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客旅下的见证 ——《江城》

  J·S·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中的第一乐章，有一段快板风格的小提琴双簧管协奏曲（violin oboe concerto bm dwv1060 1 allegr），其声色富有不可言喻的流动性。这段长度仅5分钟的乐曲，开头与结尾全然衔接缝合，严谨的音乐程式造就了延绵，而延绵的无垠宽广之内，又含而不露，超然于时间之外。时间是线性的、有方向的，音乐的圆通让时间彰显出包容。在这段奏乐中，全程的旋律像是叠影绰绰的“复调”，回环往复，华丽但也精致。曲段渐快，不亢；近终，渐慢，不浅不薄。优良的衔接和严谨的结构包纳着时间以外的事物，人为的乐音可与自然界的风声、雨声、流水声并肩，永恒无尽，有形似无形，但其跳出了时间的穹宇，如一带绕城的江水，世代奔流，挟走过往、见证历史、承载记忆，这些都在同一时空下进行。

  巴赫是一位负有盛名的宫廷乐大师。值得一提的是，他是西方人，是德国人，生平处于17世纪、巴洛克时期。这位笃信路德教派的乐师曾创作出了诸多乐曲，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叹为观止，拜之以铭记。他的依托，许是当时的德国，反映的是那时的社景；而今，流动的声乐显然被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接受。音乐具备世界性，文化亦可相通相融；异质的文化包容另一种异质，是明镜，反衬他物，见证了一段时期下的变迁。音乐、江水和文化，都与“包纳历史记忆体的胸怀”有关。

  彼得·海斯勒是一位美国人，和巴赫一样同属西方。巴赫当时在宫廷里演奏乐曲时，听者说——犹似一群身着长服的显赫贵族沿着长梯鱼贯而下（歌德评）；而他无法意料的是，若干年后，遥远的东方听众对他的作品津津乐道，称其使人忆起十年、二十年前某个清晨疏离而淡郁的往事。而彼得，这位在1996年来到重庆涪陵旅行支教的志愿者，在他的笔记里同样见证了某个时代下的社景。他笔下的江城，几乎涵盖了在涪陵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入校时的欢迎仪式，到在校时的教学经历；从他走遍涪陵的大坝、江河、城市街道和乡间稻田，到他置身于中国生活，与各色的百姓交流；从最初在文化与政治藩篱下的隔阂，到后来身入当地风俗，学会用汉语嘲解自身、打成一片。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有时作为一个旁观者，有时已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亲疏结合，这种观察构成了他在涪陵的生活。

  书中有诸多生活化的描写细节，这里不仅会写街巷里的所行所见，写梯田上大告示牌上的宣传语，写朝夕里乌江的流变和动静，更重要的是，作者以一种客旅的身份在不同社景下感受着一切，套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话就是：“仪器般的高度敏感，错综复杂，记录到千里之外。”他也写到了普通的面馆老板，写到了百货公司的职员，写中国的天主教神甫，写学校领导酒桌上的喧闹，写他上课学生的境遇，写学校老师。这时，彼得已不是在用旁观的、报告式的笔调在写了，他不仅能在勾勒身边所见之景时用“静”来写，而且他写“动”。随着生活的逐渐深入，他走近了涪陵的每一隅，和人们交流，观察、体验一并进行，所以那些生活的场景已然流动起来——那是主观的形式，文化异质、思维方式相异，彼得以一颗西方人的心，融入当地生活，他笔下流动的人和事日渐丰富，随着叙述触角的延展，我看到的是一种全景式的描摹丰溢起来，那些栩栩如生的人和事显得鲜活、亮丽，开始舞动，诉说了那个时代下各自的轨迹，构成一幅“上河图”，独具敏锐的时代表现力。如他所说，从涪陵开始认识中国，在涪陵的生活经历让他成为一名作家那种经历把他变成一个全新的人，是一种重生。在中国的这座江城里，他不叫彼得·海斯勒，而叫“何伟”。当然，四川人把姓念作“Ho”，他更爱叫自己“霍伟”。

  作为一名三峡人，我借着好奇与探究心买来《江城》，想从中看看90年代的涪陵在西方人眼里到底是怎样的县城。我想从中看到自己家乡变迁的影子，去寻找手捧记忆中一抔热土那样的亲切。我知道，涪陵从某种意义上可替换为我的县城，它们在90年代末同属贫困县，同在三峡大坝的库区范围里。那时候新老正急剧更迭交接，新的县城在山的另一头欣欣然动工，尘土飞扬；江水在夏日浑浊发黄，漂浮着黑而软的树枝；轮船柴油发动机的声音沁入到码头布满汗味和烟味的潮湿空气中；水位不自觉上涨，河岸的石坝里，鹅卵石渐被掩埋在淤泥下；县城街道两旁是小商铺的喇叭、摆菜篮的商贩，长安面包车和摩托车穿梭在行人的间隙中，溅起一波雨后积留的泥浆。。。。。。也许这就是人对家乡的感情，也许想要逃离、去更好的地方，但潜在的怨乡情感和怀乡总是相间相行，它作为了一种共同体式的记忆。你本能地想要寻找自己的根基，通过对历史的抚摸、缅怀和思念来完成自己的基本身份认同。美国有位著名的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曾赞颂尼罗河，我想这是一个道理。而《江城》给予我的，正是唤醒记忆的一次机会。阅读开始深入，作者的见闻与感受慢慢丰富起来，而我也开始借此引导勾勒出孩童时的世界、勾勒出个体历史下的“江城”了。人们也许会对熟悉的生活周边视而不见，这种钝感使得人在一种时代、文化和历史下把自己的记忆悄然构筑着，理所当然，看似无迹无踪；当异质的文化进入这个熟悉体，它会如镜子一般把周边反射得引人注目、耀眼动人。它们是美的，但美与丑并存；是充满希望同时又混乱失序的，是变革速度的见证，是传统与新颖更替下的迷茫和重生。当一名西方人进入到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惊叹——哦，一切都如雨后冲刷过的草木那样清晰可知。

  书中提到了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古板的领导，提到了酒桌上劝酒的场景，提到了学生们外出打工的生活经历，这些于我都引起了强烈共鸣。“何伟”到达涪陵时处于90年代，改革开放20来年的境况变化在一座山城里已然显现，但在观念上的转变与开放仍需更长的过程。他在涪陵体验了巨大的异质性冲击，对于我可以习以为常的事情满是不解和困惑；但令人欣赏佩服的是，他逐渐塑造了中国的自己，融入身边，在叙述写作中维持了忠诚，践行了良心。如他所说，西方社会还带着有色眼镜看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他们的观念中还残存着“中国如19世纪那样仍然停滞”的印象。但何伟在此生活的两年里，他认为这里的人们总怀着生命的激情和希望，这也是他写作的主题。身为外国人，他在96年到98年间学会了热爱涪陵，他为记录的人和事怀有感激。当他再次回到涪陵时，旧时的激流犹存在记忆之中。

  我想这就是文化的包容和沟通，当遥远的东方听到巴赫的那段快板协奏曲时，我们能想到的是那条奔腾不息的江河如音乐那样达成永恒，从过往走来，载着我们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向未来走去；当我们在迷恋一条老城的蜿蜒街道、一种尘封心底的片段时，我们可以在威廉·福克纳、雷蒙德·卡佛、卡森·麦卡勒斯、爱丽丝·门罗、F·S·菲茨杰拉德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中读到我们自己，不仅仅是在《江城》中。反过来，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在德媒中也有一段评论，说他“用文字来消解苦难、用黑色幽默方式表达艰难环境下生存的能力”让人想起他们德意志的布莱希特。

  2001年，彼得·海斯勒重返涪陵。

  《江城》译者李雪顺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他希望，何伟再次回来的时候，穿行在大街小巷，看到席地而聊的棒棒军、补牙的郎中、等着顾客停下脚步的擦鞋匠都正在捧读《江城》里写有自己故事的片段章节。

  那时，他们也许会笑着问道：

  “霍伟，你啷个把我写成嫩个样了哎？”

  那是一件多么温馨、奇妙而令人感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