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山东疫苗案，还得用法治

山东疫苗案，有关方面不仅要对每个涉案者都依法溯责，还要在后续的信息公开和赔偿环节尽到法定责任。

山东疫苗案引发的舆情冲击波经久未息。目前，各地食药监部门已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开展涉案问题疫苗核查。北京市卫计委昨日表示，北京市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安全可靠；上海市疾控中心亦表示，无相关人员牵涉其中；广东、云南等省也表态，未采购涉案疫苗。

　　

疫苗是控制传染病最方便、有效的手段，若其在冷链储存等环节出了问题，很可能带来致命之殇。正因如此，我国《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对疫苗生产、流通、管理、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

　　

而在我国疫苗市场年估值约90亿至200亿元的语境下，山东疫苗案涉案金额高达5.7亿元，说其是疫苗领域的“惊涛骇案”，并不过分。虽然这5.7亿不意味着相同价值的疫苗都已流入市场，也并非在一年内发生，但虑及失效疫苗的风险，还有其数量和流向难以精准追溯，引发的舆论公愤之多，可以想见。

　　

在此情境下，也只有将该案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才能抚平公众的愤慨和焦虑情绪。而这里的“法治”，不止包括要对案中每个涉案者都依法溯责，还包括有关方面在后续的信息公开和赔偿环节要尽到法定责任。

　　

目前该案已呈现的疫苗舞弊网络是：疫苗批发企业违法将疫苗出售给庞某卫母女，疫苗脱离监管“体外循环”后，又顺利流入疾控部门、接种单位。可以说，在这条“黑色利益链”中，庞某卫母女是罪魁祸首，而疫苗批发机构和地方疾控部门、接种单位等，也涉嫌违法。

　　

根据上述条例，相关疫苗批发企业、接种单位等未对销售经营者起到起码的筛查责任，也须承担法律责任，当被罚款，甚至被吊销疫苗生产资格、疫苗经营资格。而涉案企业、医院还须积极落实对受害者的赔偿事宜。若查实是共犯、有行贿受贿等行为，更应依法追究当事机构和责任人行政、刑事责任。而作为负责区域疫苗监管的地方药监部门有无涉嫌渎职，也需有关部门全面调查。

　　

目前警方对庞某卫以非法经营罪追责，并没有以更严重的生产、销售假（劣）药罪，或许在于涉案疫苗为有资质企业生产，这在现行法上于法有据。值得注意的是，庞某卫还是在缓刑期间作案。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当撤销缓刑，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进行数罪并罚。这意味着，若本次指控成立，其之前缓刑也将重新施以实刑。

　　

饶是如此，以“非法经营罪”这个“口袋罪”，去追究其非法经营疫苗这种特殊药物的行为，仍有些罚不当责。这跟我国刑法体系中并未充分展现疫苗的特殊性有关——目前只有“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到过生产、销售假疫苗的，将从重处理。而要给疫苗管理编织起更严密的法律之网，还需对疫苗此类特殊但部分市场化的药物给予更严格的刑法保护，不仅惩治假冒伪劣、非法经营行为，也对非法收买、运输、管理行为纳入其中。

　　

时至如今，该案仍在扩大查办中。而对于该案中失效疫苗来源和流向及受害人群，也要尽早查清，并及时公开。这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责任的题中之义，亦是化解舆论焦虑的必需。对于末梢上的受害接种人，要形成妥善的补偿安排。

　　

山东疫苗案，是对疫苗贩子的监管脱缰的结果，眼下，也只有将其全面纳入法治轨道，才能实现补救告慰民众，才能避免下一次类似公共卫生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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