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儿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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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离死不远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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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点儿死了。”这是我近来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刚刚过去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总会在愣神或沉默之际回到努尔苏丹附近的高空，回到那几乎要被静默和恐惧撑破的十几分钟。我仿佛仍和先生坐在机舱里，手扣着手，透过飞机舷窗，我看见机翼疾速划破云层，不祥的红灯持续闪烁。我们在等待，我们只有等待，等待冥冥中一个声音宣布我们被死亡赦免，或者同这架飞机，以及飞机上几百位其他乘客一起，于顷刻之间支离破碎……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死亡是我们最终的归宿，但它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对于活着的人永远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那个看似无意识的行为，就种下了某种难以揣测的因果，将死亡引诱到自己身边。
就比如，我随手预定阿斯塔纳航空的往返机票时，对此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毫无预感，当时的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哈萨克斯坦对乘坐阿斯塔纳航空、在其首都努尔苏丹转机的旅客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这意味着我和先生在从北京前往巴黎，以及从巴黎返回北京的旅程中，可以两次免签进入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的签证一向以难办著称）。
去程一切顺利，我们在中途入境哈萨克斯坦，还在努尔苏丹一家精品店定了一些工艺品，因为不方便携带，说好回程时取货。我们的法国自驾之旅和巴黎的交通一样，让人一言难尽，状况频出，中间还爆发了几次大危机。好在一切都过去了。
9月15号晚上，我们乘机离开巴黎，于当地时间9月16日凌晨抵达努尔苏丹。重逢让这座城市变得亲切，我和先生懒散地在街头消磨了大半天，去精品店取货，在一家咖啡厅吃了一顿精致的早午餐，一个来小时后又去一家著名餐厅享用了一顿高热量午晚餐。下午四点，我俩重返候机厅，对于我们来说，旅途已经结束了，再过八九个小时，我们就躺在自己家的床上了。
当地时间9月17日晚7点半，飞机起飞，目的地北京。飞机上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哈萨克斯塔旅客，另三分之一是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中国人。我和先生的邻座是一位会说中文的年轻哈萨克斯坦商人，他计划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前往香港。简单打了招呼之后，大家各自就坐。我太累了，立即滑入了深沉的睡眠。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我极不情愿地醒了过来，不知是被谁拍醒的，还是被嘈杂之声惊醒的。尽管睡意朦胧，我还是几乎立即就注意到机舱里的气氛完全变了。俄语广播播放着什么，空姐在机舱里来回走动，拍醒还在睡觉的旅客，一遍遍向每一个人演示防冲撞姿势。
我以为飞机正在经历一次较为严重的颠簸，靠倒在椅背上又想睡，但某种危险的因子在空气里浮动，一再滋扰我的睡眠。我强行张开眼睛，打量着周围发生的一切——
空姐仍旧在机舱里走动，举着防冲撞的靠枕向乘客示警，间或拼尽全力，把乘客随意放在脚下的书包往饱满的行李架里塞；
乘客们站起来又坐下，紧张地调整行李和安全带；
我们身边的哈萨克斯坦商人表情极为严峻，反复向空姐确认着什么，然后冲着坐在斜前儿子大喊，亲自示范了两次防冲撞动作，用手掌大力拍打枕头；
我们前排一对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父母正在调换座位，父亲换到了最外侧，姐姐揽住婴孩。
俄语广播还在继续，但没有英文翻译，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发生了某种状况。
哈萨克斯坦商人的面庞转向我们，眼睛严峻地盯住我俩，尽可能用中文做出准确的表达：“我们的飞机出了问题。现在，现在要回到努尔苏丹。他们操心，他们操心会发生问题。你们有枕头吗？（我俩机械地从腰窝掏出枕头。）系好安全带，好吗？降落时保持这个动作（示范），好吗？保护好自己，好吗？”“好的！”
我发觉自己的面皮正在绷紧，心不断往下沉。哈萨克斯坦商人告诉我们，刚才似乎有一下冲撞，应该是有什么撞到了我们的飞机上。“是鸟吧？”我问。他点着头说：“油箱撞坏了。”现在飞机无法保持平衡，也无法继续攀升了。我们必须尽快赶回努尔苏丹。
我先生扭过头来看我，脸色极其不自然：“这事儿咱们都能赶上？！”我宽慰他，也宽慰自己，没事的，问题不大，返航说明机长判断飞机有很大概率可以支持到努尔苏丹。可是眼前的一切给出的是相反的答案，空姐们此时已经搅成一团，互相喊着什么，个个脸上变颜变色。
飞机上孩子太多了，一位空姐想从行李架掏出一些毯子交给孩子做额外的防护，可是她的手颤得厉害，最后只能一把拽破了袋子……坐在我身后的那个男青年，自从听说噩耗就把枕头定在脑门上，胳膊柱着座椅靠背，两手抱头，眼似牛铃，面如土色。我背过身，实在不想看他。坐在我们身边的那位哈萨克斯坦商人掏出了手机，好像在What’s APP之类的通讯软件上留言，大概是寄希望于飞机坠毁后这些遗言可以顺利发送出去——其实我自己也没好多少，我的双腿正在打战。
唯恐妨碍自己逃生，我把披在身上的大衣和系在脖子上的颈枕团在一起，丢在一边，把手机、耳机、还有座位前的转换插头胡乱扔进提包里，把提包和装满哈萨克斯坦工艺品的袋子全都踢到座位下的角落里。这一系列行为却让我产生了荒诞的无力感，在高空一架随时可能坠毁的飞机上，这些小动作除了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还能有什么积极意义？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上述动作之后，我紧了紧安全带，就进入了听天由命的僵直状态，头脑出乎意料地冷静，冷静到几乎感受不到自己的恐惧和情绪。
好一会儿，我和先生并肩坐着，默默无言，我俩几乎也感受不到彼此了。
很多人说在生命受到危险的时候，出现在你脑海里的就是你最记挂的念想。此时我才发现，交织在头脑里的绝不是一个念头，而是几个想法平摊在我脑海里。
其一是：我真的会死，这样的话，我没来得及写出来的东西和念头就只能被我带走了，不甘心；
其二是：我真的会死，也有可能不死，这完全不取决于我，只是无论什么后果，都要由我来承担，如果一会儿我没有死，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茶余饭后朋友圈的谈资，而我将忘记此刻自己离死亡有多么近，但这个想法本身可能就是死亡的障眼法；
其三：我真的会死，而且我先生也会一起死，那我妈一定活不成了，我并不那么害怕死，我怕的是见证自己支离破碎的那一刻，以及“我妈也活不成”的这种预见。
说来奇怪，“如果我们都死了我妈也活不成了”这个想法反而给了我一些积极的暗示，让我骤然放开了对“我会死”这个想法的执念。我没法去死，在这充满变数的航程之中我得想办法幸存——虽然办法也不过就是做好防冲撞动作，把提包踢到椅子底下的更深处，以及尽量去想“活下去”。
死亡的执念一散，周围的世界便再次呈现在我的感官之中，尽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狭小的机舱。我身后的那个人还抱着脑袋团着，哈萨克斯坦商人正紧盯着座椅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航程。
我的目光穿过座椅的间隙，看见前排那个三四岁的金发小女孩端端正正地坐着。她妈妈不安地嘱咐了她好几次，她没有哭闹，安安静静、笔直笔直地坐着，一只手庄严地搭着自己的小水瓶。一瞬间我为她心碎，又被她小小的，让人心疼的勇敢背影鼓舞。
此刻机舱里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和她一样，挺直后背，冷静、清醒、沉默地忍受着恐惧，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我侧过身子，扣住了先生的手。他立即回握着我。尽管我们在一起，恐怕也只能独自面对死亡了。不过，无论眼下离死亡还有多远，几秒钟、几分钟还是好几十年，我庆幸有此刻的相伴。
屏幕上的飞行航程显示，距离抵达努尔苏丹，还剩下十分钟。每一分钟都极其漫长，每一分钟都包蕴着幸存（哪怕只有一分钟）的希望和粉身碎骨的可能。十分钟，八分钟，五分钟……机舱里的灯光都被熄灭了，飞机不像是在三维空间中飞行，而像行进在一条漫长、抽象的时间线上。黑暗包围着一切，透过窗口，我看见机翼划破云层，不祥的红灯在不同闪耀。
努尔苏丹已经从远方的光斑变得无比近切、庞大。这座和我生命历程毫无瓜葛的城市，这座我因为一个随意而冲动的决定到来的城市，此时此刻，或者成为我的新生，或者成为我的终结，二者必居其一。
飞机斜掠过城市被灯火勾勒的灿烂边缘，灯火仿佛被狭小的舷窗放大了，每一个光点都像触手可及的黄金颗粒，我能感觉自己的目光在近乎贪婪地触摸着它们——这座城市像一枚气势恢弘的错金纹章，镶嵌在空洞的黑暗之中，它让黑夜有了边界，通过视觉传递给我一种冰冷、光滑的质感——在好几分钟里，我只剩下了视觉，情绪和战栗的身体都不在了。
我的希望、恐惧、求生的欲望都注入了这长镜头一般的视觉之中，它把这座城市拉近，放大，在飞机倾斜下降的时刻，我仿佛在环绕着它飞旋，金色的城市在我的注视里变得炙热，烙印在我的视网膜上，烙印在我的大脑沟回之上……
还有两分钟，还有两分钟。飞机下降，城市的光海扑面而来，又被黑暗洗刷而去。
我等待着激烈的冲撞。
冲撞并没有发生。
飞机轮子绵软地接触地面，机翼略微晃了一晃，平稳地向前冲去。
空姐们高亢、急迫的喊声骤然响起，像紧密的鼓点，敲击着我们的鼓膜和神经。我不懂俄文，此时却听得真切，我知道她们喊得是“请保持防冲撞姿势，护住你们的头部”。
乘客全部把小枕头顶在椅背上，双手护头。大家已经知道此刻性命无虞，坚定地执行这个动作实际上带有某种捍卫自己生命的形式感。伴随着机长一句类似“警报解除”的广播，空姐整齐、急切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和先生从臂弯里挺起脖子，脸上都挂着迷惘而窃喜的表情。“咱们活了？！”
机舱里爆发了一阵掌声，然后才是一浪高过一浪欢呼，大家似乎都需要反应一阵，才能接受自己获得幸存的事实。犹犹疑疑，恍恍惚惚，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我们被赦免了？一两分钟之后，我看见前排的小女孩被她妈妈一把抓了过去，妈妈深深地吻着小姑娘的小脸蛋，吻了很久很久……噩梦结束了！
其实并没有。几天之后，我才意识到我的一部分被困在了这十几分钟里，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日里，我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其中。
连续几天我都会在半夜醒来，我的理性告诉我这只是倒时差的正常反应，但在睡和醒的边界，某种孤独感像黑色的潮水汩汩涌来，将我兜头淹没。死亡是一面无边无垠的大湖，我将独自一人在其中泅泳，我看不到岸，也看不到黎明。我想这或许会成为我幸存的余生的某种写照。
那一夜后面的事再此不多赘述了，无外乎是航空公司不作为，旅客要求维权，闹闹哄哄，吵吵嚷嚷，抢水抢饭，插队加塞，我很想生气，但心里没有气。能活着就好了。在乱糟糟的人群中，我看着一张又一张晃动的脸，我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为大家都活着感到庆幸。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活着。
在漫长的等待里，我和先生交换了一下“最后的想法"，我告诉他我满脑子都是”如果咱俩死了，妈也活不成了”，他告诉我他想的居然是“还好买了900万保险，人没了，两家还能闹点儿钱”。不过他说他一直不相信自己会死，并且套用一句电影台词——“这不是我终结的方式”。
这也不是我终结的方式。这次死亡的偷袭至少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活着不仅仅是我的一种意愿，更是一种我不得不去达成的使命。
且说醍醐灌顶、灵智已开的我和先生混在上百位凄凄惶惶的旅客之中，等待了近9个小时，终于在次日凌晨4点半再次登上飞机。虽然我已经对坐飞机产生了心理障碍，还是一登机就立即睡着了，我足足睡了近五个小时，一直睡到飞机快要降落。
此时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阳光照进机舱，我看见前排那个小女孩正活泼泼地在座位上打滚儿，一边摸索着安全带比比划划。然后她又扭过身子，用肉肉的小手一遍一遍地摩挲着熟睡的弟弟的小身子，投入的样子就像在摸一只小狗。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她从座位的间隙探过头来，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
昨夜的黑暗没有在她的小脸蛋上留下一丝阴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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