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最近给我上了一门生动的课，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最好的因材施教。
关于BBC记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严师和英国熊孩子，看了一集，在这里不想讨论到底英式教育好，还是中式教育好，毕竟两个国家学生对于“学习”的了解和目的都不是完全一样。先只说对两者教育方式的看法。
中式教育在于将精华、难点系统化、工具化地教授给学生，在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施加超过该理解范围以上的压力，迫使人集中注意力去克服和吸收，这样有时候恰好在基础范围内，多了一层系统化知识运用的作用，但至于接收者是否能成功接收，并不在老师的传道技巧范围内（考试不算传道过程），而在这点上，英式教育则过于注重迁就孩子的渐变理解能力，过分放纵，仅传授基础，若辅以中国式中高难度压力，我猜想就刚好合适。
英式教育在学生青春期少年阶段，正符合了人的天性——爱动手爱尝试不喜深入思考和记忆，所以学生在一对一或者按能力分层次学习上，更容易接受知识。英国的教育制度和老师的教育方式，也起了关键作用，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教材，没有统一的范本，而根据人的不同能力进行不同教授。中国就像BB机，我只负责发送消息，而你是否收到并看到，我管不了，英国如同电话，我们俩是在双向的互动，实时提供反馈。但在教育力度上，缺少中国老师的严厉和教材难易程度上的压力。
以上就是自己浅显的理解，中国和英国的国情背景就不加入讨论，重点是，两种文化的交汇，有冲突，肯定会发现融合。
化学老师讲课的时候，中国式教育是老师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在黑板上一笔一划地写，将知识点一丝不苟地传递给学生，学生需要在下面做笔记，照行抄板书。对于这种教育方式，有的英国学生表示中国老师讲的很清楚，平时不了解的点，自己听着听着就懂了；而大多数学生产生了不耐烦和不专注的情况，因为英国主张学生自己去探索去动手，老师讲解了也不一定理解正确，这就是科学。
所以问题来了，现在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视觉学习者，有的是听觉学习者，有的可能是其他五感之一的学习者。这就能说明，为什么有的孩子光听老师讲课就能懂，有的还需要靠问问题，靠亲自动手来让自己理解，原因在于每个人有不同的学习方式。这样看来，大多数中国孩子在多年的中国式教育培养下，习惯了听觉型学习者的方式，但仅仅是大多数，因为中国教育奉行的是“适者生存”，我们只提供一套标准的教材和方法，能不能吸收，能不能听懂，全靠个人。这样不免会在教育中自然地舍弃掉非听觉型学习者的“少数人”，那些人就是我们学习生涯中的“差班生”。
那，何不做种尝试，混合英式教育的、中式教育系统灌输、适当压力传授、再加上针对不同人学习类型的因材施教，试一试，我们都会找到属于自己最好的教育方式。
关于不同学习/工作方式，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有篇文章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摘录如下。
1、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许多人不是以 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由人的个性决定。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 就形成了。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 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 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 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 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 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 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 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 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 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 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2、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邱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 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 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邱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 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 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 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 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 （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最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 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 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 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 现最佳？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2015-8-10，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