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日之升，则曰大明，是为大明宫——大唐帝国的权力中心。
战火与尘埃掩埋了辉煌的大明宫，但在诗歌与墓志中铭记了它已隔千年的盛世繁华。
大明宫立殿不过二百余年，却见证了大唐盛世与乱世硝烟。这里传诵过李白的诗篇，见识过杨玉环的美貌；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有武则天收复安西四镇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的明策，也上演了摧毁盛唐的安史之乱、甘露之变与黄巢起义……颂歌与哀歌齐鸣，繁盛与衰败俱存。
今天，不妨让我们沿着丝绸之路走进大明宫，去捕捉一千年以前的盛世光华——
东方圣殿大明宫
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
唐长安城的大明宫、西市和开远门，是唐代丝绸之路起点长安的三个重要标识。其中，大明宫唐代长安宫城有“三大内”，即大内（西内）太极宫殿群、北内（东内）大明宫殿群和南内兴庆宫殿群。
大明宫初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年），名永安宫，后改为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再次大规模扩建，并移居于此。以后，大明宫就成为朝会和接见外国使臣、四夷首领的政治中心。
其地据龙首原，宫殿巍峨高耸，四周有宫城墙及门，控制都城制高地段，平面呈一南宽北窄的楔形，面积3. 3—3. 7平方公里。宫前有五门，中为丹凤门，向北中轴在线，依次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两殿左邻延英殿，后接太液池；池左为麟德殿，池北接北边三门中间的玄武门。自1957年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大明宫先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收获颇丰。
从贞观八年至乾宁三年（634—896年），二百多年间，大明宫成为唐朝历代皇帝处理政务、朝会大典、颁发诏谕及接见外国贡使等的重要场所；其建筑之宏伟、壮丽，布局之严谨、巧妙，在长安宫城中超过太极宫和兴庆宫。而作为唐帝国政治中枢的大明宫诸多政治功能中，皇帝接见、宴请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首领或使臣，是其中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也是其作为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重要体现。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将凡是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及国外一些民族、国家，一律视之为臣属于天朝的臣民，称之为“四夷”；其国主、首领或派遣来的使臣至京师，则称之为“朝贡”或“朝献”。这种政治观和制度源于先秦时期的“服事制”，也就是在王畿、诸侯国等华夏族之外，众多的周边民族或国家被名之为“要服”“荒服”，他们要向华夏天子每岁朝贡，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事实上，凡来朝贡、朝献的民族或国家，大部分的确在政治上是不同程度附属于当时中国封建王朝的，他们的朝贡有政治依附关系的性质。但是，也有一部分距中国遥远的外国与当时的中国封建王朝并没有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其朝贡实质上属于一种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性质。
唐朝历太宗“贞观之治”和玄宗“开元之治”，国力昌盛，经济繁荣，吸引周边民族及亚洲、欧洲等国纷纷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朝贡、朝献即是最正式、最重要的交往之一，也是唐代丝绸之路政治交往的集中体现。《册府元龟》卷九七○至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二至五，详细记载了各国朝贡的情况。如至京师长安朝贡的外国有：在今欧洲的拂菻国（又称大秦），即当时欧洲强国东罗马帝国；在今西亚、中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今伊朗等地）；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唐代称之为白衣大食(即倭马亚王朝，611—750年)和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在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诸国，即康国、安国、曹国、米国、石国、何国、火寻国、史国、戊地国，他们多为商业民族，唐代“胡商”多指其国；居于中亚阿姆河南的吐火罗国、挹怛国（即嚈哒）、谢国、帆延国；居于帕米尔高原的大小勃律国、识匿国、俱密国、护密国、骨咄等国，均时有遣使入唐朝贡。
在今南亚地区的印度，唐代以前分裂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国，后中天竺并其余四国，但不久又分裂。五国先后均有遣使入唐者。印度南边的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北边的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以及西边的尼婆罗国（今尼泊尔）等，也都不时遣使入唐朝贡。在今东南亚地区，唐代称为“南海”的诸国，见于记载的朝贡情况，有邻近唐安南都护府的林邑国（环王国，在今越南中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等地）、诃陵国（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堕和罗国（今缅甸那沙林至泰国湄南河下游）、盘盘国（今泰国万伦湾）、骠国（今缅甸北部）、陁洹国（今马来半岛北部）、丹丹国（今马来西亚吉兰丹）、参半国（今老挝西北）等。
此外，在唐朝东面的日本及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与唐朝关系更为密切。其中，日本遣唐使和新罗遣唐使次数最多。
以上大致是属于中外关系范畴的外国朝贡情况，还有被唐朝同样视为四夷或荒服的周边的民族或政权，属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范畴，如东北的靺鞨、契丹、奚、霫、失韦、渤海；北方的铁勒诸族，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沙陀等；西北方的西域高昌、龟兹、焉耆、疏勒、于阗，以及吐谷浑、党项等；西南方的吐蕃、南诏等国。他们在唐代统称为西域胡人或蕃，蕃主或其派遣使者赴京师长安朝贡，史籍记载颇多，不一一例举。
唐朝沿以前历代传统朝贡体制，设有专门接待朝贡蕃主、使臣的机构—鸿胪寺及尚书省礼部下属之“主客郎中”，并制定了有关朝贡的一系列制度，以及主要国使、蕃主住鸿胪客馆后，迎劳、宴请、接受表章等礼仪。然而，其中最重要、最隆重的仪式是唐朝皇帝接见和宴请朝贡使臣、蕃主。这是集中体现唐帝国与朝贡诸国或民族政治关系的象征仪式。这种仪式进行的场所，即是大明宫内的主殿含元殿，它与殿外的丹凤门一道为举行“外朝”的地方。每岁至元正、冬至，皇帝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蕃王也齐集含元殿，朝觐天子，盛况空前。唐朝诗人张莒《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大历十三年吏部试）诗云：“万国来朝岁，千年觐圣君。”诗人崔立之《南至隔仗望含元殿香炉》诗亦云：“千官望长至，万国拜含元。”大诗人王维《和贾舎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亦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谓“万国”是形容朝贡各国数量之多，朝贡蕃主及使臣规定“服其国服”，故有“万国衣冠”之说；冕旒，即皇帝所戴冠冕，此处指唐天子。正、冬含元殿大朝会，有诸蕃国各献方物，“列为庭实”；往往还举行宴会，伴以乐舞百戏。郑锡撰《正月一日含元殿观百兽率舞赋》云：“开彤庭执玉帛者万国，发金奏韵箫韶而九成。祥风应律，庆云夹日，华夷会同，车书混一。”
除大明宫含元殿外，皇帝有时也在大明宫宣政殿、麟德殿、紫宸殿、延英殿等处，接见或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王。如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在大明宫芳兰殿（紫兰殿）宴请回纥等铁勒诸部首领；至德元年（756年），肃宗于宣政殿接见回纥叶护等；贞元十年（794年）三月，德宗于麟德殿接见南诏使，“赐赉甚厚”。唐代尚宫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诗云：“端拱承休命，时清荷圣皇。四聪闻受谏，五服远朝王。”诗人卢纶《奉和圣制麟德殿宴百僚》诗也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之句。
最后，还值得提及的是，大明宫内宣政殿前还设置了门下省、中书省和御史台等机构。在中书省属下设有“四方馆”，通事舍人主之，掌职是接待四方使客。御史台也不时审理在长安居住胡人及其他民族的案件。即是说，大明宫内有些机构也有接待和管理外国和周边民族一些事务的职能。
唐代外国及周边诸民族政权至唐京师长安的朝贡、朝献，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的体现，同时，也具有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性质和意义。
总之，大明宫作为唐代的政治中枢，由皇帝亲自接见、宴请朝贡诸国使臣、蕃主的大朝会隆重仪式，表明了大明宫在有唐一代中外和与周边民族政治关系中最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也即是最能体现丝绸之路政治中枢和起点的地位和作用。
如今唐代大明宫遗址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陕西省自20世纪90年代末探索和实施大遗址保护管理的新思路，即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当地城行基本建设、当地环境改善的四个结合；并制定了大明宫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运作模式；在大明宫遗址上建立了“大明宫遗址公园”。这一新的遗址保护的理念和实践，在2014年6月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其中陕西省七处遗产中就有“唐大明宫遗址”，说明陕西省大遗址保护的新理念和实践得到了国际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