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决定了你一周工作几天｜大象公会

决定你一周工作几天的，并不只是黑心老板和无良企业。历史的行程，远远高于人为的制度设计。

文｜刘喜

2019年3月末起，「996」一举成为职场热词。其所代指的「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节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

· 程序员们在Github上发起的「996.ICU」活动

然而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抗议者们所主张的「八小时工作制」和「做五休二」，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是通行的规范。在此之前，许多国家都对工作时间做出了多样的尝试。

对「工作日」最重要的革新，出现在1930年代成长中的两个超级大国。纵览美国与苏联的工作日制度，很容易看出：决定你一周工作几天的，并不只是黑心老板和无良企业。

工作日制度是更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一环，也折射着国家经济道路的方向和取向。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被迫遵循历史的洪流，只是身在其中者往往不明所以。

没有周六的中国人

建国之初，中国的工作制度就有法律法规可循。

早在1952年，劳动部就在《关于我国职员工作时间休息时间条例》中明确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还明确要求职工「每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每年有22个工作日休假」。

· 周末游览松花江

不过，实践风向很快偏移。为了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往往采取十分灵活的办法。

建筑业最先获得了超时工作的「豁免权」，而原本的「做六休一」，也被改成了「每两个星期公休一天」。

除了生产之外，人们还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参与政治学习。许多机关、企业为了组织学习和业余活动，都实行了提前一小时上班和推后一小时下班的制度。

大跃进前夕，刘少奇带头喊出口号，要求国营部门的青年人放弃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

（国营商业）每天八小时工作，晚上不办公，要那么正规干什么？

在我们的工作走下坡路、搞不赢资本主义的时候，为什么还一定要坚持八小时工作？为什么不能做夜班？

——刘少奇《国营商业要有灵活性》一九五七年四月七日

工人们在休息时间的额外劳动，被称为伟大、光荣而正确的「义务劳动」。

· 鼓励大家参加「义务劳动」的海报

然而，超长工时没有带来工业发展，却导致了混乱和低效。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工人每周劳动时间超过60个小时，而工作制度却又十分混乱。

有些地方可以在夏天提前两小时下班，气温超过38摄氏度便放假；另外一些单位，每个月可以请三天带薪病事假，连续歇假半年之内，只扣奖金而工资照发。

虽然劳动时间长，但劳动效率极低，这样的超时工作，很难说对工业发展有什么明显增益。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7年，才出现「缩短工时课题组」，开始研究这方面问题。

课题组发现，超时工作不仅对提高产能作用有限，还会造成消费匮乏的经济问题：连续工作六天之后，大部分人会利用剩余的宝贵周末一天来陪孩子、看老人、做清洁等家务，而没有多余的精力进行娱乐消费。

· 「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如果改成「做五休二」的制度，有可能刺激更多群众进行消费。缩减工时，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地控制内需的宏观调控手段」。

但课题组的提议却迎来了上级领导的坚决反对。

老同志认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太艰巨了，七天都做不完，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实行五天工作制，相反，还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强度，进一步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刺激经济发展。

老同志的想法，其实是一种朴素的「供给侧改革」观念，这种想法曾广泛流行于社会主义国家。1929年，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也试图想办法，通过增加劳动，来实现工业化的跃迁。

苏联的「供给侧改革」

苏联的革命，比50年代的中国更巧妙也更彻底，不仅改变了工作制度，还彻底隔了旧历法的命。

沙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坚持使用儒略历。直到列宁时代，才将历法从旧沙俄的「儒略历」改为公历「格里历」，俄国的时间得以与欧洲大陆一致流动。

而斯大林的新历法则完全改变了公历的设定。苏维埃革命历法创造性的规定，每月都是30天、有六个星期，每周五天。

然而，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一年只有360天。为了补充少掉的五天，革命历在每年都插入「列宁日」「劳动节」等不属于任何月的五天节日，碰到闰年时，则在2月30日后再加一天。

这样一来，新历法就不会有任何计日不精确的问题，完美的与公历契合。

· 苏维埃革命历法，1930年

不过，既然到最后还是要千方百计的和公历一致，苏联政府干嘛又要大费周章的重新设计一套历法制度？

和变革的日历相适应的，是工作日制度。

在沙皇时代，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实行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做六休一」。周一到周六是工作的时间，周日则是唯一的公休日，人们在这一天做礼拜、走亲访友，或者举办婚嫁丧娶的典礼。

而在列宁时代，工人们制度上不用做六休一，但实际上却要在周六参加「义务劳动」。列宁曾把这种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

新历法打破了这种生活方式。和一周五天同时推行的是「连续工作周」：一周五天，每天都用不同的颜色和符号标记。

工人们被分到不同的小组中，实行分别轮休，平均每人每周休息一天，做四休一；但始终保证一些人休息，一些人工作，工厂不停工。

· 1930年苏联的工作周计划，分为「锤子」「镰刀」「麦穗」「书本」和「红旗」五组，红星代表五天节日

这样的轮休制度对工人似乎是件好事。比起沙皇时代，连续工作周制度下的工人们每年多出了二十多天的休息时间，每天的工时也被限定在七个半小时之内，劳动强度看似大大减小。

另一方面，连休制度也保证了工厂里的机器不会停机，每天都要运转，「大大提高了工业化的效率」。

这种对工业发展的追求，和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焦虑」一致。具有制度先进性的苏联，一直没有可堪匹配的生产力，甚至到1929年苏联全国年产汽车都不到100辆。

斯大林将工业发展的注意力放在了供给侧。他认为，增加生产时间，就能够提高工业产量。连续工作制，看似点燃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引擎。

· 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工业建设成果：第聂伯河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但最先对这种新的工作制度表示不满的，恰恰是多了二十多天假期的工人。他们发现新的轮休方式给自己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大混乱。

有人给《真理报》写信抱怨，自己轮休的时候妻子和朋友都在工厂，孩子也在学校，「不得不独自度过的假期，并不算真正的休假」。一周五天里不存在周日，东正教信徒没法做礼拜，也找不到一个集中休息的时间来举办婚礼，社交生活基本陷入瘫痪。

而且，虽然一五计划相当火热，五天工作制到底有多大帮助却很难证明。

「不停机」虽然可以增加产量，却极大的增加了机器运转的负担，轮班的工人也不一定有多熟练的操作技术，机器损坏成了家常便饭。

苏联在「一五」期间的工业成就，与其说是来自五天工作制，还不如说是来自从美国、德国引进的机器和资本，以及对待工人的「严刑峻法」：

工人不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缺席、甚至迟到超过20分钟，都有可能被解雇；而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失去领取口粮和使用公寓的权利。

在严格的规章下，苏联工人们战战兢兢的创造了一五计划的「工业奇迹」。

· 1931年的苏联海报：「反对我们之中的假积极分子」

这个结果，和五天工作制最初设想中的「工人权益与工业发展两手抓」，已经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减少工时」与大萧条

同样在1930年代实行工作日改革的，还有日后将居于铁幕另一端的美国。

当时的美国同样和欧洲看齐，采用「做六休一」的工作日制度。不过，在资本和资源双重富集的新大陆，工人的福利一直远好于同期的欧洲。

美国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一直在缓慢减少，从1900年到1920年，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下降了约8％；与此相对的是工人收入的缓慢增加。这一事实的自然发展，最终导致了被葛兰西称为「福特主义」的工业社会模式。

1926年开始，亨利·福特在他的汽车工厂中推行双休日。虽然福特坚定的反对工会，他工厂里的工人却享有一般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福利：不仅工资高于平均水平，还能享受比其他工人多一倍的假期。

福特的做法源于他的市场理念：增加的假期有利于促进工人们的消费，尤其是开汽车出门度假。而福特当时主打的车型，就是价格低廉而实用、符合普通家庭需求的T型车。

· 福特和他的汽车

与生产驱动的工业化不同，福特的经济理念更重视消费的驱动作用。减少工时，和提高收入、设立「最低工资」，都是从生产着手对「福利资本主义」的尝试。

这种消费为先的「需求侧改革」并没有在20年代引起赞同。不少保守者抗议道，在周六休息，是对上帝在七日创世的不敬。

不过，上帝的旨意最终也没有挡住经济危机。

1929年，大萧条席卷了美国，以股票价格的震荡为开头，产生了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银行挤兑，工厂关门，工薪阶层贫困化，还有广泛的失业。

· 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估值一度飙升到了20%以上

在大萧条的日子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主持了大量公共事业，进行农业补贴，尝试了多重方式来振兴美国经济。他的做法与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由于私营部门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政府必须在此时增加支出，将生产维持在正常水平。

不过，高达25%的失业率和他的改革目标背道而驰。雇主们为了压缩人力成本，纷纷大幅提高工人的工作时长，有些行业工人每周工时甚至达到了60个小时。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工作、参与消费，也为了应对可能的内战苗头，新政在1938年颁布了《合理劳动标准法》，强制规定了全国的工时：一星期的最高不得超过40小时。

同样为了减少失业而规定「做五休二」的，正是处于「下岗潮」中的中国。1980年代，原本缺乏破产措施的企业被允许申请兼并和破产。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大量负债企业纷纷倒闭，工人们被迫「下岗再就业」。

在巨大的失业恐慌浪潮下，中国为了「增加就业岗位」，在1994年推行了五天半工作制度；一年之后，又迅速的改成了五天工作制。

不过，比五天工作制更有效果的，似乎还是经济本身的规律。

真正将中国带出下岗危机的，不是五天工作制，而是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私营部门吸纳了大量下岗人口，而在90年代初的私营浪潮中拼搏的人们，反而并没有那么在意工作时长：对他们来说，「加班」意味着收入增加和可能的阶层上升，他们心甘情愿的开始了奋斗。

工作时长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博弈，历史的行程，高于人为的工作日制度设计。

· 深圳蛇口的生产标语

这个道理，在1930年代的美苏两国同样适用。

在美国，《合理劳动标准法》没有带来社会消费的明显提升，正如罗斯福新政，并没有真正将美国拉出大萧条的泥潭。最后，大萧条以美国加入二战而终结。政府的巨额战争支出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复苏，并最终成功的降低了几乎令人束手无策的高失业率。

战争也压制了苏联在「斯大林体制」下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卫国战争前，苏联强行集体化、强制超时劳动和片面发展基建与军工的做法，已经引发诸多矛盾。战争的爆发，反而给这种经济体系提供了一个平衡点。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当时的苏联」。

最终，是一场战争，而不是工作日制度，成就了两个超级大国。而工作日制度的变迁，在当日真实情境中并没有多少高调的口号和意识形态价值。它们不过是历史行程的小小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