,会更加地安于现状。

ESQ:从年轻时开始写作到现在,您对写作的理解与情感是否有什么变化?

略萨:我觉得从根本上说还是一样的。每本书的写作过程还是一样的,困难还是巨大的,开始每一部新作品时的兴奋、期待也没有变。也许改变的是我的阅历。我年纪更大了,与年轻时相比,我对世界的看法也许更为细腻了,也更为成熟了。但是,写作对我意味着的激情和冒险,在这些年里一点也没有变。

ESQ:您曾论述过包括大仲马、萨特、雨果、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在内的作家对自己的影响,请问您现在还会重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吗?

略萨:有一些确实还会重读,至于另一些,我的想法已经变了。小说的话,我年轻时喜欢的小说,现在还是喜欢;关于杂文,关于思想著作,我的想法变化很大。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受萨特的影响很大。这位思想家给我留下很深的人生印记。他的文学观念、政治观念、他关于文学与历史之关系的看法,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渐渐与原来的道路拉开距离,对萨特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有一些事情我还是同意他的看法,但在其他更多的事情上就不是这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确实变化很大。

而在纯文学的品味方面,我更为坚定,不像在杂文、哲学的阅读方面变化那么大。有些时候,我也重读曾经看过的、至今仍然喜欢的书。比如我曾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重读《堂吉诃德》,我还重读过一本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书,这本书讲的故事恰恰就发生在中国: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境遇》,描述了在上海发生的一场革命。我觉得这本小说非常棒,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重读过很多次。我还重读过很多次福楼拜,他的书比如《包法利夫人》,比如《情感教育》都是我的床头书。

ESQ:您是社交网络如Facebook和Twitter的用户吗?

您对它们的影响是如何看待的?略萨:我不用这些。我太太倒是用的,这方面她是专家,而我从来不用,哈哈。我也没有账号。我认为,人们在这些小小的玩物身上浪费了太多时间,人们不再交谈了,整天都在玩这些。我的小孙女就整天玩这些。这让我有一种恐惧,我觉得人们正在失去交谈的能力。

有一回我在纽约,在一家饭店里一个人吃午饭,当时我正前方就坐着一对情侣,他们一顿饭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交流,各自守着自己的那台小机器,他们是和各自的小机器一起吃午饭。这让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这预示着一个未来的充斥着僵尸、机器人的世界,所以我对这些机器一直怀有戒心。

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它们还是很有用的。它们能提供资讯,能让人们更加频繁的沟通。我也认为视听媒体的巨大进步使得审查制度越来越不可能,今天已经很难建立一套有效的审查制度了。这确实是积极的一面。但我认为,人们浪费在玩这些机器上的时间实在多得吓人,人们因此失去了交谈、对话的美好禀赋。

ESQ:一些小说家会将Twitter的形式引入自己的小说写作,作为一种创作形式的革新,比如詹妮弗·伊根的《恶棍来访》。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这些碎片化的社交网络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吗?

略萨:我觉得一部小说可以使用所有的经验。材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这些材料变成什么,如果小说家有才华,有能力把这些材料变成好的文学,这不是很好吗?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些社交媒体所创造的文化中,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只要他们不会因此放弃阅读。如果他们放弃阅读,转而看这些机器屏幕,那么我觉得人类的未来是非常危险的,会充满不安。因为我认为阅读,特别是阅读好的文学在很多方面是很重要的,至少可以让人保持社会性。如果失去了社会性,每一个个人都变成机器人,各自携带着为他们思考的机器,那我觉得人类的未来是很恐怖的,会像科幻电影所展示的那样,而且不单是像科幻片,会更像恐怖片。

ESQ:一个您可能被问过很多遍的问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略萨:当然,生活确实改变很多。因为诺贝尔奖意味着巨大的广告效应,这会带来许多推不掉的事情,好大的压力,不得不去出席书展,参加新书推介会,很多报纸杂志的采访,受邀去往各个大学。压力很大。所以我不得不去争取捍卫专属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时间。我不是在抱怨,我还是很感谢诺贝尔奖的。但诺奖不仅是诺奖,还意味着许多不得不为之的事情,意味着失去很多自由。

ESQ:您在2010年获奖时,大家开玩笑说书店工作人员纷纷松了一口气:终于有一个获奖作家是我们知道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选择标准上,这几年瑞典皇家学院面对着不少质疑。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略萨:很难知道瑞典皇家学院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标准。他们很谨慎,什么也不说,五十年后才会公开会议记录,很难知道他们内部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他们很多时候还是正确的,把奖颁给了确实伟大的作家。当然同样也经常犯错,有很多作家应该获奖却没有获奖,比如在西班牙语世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没有获奖就是个巨大的遗憾。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不管怎么说,他应该获诺贝尔奖。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你知道当时是在哪些人之间展开竞争的吗?获奖的是个法国作家,叫苏利·普吕多姆,今天已经没人读他的书了,而落选的那一位你知道是谁吗?是托尔斯泰,哈哈,是托尔斯泰呀!你看,瑞典皇家学院有时候也会犯错,哈哈。

ESQ: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卡夫卡、博尔赫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现在,如果让您来选择,您会选择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哪个错失的作家?如果只有一个名额呢?

略萨:在未曾获奖的作家中,我肯定会把奖颁给博尔赫斯和卡夫卡,还有普鲁斯特,还有乔伊斯,他们也没拿奖。但确实有实至名归的,比如福克纳,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获诺奖是他应得的。有时候,要认识一部作品的重要性,确实需要有前瞻性,对不对?但我认为现代作家中最大的遗憾还是博尔赫斯,他真的应该拿奖。我想到我拿诺奖而他没有拿,就很惭愧,哈哈。

ESQ:博尔赫斯没有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这是因为博尔赫斯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有过一次会面,给人印象他是皮诺切特的独裁的支持者。因此,一个作家应该和政治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

略萨:我认为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领域。文学从所有的人类经验中汲取养料,而政治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供经验的源泉,不是吗?特别是当政治成为一个喷吐问题的源泉时,文学也就浸染上了好多政治话题。比如说,在独裁统治的国家,文学通常表现为一种抗争的文学,记录由独裁统治造成的所有社会问题;而在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文学的政治色彩会淡化许多,因为在这些国家,政治自然是有自己的渠道的,报纸、议会都可提供发表言论的空间,所以文学表现得更为......怎么说呢,更为超然吧。但在那些存在严重政治问题的国家,文学是很难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的,对吧?

ESQ:那么一个生活在集权国家的作家,应该和政权保持怎样的关系?在流亡和彻底妥协之间有中间地带吗?

略萨:作家应当尽可能地保持独立,不是吗?呃,当然这要看是什么样的独裁了。有一些独裁政府希望本国的文学成为一种宣传性的文学,于是作家们就经常会被收买,被授予丰厚的俸禄和特权,付出的代价则是失去自由,沦为宣传员。那些不屑于参加这个游戏的作家就受歧视,被边缘化,有些时候还受迫害。

还有些独裁,比如拉丁美洲曾有过的独裁,政治被掌握在一群文盲手中,那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学是什么东西。于是,很奇怪的,政府对那些作家不闻不问,于是,文学成了唯一的反映问题、发表批评的媒介,这就是拉丁美洲的情况。在很多年里,文学是唯一可以自由谈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媒介,因为报纸都遭到审查,被严格控制,而独裁者们是不管书籍的,于是书籍有了生存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书籍具有了政治功能,这就是拉丁美洲一度曾有的状况。

ESQ: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

略萨:是的是的,我在北京认识了莫言,我们有过一次会面,那次讨论非常有趣,当时也有其他的中国作家在场。

ESQ:他的得奖引发了同样的批评。批评者认为他同政治走得过近,或者没有履行您提到的诺奖得主的义务,为一些价值观和一些人辩护。莫言自己则争辩说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

略萨:哦,我只是读到过这样的批评。我只读过莫言的两本书,我不觉得这两本书属于为政府说话的那种,我不觉得它们是宣传性的作品。总之,我没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所以我不能对这样的批评做出评判。我对莫言的作品没有足够的了解,不能判断这些批评是否公正。

ESQ:一个假设的问题:在那些已故的作家中,您最希望能够跟谁交流?您会问他什么问题?

略萨:有时候,与其亲自认识作家本人,不如去读他的作品,呵呵。如果说有哪位作家我很想认识的话,那就是塞万提斯。塞万提斯非常特别,他的一生都充满悲剧,他曾经被捕入狱,曾经做了摩尔人的俘虏,在阿尔及利亚被囚禁了五年,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女儿的关系都是悲剧,他从来没有得到承认。但是,虽然他的人生如此悲惨,有那么多挫败,他没有变成一个苦闷的、充满仇恨的人,他的作品,特别是《堂吉诃德》,塑造了那么慷慨大义、那么乐观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伟大的东西,一种高贵的精神,他不是合乎常规的作家,对我来说,他的人生和他的作品一样重要,我很想认识他,呵呵。

ESQ:您如何看待自己和秘鲁的关系?

略萨:我现在还是很关心秘鲁,对那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感兴趣。我还是紧跟秘鲁时事的。我每年都会在秘鲁呆上差不多三个月,一般都是在夏天:一月、二月和三月,所以我对秘鲁发生的事情还是很了解的。我也很高兴地看到,这几年秘鲁正在经历一个良好的时期,民主体制运转得还算可以,经济也在增长。顺便说一句,今天在秘鲁有非常多的来自中国的投资。所以说,秘鲁正在经历一个相当积极的时代,我希望这样的势头可以持续。同时,我在欧洲不会感到自己是外国人,我很喜欢欧洲,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在这里有在家的感觉。呃,我一直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世界公民,事实上我已经是一个世界公民了,我为此很高兴,我总是反对国界的存在,呵呵。

ESQ:您曾经说过,身在秘鲁会让您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无法写作,现在仍然是这样吗?

略萨:当然,在我自己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总是让我感触更深,我在秘鲁会感觉到非常紧张,为意外发生的事件感到紧张。同时,在秘鲁我不像在别处那么自由,对吧?上街时能不被人认出来,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尽管对于有的人来说正好相反。能被人认出来,意味着失去很多自由,这也是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愿呆在秘鲁的原因之一。

ESQ:您的小说中描述过很多欧洲文明的影响。但这是一个美国文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您如何看待美国文明?它对您有影响吗?

略萨:我想是的,有许多美国作家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被冠以“迷惘的一代”称号的那些作家,福克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小说是最现代的小说,这些作家给我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福克纳,对我影响巨大,他促使我去发现小说中写作技巧、形式和结构的重要性。我还记得,他是第一个让我带着铅笔和纸去阅读的作家。我一心要发掘出他的作品结构的奥秘。我觉得美国作家们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那一代拉美作家,福克纳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ESQ:您刚刚提到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世界公民。但是在《凯尔特人之梦》中,罗杰·凯门斯特可是个民族主义者。您怎么看待民族主义?

略萨:他是一个伟大的反殖民主义斗士。他是第一批揭发殖民主义罪行的欧洲人之一。在那个时代,有一种神话的视角笼罩着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被塑造成一个慷慨的、为落后地区带来现代化和真正的宗教、终结非洲原始社会的运动。他是率先揭露这些谎言的欧洲人之一:殖民主义摧毁了当地的社会,带来了对当地人的剥削,让他们遭受可怕的暴力。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让他成为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那个时候,爱尔兰是英国的殖民地,反殖民主义斗争是积极的斗争。当然,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民族主义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使得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一面。后来,民族主义成了某种危险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民族主义确实意味着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对吧?

ESQ:是这样。接下来我们要拍一些照片,还要占用您一些时间。

略萨:好的,非常感谢......我有个孙女,现在14岁了,几年前学过中文,普通话,是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学的,她曾在暑假去过中国,参加交流,练习中文,她很喜欢中国......现在秘鲁可有很多中国人呢......我很多年前去过中国,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真是难以置信,北京、上海......

编辑/蒋明倬 采访/杨羽 译/张伟劼

摄影/秦铭延 特别感谢/彭伦、叶培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