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载自The Huffington Post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粉屯邮报”(HuffPostCN)。
作者:特拉维斯·沃尔德伦、埃德加·马西埃
8月2日,里约奥运村旁的奥都德罗莫贫民窟中最后一栋幸存的房屋被拆除。
Ricardo Moraes/Reuters
七年前,奥都德罗莫贫民窟(Vila Autódromo)还只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贾卡瑞帕瓜泻湖(Jacarepagua Lagoon)旁的一个宁静的小渔村,紧挨着一个赛车跑道(Autódromo),这也是它名字的来源。就像里约城中星罗密布的其它数百个贫民窟那样,奥都德罗莫贫民窟长期以来被当地政府所忽视。与仅仅一湖之隔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富人区相比,奥都德罗莫贫民窟几乎没有任何被富人区视作“必备”的基础服务设施。但是,对居住在此的600多个家庭来说,这里就是家园。
在奥都德罗莫贫民窟居住了超过20年的路易斯·克劳迪奥·席尔瓦(Luiz Cláudio Silva)说:“这里曾经是个天堂,我曾认为我会在这里度过余生。”
在国际奥委会于2009年宣布里约热内卢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后,奥都德罗莫贫民窟中仅仅只有20个家庭成功保留了下来,他们也将在里约奥运会后继续生活在那里。这个距离里约奥运村不足一英里的社区被市政府强行拆除,为新建的连接奥运场馆的高速公路腾出位置。
RICARDO MORAES/REUTERS
巴西当地和全世界的媒体长期以来都在关注这些家庭的困境。他们持续报道着里约相关官员的承诺,即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居民有权在奥运会进行的期间继续住在那里。那些官员同时也会说,奥运会给周边地区带来的只有积极的影响,能够改善附近社区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媒体也揭露了政客们是如何违背了这些承诺:市政府是如何强迫奥都德罗莫的居民离开他们的家园,警察是怎样严厉打击抗议强制搬迁的居民们,推土机是怎样无情地把一些人的房子推倒铲平,就像席尔瓦的家那样——今年3月,他亲眼看到自己为妻子建的房子变成废墟。
就在本届奥运会开幕之前,《河粉屯邮报》巴西版的记者亲自走访了奥都德罗莫贫民窟,见证了当地百姓残存的旧居,与面临动迁的几位主人公对话,带回了下面这支纪录短片,欢迎点击观看:
当里约奥运会落幕之后,不出意外的是大批记者会就此离去,国际媒体也会渐渐遗忘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居民们。他们的背井离乡、流离失所都将成为璀璨奥运盛会的悲剧注脚。全世界都将把目光转移到下一个即将主办奥运会的城市,去热烈讨论那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奥都德罗莫贫民窟惨遭拆毁的最终命运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根据总部在瑞士的住房权利及反驱逐中心(Centre on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s)于2008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总共6届夏季奥运会期间,就有超过200万人被强行驱逐或被迫重新安置。其中,北京奥运会所涉及的就超过100万人。根据里约当地的权益团体估计,因里约奥运会而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居民人数大约在7万人到9万人之间。
虽然东道国政府常常试图掩盖真正因为“奥运会”而被重新安置的居民的具体数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大规模重新安置贫困的城市居民是现代奥运会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每一届奥运会都会必然发生的,并不是偶尔发生的孤立事件。
在过去的20年中,奥运会已经逐渐由单纯的体育盛会转变成主办国家和主办城市进行城市改造升级的载体。东道主常常为奥运场馆建设和其它配套项目的建设砸下数亿美元(如果不是数十亿的话),他们希望这些花重金去建设的项目能够给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带来长久的、积极的使用价值和影响。包括里约热内卢在内,政客们往往会兴奋地表示这些巨额投资能够给“整个”城市带来提升,“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
然而事实上,奥运会的主要受益者是当地及国际上那些承建奥运会相关项目的开发商和东道主城市的富人们。穷人们则被无情地淘汰出局。
苏黎世大学城市地理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加夫尼(Christopher Gaffney)表示:“大量的贫民失去家园并不应该沦为奥运会的副产品。”加夫尼曾在2009年到2014年间在里约热内卢做访问教授和研究员,当时整个里约城正在进行奥运会的建设准备工作。自那时起,他就成了奥运会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
他说:“这就是奥运会所带来的后果。”
二十年过去了,在最近一个主办过奥运会的美国城市亚特兰大,这种伤害仍然随处可见。
图中这栋楼,是“铁克伍家园”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之前全市最大的公屋计划里目前幸存的唯一建筑。
Travis Waldron/HuffPost
亚特兰大市中心以北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笨重、空无一人的军营式公寓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它白色的格子窗在灿烂的夏日阳光下依然闪耀,但是入口则被漆成树木绿色的胶合板所覆盖。树枝和无人修剪的灌木覆盖住了后院的围墙,曾经被用来支撑晾衣绳的木桩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干枯。
虽然乍一看上去铁克伍家园旧址(Techwood Homes Historic District)并不像是个美国登记在册的《国家历史建筑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保护建筑,但是在193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大约有5万人聚集在这里,聆听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郑重宣布:“铁克伍家园”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受到联邦补贴的公共住房项目。
这个现在被称作“铁克伍家园旧址”的公寓楼是整个公共住房项目中22幢相同建筑里唯一一栋保存至今的。为了1996年奥运会的相关建设,亚特兰大市政府几乎拆除了铁克伍家园和邻近的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Clark Howell complex)的全部建筑。住房权利及反驱逐中心的报告显示,这次的拆除行动迫使超过4000人离开家园,重新安置。
当年,就算是亚特兰大申奥代表团里最乐观的组织者都未曾想到这个城市能获得奥运会的主办权。1996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100周年,传统的看法自然是应当由雅典来主办百年奥运会(Centennial Games),毕竟古典奥运会就诞生在那里。雅典在1896年主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大家都预测雅典将在那次的招标中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到主办权。但是,国际奥委会在1990年9月做出了奥林匹克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决定之一:选择亚特兰大成为199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亚特兰大在得知结果后,迅速开始了1996年奥运会的准备工作,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很不幸地成为了筹备项目中的几个工作重心之一。亚特兰大的奥运计划包括在市中心附近新建一个庞大的公园以及在佐治亚理工学院附近新建运动员村,这些公寓可以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改建成学生公寓。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坐落在亚特兰大的黄金地段:南面是规划中的新公园,北面是佐治亚理工学院,西面则是可口可乐的全球总部。更重要的是,这个区域居高不下的贫困率和犯罪率极大地增强了当地重建该区的决心。
虽然这两个大型住宅区早就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头号目标,但是以往所有试图把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夷为平地的尝试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原因不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意愿就是难以开展居民的安置工作。然而,在亚特兰大成功获得了奥运会的主办权后,意欲在成千上万的外国运动员、游客和外国政要面前展示城市最美一面的强烈愿望最终帮助市政府砸下了拆迁行动的第一锤。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城市规划教授拉里·基廷(Larry Keating)长期研究1996年奥运会对亚特兰大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他说:“奥运会成为了拆迁行动的完美借口。我认为如果没有奥运会,他们仅凭自身的政治效力绝对不可能成功推进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大规模拆迁和重建计划。”
在亚特兰大获得主办权的几个月后,当地的城市住房管理官员便出现在了租户会议上,并承诺“有了好消息”,尽管两个居住区的居民都满腹疑虑,因为这个城市已经遗忘他们多年。
但随着奥运会的即将到来,官员们似乎突然开始关心他们了起来。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居民们最新的重建计划将会大大地提升居民们的居住环境。这些承诺成功说服了当地居民开始和开发商还有住房管理官员一起合作,共同制定一个让现有居民、开发商、当地官员和联邦住房管理官员都满意的计划。而联邦住房管理部门则会提高重建项目所需要的资金预算。
最初的提案并没有明确写出要在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拆除多少栋房屋,只是说要升级改建那些年久失修的建筑。后续草案则提出建议要求对整个居住区进行重建,但是仍然只是提到会替换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公共房屋单元,并且允许大部分居民继续生活在那里。
整个规划过程被拖了近5年的时间,亚特兰大市政府和房屋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士都已经换了人。新的联邦法律废除了之前“如果市政府拆除了多少公共房屋,就必须在别处另建相同数量的公共房屋”的条文。不出所料,最终版的重建计划决定拆除两个居民区内全部的公屋单元。
这个发布于1995年3月的最终计划,将会使用约400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来拆除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共1100栋的房屋,并在原址重建一个拥有900户家庭的混合收入大型居住区。其中的40%,也就是360户将被用来作为公共住房。还有40%将被以市场价格出租,剩下的180户将被用作“经济适用房”,符合租用条件的中低收入居民将会获得联邦税收抵免补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批准了这个计划。
在拆迁行动正式开始的时候,整个居民区几乎空无一人。然而在亚特兰大获得奥运主办权的前一年1989年,铁克伍家园的入住率要超过90%。大多数居民都是在5年的计划争执期间离去,因为他们担心最终还是不得不走。在1993年4月,两个居民区的入住率下降到了50%以下。根据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哈维·K·纽曼(Harvey K. Newman)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铁克伍家园拆迁的报告,在1993年10月,该区域约有77%的房屋无人居住。
即使是在今天,亚特兰大的房屋管理官员仍然将此事美化成是当地居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而主动离去,并且强行辩解是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居民自己投票批准的拆迁计划。然而,当地居民的大规模迁出行为与在奥运会前较为稳定的居住人口数量相比是极为反常的。根据基廷教授的研究,在1990年,当地居民的平均居住年数是8年,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在那里居住超过了11年。
诚然,的确有一些居民属于主动迁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他的人都是被那个更改过无数遍的计划所带来的漫长而又复杂的处理过程拖垮,这导致居民们完全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继续生活在那里。
纽曼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写道,亚特兰大的城市住房管理部门也曾经协同将居民赶出他们的家。他们自行修改规定,以方便用“轻度地违反租约”为由将居民驱逐出去。长期研究亚特兰大奥运会对当地住房造成影响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劳伦斯·维尔(Lawrence Vale)表示,当地官员还通过伪造调查结果,来造成大部分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居民希望主动迁出的假象。例如,当时一个伪造的调查显示,有超过51%的居民表示他们希望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搬迁到其它地方居住。然而,维尔教授说,那个调查真正显示的是,这51%的居民认为他们“迫不得已必须离开”。
维尔教授和基廷教授同时表示,居民的蜂拥离去加剧了该地区的许多问题。大面积的空置房屋导致了犯罪率的快速上升,也更加证实了居民“渴望离开”的结论。这让整个地区成为越来越多政客的目标,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政绩工程。
基廷说:“那里曾经可是一个肥缺。”
当1996年奥运会开始的时候,整个拆迁计划全部完工,只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这栋建筑,孤独地坐落在“铁克伍家园旧址”的指示牌后。是《国家历史建筑名录》将其登录在册才把它勉强保存了下来。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在1935年为铁克伍家园致辞。当它在次年投入使用后,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受到联邦补贴的公共住房项目。
Bettmann/Getty Images
那个后来最终替换了铁克伍家园的建筑群叫做“百年奥运广场公寓”(Centennial Place Apartments),它比铁克伍家园要显眼得多。这个区域的街道网格已经恢复到了铁克伍家园落成前的格局,使得整个街区更加安全、更适合步行和更具吸引力。
从表面上看,城市住房管理官员似乎成功完成了他们振兴这个街区的目标,并帮助人们摆脱了奥运会前的衰败。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一点,对于有些人来说,奥运让他们的生活更糟了。
尽管之前政府承诺该项目能有效地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依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居民在奥运会结束后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家。当1990年亚特兰大赢得奥运主办权的时候,有大约900个家庭居住在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然而根据基廷教授的报告,到2000年百年广场公寓完全满客的时候,900多户人家中只剩78户,也就是7%的老居民得以继续住在这里。
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资料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90年代初,美国国会发布了一项名为“希望六号”(HOPE VI)的动议,旨在振兴美国的公共住宅社区。1998年,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的部长曾发布报告,表示该动议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让住房的硬件设施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对公共房屋居民的生活质量加以关注。
对于亚特兰大的情况,该部长写道:“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硬件得到了极大提升。但是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极其微小。”
当住房及城市发展部在3年后重新审视亚特兰大案例的时候,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情况比其它拥有同类项目,但没有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还要糟糕。60%的百年奥运广场公寓新建单元未被归入公共住房,这个比例是其它城市案例的两倍还多。15个用于和亚特兰大比较的案例中,有5个迎回了超过一半的原住户,而亚特兰大的这个案例只迎回了9%的住户。尽管这个数据比基廷的结论稍微高了一些,但依然要比其它城市案例的比例要低。
亚特兰大曾给搬迁的居民承诺,他们将获得其它地方的公共廉租住房,或者会被补贴他们支付新家的部分租金。 然而另一份研究报告却显示,亚特兰大是否真的兑现了这些承诺值得怀疑。这份上文提到的纽曼教授的报告中说:“1990年住在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居民中,有超过一半在没有任何获得帮助的情况下迁走,政府也没有进行任何后续的追踪。”
尽管如此,一些最终留在铁克伍家园的居民仍然认可了奥运带来的改变。1996年之前担任铁克伍家园租户协会主席的安德鲁·克劳德乔丹(Andrell Crowder-Jordan)在奥运会后获得了百年奥运广场公寓的新家——一套足够她家使用的四房两卫的公寓。
克劳德乔丹说:“奥运确实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了。我遇到过很多的居民,他们现在依然生活得很好。”
但是那些处境糟糕、没有获得新房子或者援助的人过得如何呢?外界很难知道他们的近况。纽曼教授表示,奥运结束的5年后,这些离开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居民去向已经“很难被追踪”。这也导致他难以评估到底有多少居民真正受益于奥运的动迁。
在奥运旋风扫过铁克伍家园的20年后,依然有很多人的去向无人知晓。不管是通过公共廉租住房登记还是租房援助的渠道,都无法找到他们。
今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亚特兰大流浪汉救助工作组(Metro Atlanta Task Force for the Homeless)的执行主管阿妮塔·比蒂(Anita Beaty)曾试图通过翻找她的旧通讯录来寻找曾经居住在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旧邻居们。然而结果是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这些居民的去向不明。比蒂说:“这种门面工程本可以变成以更好的方式来造福亚特兰大当地的居民。贫民聚集区确实有很多问题,但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不是直接将贫民区抹去然后两手一摊,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同时,甚至有些后来成功回到老家的人都意识到有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铁克伍家园租户协会的前主席玛吉·史密斯(Margie Smith)在2006年对《佐治亚潮流》杂志(Georgia Trend)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建成的百年奥运广场公寓的看法。她说:“现在的住房条件确实更好了,但原来的社区邻里关系更好。之前邻里的每一个人都彼此认识并互相照顾。比如说如果琼斯太太病了,就会有人照顾她。可是如果琼斯太太因为建造百年奥运广场公寓搬去了别的地方,她就没法和邻居再联系了,而其他人等来的很可能就是她的死讯。因为动迁,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她说:“我们老邻居中的很多人都离开了。对我来说,住进新家确实收获了很多好处,但我觉得我们失去的远远超过我们得到的那些所谓的好处。”
但是,在1994年到2013年间担任亚特兰大房屋委员会主任的芮内·格洛弗(Renee Glover)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表示:“总体来说,之前住在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居住区的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格洛弗说自己从1994年开始就住在那儿,所有符合补偿标准的人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住房补贴。她指出,铁克伍家园后来建造了一个新的学校,还设立了一个咨询项目用以帮助居民。来自佐治亚理工大学的教授托马斯·波士顿(Thomas D. Boston)后来也发现孩子们在新造的学校里的表现的确比他们过去在旧学校里的要好。
格洛弗还认为现在再来批评亚特兰大对待铁克伍家园和克拉克·豪威尔这两个社区的做法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她说:“当人们生活在危险恐惧和破败的房子里,周边充斥着暴力犯罪,孩子没办法上学,家庭随时会分崩离析,没有人会关心这里的人们过得好不好。然而当大家开始努力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指手画脚了。这真的让人很无奈。”
格洛弗说:“这些批评的声音在那些家庭被拆散的时候怎么就没出来帮一把呢?不破不立,这些社区的改变总得是从一个突破口开始的。”
2015年,里约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居民在上街抗议家园被毁时,与警方发生冲突。
Sergio Moraes/Reuters
历史上确实曾经有过让当地居民能够完全享受奥运所带来的住房福利的案例,但事实是,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光彩的奥运背后,往往伴随着一些民众的眼泪。究其原因,是因为举办奥运往往会带来拆迁,而拆迁的头号目标一般都是低收入家庭聚集的贫民区。当贫民区被推平,新的公寓取而代之的时候,入住的往往是少数高收入的人群。
到了2004年,也就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的8年后,百年奥运广场公寓非公共廉租住房部分的市场租金视具体房型不同上涨了42到72个百分点。而从1999年到2000年的一年间,铁克伍家园住户的收入中位数暴涨了174%,涨幅是全亚特兰大的10倍。而百年奥运广场公寓作为保障性公共住房的部分,哪怕相比市场价已经便宜了不少,对于铁克伍和克拉克·豪威尔当地的居民来说依然是天价。
佐治亚州立大学的教授迪尔·德奥克利(Deirdre Oakley)在研究了后奥运时期亚特兰大的房价后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的人对于‘负担得起’有着不同的概念。对于曾经生活在公共住房里的那些居民来说,新的房子显然不是他们所负担得起的。”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2012年奥运会的举办地伦敦。伦敦奥组委曾许下承诺:新建的住房将会是奥运留给伦敦的一笔宝贵财富。
奥运会的大部分比赛集中在东伦敦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和纽汉(Newham)这两个急需新建住房的工业区。伦敦和很多其它的奥运举办城市一样,也拆除了大量的贫民区。其中包括位于斯特拉特福德的粘土巷(Clays Lane),那里在奥运会之前聚居了大约400位居民。当时伦敦奥组委曾经承诺,一半的新建住房将会向原来的居民开放认购,并会是以一个他们“负担得起”的价格。
然而事实是奥运会后,斯特拉特福德和纽汉的房价一路飞涨。斯特拉特福德的房价从2005年,也就是伦敦拿下奥运举办权的那一年开始到今年年初,房价飙升了71%,远远超过了整个伦敦房价的整体增幅。和亚特兰大的情况一样,这些曾经定位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安居房一跃成为了他们负担不起的豪宅。
东伦敦大学的教授佩妮·本斯托克(Penny Bernstock)表示,如今伦敦奥运会会址附近的楼盘只有至少年收入95000美元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她说:“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原来住在这儿的居民来说,这里的房子他们根本买不起。”
然而伦敦奥组委的失信并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对于房价的缺乏预计。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伦敦的官员立刻就把之前承诺的廉价房的比例从50%降到了41%。而按照本斯托克教授的说法,实际的廉价房的比例最多只有31%。
即便没有奥运会,东伦敦地区也最终会迎来改头换面的一天,但奥运的到来让一切来得太快,也让情况变得更糟了。朱利安·切恩(Julian Cheyne)在粘土巷的的家为了修建奥运场馆而被迫拆除。他表示如果没有奥运会的话,这一切不会来得那么紧迫,具体的方案可能也会因为有时间深思熟虑而变得更加人性化。切恩说:“如果奥组委有足够的时间去安排这个计划的话,整个过程会更民主,也会更实实在在帮助到当地的居民。整个拆迁的过程没有任何的讨论,也没有任何的投票和其它的权衡过程,我们只能被迫选择通过这个方案,别无他法。”
伊兰·桑扎在里约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家被拆除后移居到了新的住处,但他并不快乐。他说:“大多数家庭都后悔搬到了这里。”
Edgar Maciel/HuffPost
里约市长爱德华多·帕埃斯(Eduardo Paes)曾在本月向《河粉屯邮报》吹嘘说里约奥运会“振兴了城市中往往被人遗忘的那些地区,并会留下丰厚的遗产,让里约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奥运之城”。但在奥都德罗莫和其它一些贫民区,当地的居民已经对政府不抱希望,他们不认为政府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兑现承诺。
帕埃斯在2012年竞选谋求连任的时候,宣布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来改善里约总计住着140万人口的贫民窟。计划包括为贫民窟提供可靠的电力服务、垃圾回收服务、生活用水处理设备和其它贫民窟里长期缺乏的基础设施。尽管这个计划不是官方的奥运后续计划,但它作为市长的承诺,理应被真正落实来让里约居民受益。
然而帕埃斯在连任后就基本抛弃了这项计划。苏黎世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加夫尼(Christopher Gaffney)在奥运会前抵达里约进行了实地考察。按照他的说法,改善贫民窟居住条件的计划只开展了很小的一部分。
里约官方已经表示奥运会结束之后,奥运村将作为高端居住区出售,一套公寓的最高售价可达92万5千美元。尽管在申办奥运的时候,里约曾承诺将2.4万套奥运村的公寓作为保障性住房提供给低收入者,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里约市政府显然忘记了他们曾经的承诺。
与此同时,一些移居到新家的前奥都德罗莫贫民窟居民告诉《河粉屯邮报》巴西版的记者,他们的新家存在着严重的质量问题。伊兰·桑扎(Iran Souza)说:“我们住进的新家质量很差。墙是坏的,水管是断的,我向上面反映过这情况,但是没有获得任何答复。这里有许多和我有着相同遭遇的家庭,我们都很后悔住在这里。”
里约奥运会和之前许多的奥运会一样,伴随着轰然倒塌的贫民窟、被忘却的誓言,以及无辜的底层民众。对于里约的人民来说,他们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未来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里的人民不会拥有和他们一样的经历。路易斯·科拉迪奥·席尔瓦(Luiz Claudio Silva)在今年3月失去了自己位于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家,他说:“我真心希望那些未来的奥运举办城市能够好好地审视自己的立场。不要让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重演。”
现在想要去适度扭转奥运带给亚特兰大铁克伍家园或是里约奥都德罗莫贫民窟的影响已经太晚了,但这两个地方的故事对于其它的奥运举办城市来说仍有借鉴意义。美国波士顿奥运会的申办方案由私人组织者筹划,这些人在2015年1月说服了美国奥委会选择波士顿作为2024年奥运会的申办城市。同年7月,大量反对者发出了担心波士顿举办奥运会对当地民众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声音。抗议者提出的核心问题在于奥运会的成本,他们认为当地的纳税人会因为奥运会背上沉重的负担。同时他们也警告说办奥运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考虑不周的发展规划,大大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
波士顿当地的政治顾问克里斯·邓普西(Chris Dempsey)作为反对派的主要召集人表示:“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就这个问题发声的重要性。奥运会对一个城市的影响绝不只是那3个星期的比赛而已。如今每届奥运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民众生活的巨大影响。一旦举办奥运,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民一定会受到最深重的打击。”
翻译:高翔宇、翁逸骎 | 编辑:周宗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