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挥别IMF岁月 | 《财经》特稿

他是极少数能将世界问题置于三个不同角度来分析的人：商业角度、学术角度、政策制定者的角度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做了整整五年的IMF副总裁，2016年7月26日周二，朱民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员工为他举行的欢送仪式上。此前一天，朱民拿到了新的工作证，证件上他的头衔已改为“前IMF执行董事会成员”。黄昏时分，华盛顿特区盛夏的骄阳从窗子透射进来，依然明亮，照在朱民真诚而谦卑的脸上。

　　

五六年时光，整个世界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经济低迷——低增长、低利率、低流通、低投资的状态依然弥漫。IMF也随之进入了新的政策阶段。

　　

朱民总结他在IMF管理层工作的最大收获是：全球视野，天下情怀。实际上IMF因为朱民的加入，其基本框架也有所改善，IMF的视野更加多元，政策更加灵活。看着不同国别的同事排起长队，为朱民送行，一位中国员工不由得对《财经》记者感慨，从朱民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探索和进步。

　　

极具亲和力，在经济学方面造诣深厚，且懂得以国际语言流畅沟通的朱民，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

　　

2011年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IMF副总裁。此前，他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型官僚——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随后到海外留学发展，之后回国进入中国银行体系，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在国内官员体系中，朱民努力地成为低调而平实的一员。朱民喜欢用数据和图表解释金融和宏观经济。基于多年浸淫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经历，朱民的国际视野和绅士风度让其在举手投足间显得与众不同，这些特质得以在聚光灯下放大，其中一个重要媒介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被称为意见领袖的清谈之地，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及大衰退之后，达沃斯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危机之后，欧美经济疲弱，中国则通过信贷扩张为大规模投资提供了资金，经济一枝独秀。中国的增长惹人侧目。世界各大媒体希望从中国官员的只言片语中得到暗示，因此，面对各种严肃犀利、刁钻古怪的问题，朱民通常巧妙应对，因而成为达沃斯的明星之一。

欧洲危机的演绎

　　

2012年初夏，朱民与几位国内到访的好友坐在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边，望着平静的水面，作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朱民十分感慨：在IMF工作已两年左右，手下仅博士就有1000人左右，压力很大。在这个博士扎堆的地方做管理者，不仅要对前沿理论发展非常熟悉，而且在实际应用中也要有更深广的理论与实践。

　　

7月25日，朱民在IMF上班的最后一天。他早上主持了一个跨部门的会议，和往常一样，这种在一小时内进行讨论并结束的会议，参与者都要有前沿的理论知识。技术的挑战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但像希腊危机这样的挑战袭来时，则如烈火爆燃，不会给人以喘息的机会。

　　

2010年，朱民走马上任IMF总裁特别顾问时，正值欧洲债务危机发酵。在这六年中，IMF贯穿始终的努力，就是化解欧元区危机。

　　

这期间，批评的声音一直伴随着IMF处理欧元危机的整个过程。此间，希腊多次几乎接近要崩盘的状态，IMF的任务是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希腊很快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正式接受IMF救援的欧元区成员国。对IMF在希腊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赞赏的观点认为，在希腊是否符合贷款条件的判定方面，IMF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标准，为希腊争取了调整时间；批评的声音则认为，IMF对希腊提供国际援助附加了太多要求。

　　

实际上，这让人们想到了IMF当年处理拉美、东亚等地金融危机过程中的角色。包括朱民在内的IMF管理层人员，需要平衡政策建议的实用度，既体现适当的灵活性，又能促使希腊反省危机前靠过度借债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并主动勒紧腰带，进行必不可少的结构性改革。

　　

其实在IMF内部，如何应对希腊危机也出现了完全对立的声音。有人指出，不应该紧逼希腊进行财政调整和结构改革。而另一部分包括IMF总裁拉加德在内的管理者对希腊提出过度紧缩的要求。这些不同观点使IMF高层之间一度剑拔弩张。

　　

如今，希腊问题告一段落，重新回顾这几年的历史，希腊危机实际上是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新挑战。而希腊、欧洲央行、IMF及其他债权人，彼此之间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坐在副总裁的位子上，朱民对《财经》记者说，在应对希腊危机的过程中，一方面时间紧迫；另一方面，仅在讨论希腊危机过程中就存有无数的困难，多次走进了死胡同。在极其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的反复中，管理者从考虑问题的方法、角度到思路上都有所变化，大家学会了妥协及寻找利益共同点。

　　

由于希腊危机，IMF做出了重大的转变。在贷款安排方面，IMF由过去完全主导的角色，变为三驾马车之一。另外希腊带来的全新挑战是，此前陷入经济危机的国家，多选择实行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逐渐走出危机。但希腊从属于欧元区，是货币联盟的成员，没有自身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促进出口拉动增长，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财政扩张政策，而这又为国际救援方所阻止。这些是IMF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考验，为此，IMF改变和精简了救援条件的限制。

　　

在朱民办公室大大的手写板上，直至他离任的最后一天，上面都留着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Bridgewater)创始人雷·达里奥(Ray Dalio)和朱民谈及债务问题时的图解，红色和黑色的标释叠加关联，如同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债务链环。

　　

六年时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有些转变是周期性的，有些转变是长期性的，从本质上看是结构性的。当朱民离开IMF之际，希腊虽然还未复苏，但希腊问题显然已从IMF的棘手问题清单的首位下移，而民粹主义和英国脱欧所带来的欧洲危机则排在榜首。

切入点：增长与就业

　　

2011年一直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下滑，那年秋季，全球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危险时期。经济恢复力度大大减弱，下行风险急剧增大。

　　

作为国际组织，IMF有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维方式，这一框架的核心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金融危机后，IMF也主要通过这个框架帮助其成员国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在财政政策方面，IMF努力的方向是，通过协调经济增速以及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来减少沉重的公共债务负担；在货币政策方面，面对极度宽松的新常态，IMF致力于以破坏性最小的办法帮助成员国回归到利率正常化。

　　

朱民刚加入IMF时，他的身份是IMF总裁特别顾问，主要从事国际金融、银行业务和宏观经济方面的研究。面对低经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朱民意识到，供给侧的探讨在IMF是边缘化的。但当时问题已经变得突出：较低的增长使得财政整顿工作更加困难，财政整顿可能导致增长率进一步降低，较低的增长导致银行脆弱，脆弱的银行导致银行贷款进一步收紧，增长率下降。

　　

IMF是否需要改变自身只看需求的倾向？增长的问题是否可以列为IMF的工作内容？来自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的朱民希望自己能为IMF注入新鲜的内容，增长与就业就是一个落脚点。

　　

IMF研究部宏观经济发展处处长普拉卡什·拉各尼（Prakash Loungani）对《财经》记者回忆说，自朱民在IMF开始推动增长与就业，2010年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最为艰难。那时不局限于IMF内部员工，很多IMF之外的专家也倾向于认为，失业率增加是由于各种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说服人们，失业率飙升是由于总需求下降。

　　

事后朱民总结说，当初很多判断更多看到的是短期需求的问题，所以当时并没有出台有力措施来推动供给方面和结构性的改革，以至于在大衰退之后形成了又一轮增长危机。

　　

朱民2011年晋升为副总裁，他第一把火就放在推进增长与就业的问题上。他第一次召集了跨部门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争论异常激烈。会议持续两个半小时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增长与就业是否在IMF的使命之中？在朱民看来，没有增长就没有收入，就没有社会公平和稳定，而IMF的法律部门则在会上一条条翻章程，指明这个工作并不在IMF的章程之中。

　　

IMF管理层遇到的双重挑战是，既有对政策的政治挑战，也有对经济学家智慧的挑战。朱民相信，应当推动经济增长并将其纳入到政策的通盘考虑中，但在庞大而按部就班的IMF，他需要找到突破口。于是朱民找负责发展中国家的中东局、非洲局等地区部门的同事，他们口中反馈的信息是，这些同事去所负责的国家访问，其所在国的政府最关心的就是增长和就业。

　　

以过去饱经种族冲突摧残的科索沃为例，IMF在仅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科索沃进行扶持的阶段，并未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带来什么实质性帮助。后来在朱民的建议下，IMF以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为直接目的向该国贷款，迅速帮助这个国家脱离了经济困难。

　　

受到鼓励，朱民又去找研究部门和政策部门，询问他们如何做增长和就业，对方回答说，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做。在没有增长和就业无法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大体共识下，彻底消除人们疑惑的绊脚石是，IMF毕竟和OECD、世界银行不同，IMF不做贷款，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增长和就业。从这个角度出发，IMF对QE一直持支持的态度。但当切入点从就业开始，讨论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一系列问题，就引出了结构性改革，而那一轮增长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缺乏结构性改革。

　　

2012年，全球就业市场一片黯淡：全球失业人口达2亿人。不同于以往的是，此前四年出现的失业人口中，80％是在发达经济体。朱民当年4月在他IMF的博客中写道，今年失业人口要比2007年增加1600万。这一博客的背景是，拉各尼说，当时经济学家已经宣布大衰退结束了，但是流落街头无业可就的人们并未感到情况在好转，我们希望传递出的信息是，经济增长需要更为强劲，才能使人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当年晚些时候，朱民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仍是推动就业的最重要手段，当前需要谨慎地保持全球经济增长，以确保失业问题不会蔓延至新兴市场。

　　

朱民力推经济增长及就业，到了2013年，其进展已经变得非常显著。那一年，朱民的团队得以向IMF执行董事会提交并展示第一个关于就业和增长的董事会报告，并受到IMF的奖励。一年后，朱民的团队又推出了员工指导意见报告，并以此为基础对180多个国家的主管进行培训。

　　

为打开对全新事物的接受度，他们在网上开发出了一批工具，包括加入了不同国家的数据，由此预测不同国家的潜在增长、劳动力市场的缺口等。一年后IMF召开了一个大型研讨会，请来全球著名的专家培训IMF的1000多位经济学家，让他们可以到不同国家开展工作。于是，许多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团队开始强调降低失业率、提高总需求的重要性。

　　

朱民告别IMF之际，基金组织在增长和就业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建议，已成为最受成员国欢迎的一个领域。全球宏观形势并不让人乐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越来越弱，空间越来越小，结构改革的必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但让朱民感到无力的是，结构增长是个政治过程，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但现在的政治环境很难容纳结构性改革。

话语权与政治经济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是IMF中国处前处长，7月25日上午11时，背双肩包的普拉萨德风尘仆仆的出现在朱民办公室。普拉萨德告诉朱民，他打算在康奈尔做有关新兴市场货币政策的研究，而早在2010年，普拉萨德便与人合著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危机中反弹和增长》一书。

　　

普拉萨德在书中说，随着经济分量的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排位越来越重要。作为决定全球经济议程的主要成员，二十国集团给予新兴市场经济体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国际机构，如新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已有65年历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朱民恰恰是普拉萨德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在IMF中所拥有的话语权超过从前”的推动者。在IMF的六年中，朱民见证了世界治理机制的变化。经过份额股权改革，中国的投票权比例大幅增长，从朱民上任时的2.8％上升到5.98％。IMF内部中国员工比例也从2.4％上升到4.8％。朱民非常喜欢的一张照片是他与同僚到华盛顿边上一贫困地区改建房子，参加的基金组织员工中，中国人占了相当的比例，朱民说，中国人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

　　

朱民离职后不久，IMF表示，将采用新方法计算特别提款权(SDR)中各种货币的金额，部分原因是为确保人民币符合IMF理事会的目标权重——SDR货币篮子历史性地首次将人民币纳入其中。市场关注人民币进入SDR后重要的格局性变化。

　　

朱民坦承：身为IMF的副总裁，他要表现得中立，他能做到的就是搭建桥梁和纽带，阐明利弊，这实际上考量的是在国际舞台上的运作能力。朱民说，像我这样的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训练有所不足。我花了很长时间学习，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到了朱民这个层面，涉及的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需要了解人脉，因为除了技术这个核心之外，就是如何通过沟通和交流来应对复杂的局面，通过平衡各种关系和谈判来推动事情向前走。

　　

在硬币的另一面，随着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政策决定是否能及时明确地沟通、其政策目标是否有足够的透明度也变得越来越重要；IMF又把中国的影响渗透到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涉及政治与外交层面的沟通，从而使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中承担更多成长的责任。

　　

全球经济的转变深刻影响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挥着越发重要的作用。拉美的股票市场与亚洲新兴股票市场的关联度，从危机前的40％上升至危机后的82％。系统性风险的性质也因此被改变。朱民说，以资本流动为例，传统意义上，资本和贸易绑在一起，但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市场的关联性也越来越大。资本的进出引发汇率、公司财务报表、债务和资产的变化，对金融市场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很大，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则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威胁。

　　

于是如何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提上了IMF的议事日程，而新兴经济国家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2011年构建全球资本流动框架的说法首次提出，相关工作2013年开展，那时IMF原有的理论框架有了突破，资本流动可以干预的共识形成，审慎宏观管理应运而生。

　　

朱民的顾问塔尔汉·费伊齐奥格鲁（Tarhan Feyzioglu）在IMF工作了20年，与朱民共事六年，他说，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朱民有独特的看世界的方式。他对《财经》记者说，朱民是极少数能将世界问题置于三个不同角度来分析的人：商业角度、学术角度、政策制定者的角度。

　　

以资本流动为例，朱民率领的团队从2010年开始研究，最早研究的焦点是资本接收国家如何管？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管理？那时的标准是，如果资本流动影响宏观金融稳定就要管，短期的冲击可以放手。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即用加税控制渠道等政策限制资本流入流出等。出任IMF副总裁后，朱民与同事着眼于研究资本流动的干预时间和工具。2015年后，总的研究延伸至“资本流出国家要做什么”?

　　

朱民走后，全球资本流动的课题还在延续，IMF雄心勃勃地希望率先建立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全球资本流动矩阵。

　　

朱民最后一天在IMF上班时，接受了加勒比海一家杂志的采访。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朱民是IMF的关键人物。在他的领导下，高级别会议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他在所有成员国中知名度极高。

　　

实际上，朱民在IMF189个成员里的97个中进行宏观政策督导，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北欧等国家，到印度、埃及、沙特等新兴国家，还有包括大多数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朱民有“一视同仁”的理念，他认为，有些国家虽然小，但也会影响全球经济稳定，因此他关注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这样的关注带来的变化是，原本小国和基金组织僵硬而紧张的关系得以改善。

　　

费伊齐奥格鲁说：“朱民大概是我目前遇到过的好奇心最强的人，他总是能产生各种有趣的想法。我坚信他卸任IMF，这并不是职业生涯的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实习生陈甚萱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刊于2016年8月8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