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门技术活——谈“反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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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反杀案”，甚嚣尘上、屡屡刷屏，各种技术贴、分析贴吸引眼球，有正当防卫论，有防卫过当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在架势上，正当防卫论占了上风。

在大家纷纷对该案的罪与非罪发表意见时，我就不打算凑热闹了。因为我既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能力对案件的性质进行评判。

一是，在网上传播的，仅是案发时一小段视频，既不完整，也没有声音，很难重建一个较为真实、完整、客观的场景。法律判断的首要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然连事实都不能完全掌握，当然就不具备法律判断的条件。

二是，尽管学过四年法律，也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可是十年来，从未接触过刑事案件，对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定义熟悉，却对其中的内涵不甚了解。法律是门经验之学，没有足够的本事，尚不敢在犯罪行为定性上妄言。

三是，大家在道德层面已经作出了判定，在网上提出异议的律师们都遭到围堵和攻击，我实在不想引来无谓的唾沫。

法谚有云“法官就是法律帝国里的国王”，“反杀案”的定性还是交给“国王”去判断吧。

对于“反杀案”，比起对当事人，我倒是更为将要承办此案的法官着急，一个法官一生如若多办几个这样复杂的案件，必将少活几年。

这个案件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一般案件，杀人行凶者必然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被害的死者必然是令人同情的可怜人。然而，“反杀案”刚好相反，大家一致同情杀人者，厌恶被害人，哪怕持正当防卫论者，也是没有异议的。那么，法官就不能按平常的善恶来评价案件的当事人。

这个案件舆论已成一边倒的燎原之势。案件视频一经传播，网上有人贴出被害人的纹身照，以及多次坐牢的历史。人们已经为他打上了“黑老大”“罪有应得”的标签。日后，法官判案，稍有不慎，就可能步南京“彭宇案”承办法官的后尘。

这个案件在法律上规定的比较模糊。尽管《刑法》第20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对行凶者丧失加害能力后的伤害行为，是否适用“无限防卫”的规定，又是相当模糊的。

因此，这个案件承办法官必将面临无所适从的选择，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家凭第一感觉进行评判，很简单。可是，法律人要从法律的角度，对案件进行定性，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坏人，却是一个考验本领和良心的技术活。

首先，需通过“证据链”重建尽可能客观的法律事实。俗话说“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证据在法律案件中就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可是，证据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要全部找到，并将法律事实还原与客观事实一致，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彭宇案”中，正是无法找到证据，还原事实，法官才作了偏向弱者的推论。严格来说，同情弱者，在法律上本就是一个基本原则，由于证据不齐，才让“彭宇案”的法官惨遭公众唾弃。

其次，需在法律和道德的天然冲突中找到平衡。法律不等同道德，有些符合道德的事，却违背法律的。“于欢案”中，于欢为保护母亲而杀人，这是合乎道德的，自古“孝”是摆在道德要求的首位，但由于行凶者的行为并未危及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所以法官最终认定，于欢杀人为防卫过当。可是，“于欢案”中的法官并未完全抛开道德，仅谈法律，还是将于欢保护母亲，逼不得已才反击的行为，作为减轻刑罚的依据。所以，在判案中，法官要善于在法律和道德冲突中找到平衡。

再次，需面对舆论重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信息社会，媒体高度繁荣，一些案件在没移交法院审理前，已经成为舆论焦点。尽管法律要求法官依法判案，但是法律条文本身具有高度的盖然性，需要法官利用“自由心证”去抉择。然而，法官不可能孤立存在，美国曾要求法官不得看报纸，以免舆论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但法官生活在社会中，无法做到与舆论绝缘，所以，法官在办理焦点案件时要客观面对舆论，不能不顾舆论，也不能完全被舆论左右。

不论“反杀案”的结局如何，终究是一个悲剧，不论是活着的人，亦或是死去的人。我相信，懂法律这门技术的法官，会给予一个合法的、公正的评判。

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