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德鲁克：君子与知识工作者
来源：德鲁克创新工坊（ID：Druckershuodedui）
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篇》第12）
德鲁克对曰：“自我管理是人事管理上的革命。它要求个人，特别是知识工作者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和做出史无前例的事情。”（《21世纪管理挑战》）
有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叫利玛窦（1552.10.6-1610.5.11），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
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传教期间，利玛窦给罗马教廷写的一封信中谈及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信仰天主教，也没有宗教信仰，却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这在西方世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这只能说明利玛窦当时还不了解儒家。对于儒家的读书人来说，修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君子。儒家虽不是宗教，却由此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修身的康庄大道。
“君子”一词广见于先秦典籍，原指“君王之子”，着重强调政治地位的崇高。《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郑玄曰：“君子止位在官长者。”
总之，以“君子”称呼的通常是统治阶层如国君、贵族、官员，其中也包括先得到官位再来学习礼乐的卿大夫子弟，有时候也用来指称社会贤达。但是在儒家的词典中，“君子”和“小人”成为对照，其泛指所有立志成为君子的人。
孔子对“君子”极为重视。虽然在人格塑造的理想中，儒家有圣人、贤人，然而圣贤究竟不世出，因而一较普遍的、较易至的、较完美的人格典型——君子，也就特别值得注意与追求。
可以说，“君子”是孔子的理想化人格。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是事业的正当性。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要做到中庸……
德鲁克在《新现实》的第一章中曾提及一个事实“十八世纪的中国是西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因为中国受过教育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超过了所有欧州国家,每年约有2万个就业机会。”
事实确实如此，十八世纪是中国的明代，也是科举制度走向鼎盛的阶段。纵观整个科举时代，从公元六世纪末隋朝开科取士，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
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好处是冲破了氏族门阀垄断官职的局面，为文人提供了入仕的途径，使知识分子与社会得以联系密切，扩大了知识分子阶层，受教育的人数得以扩大。但无论怎样扩大，知识分子在整个人口基数中仍然是很小的一部分，却是社会的精英所系。
而根据德鲁克的观察，20世纪的重大社会事件，也是对当今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从少数人成长为多数人，这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20世纪，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是生产设备、厂房、机器，体力工作者只是这些设备的附庸，没有设备，他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在21世纪，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则是知识工作者的知识及其生产率，管理学的挑战由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于如何激发知识工作者，使他的优势为组织创造价值。
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可以尝试着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君子”或者“知识分子”，那就是“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
什么是知识工作者？在一本叫作《重新定义公司》的书中，谷歌谈及了他们是如何管理“创意精英”的。
何谓“创意精英”？在这本书的开篇，埃里克·施密特和乔纳森·罗森伯格等人首先谈到了德鲁克先生对“知识工作者的”定义：他们是一群运用头脑中的知识来进行工作的人。
在这本书中，谷歌谈到了他们在激发每个“创意精英”力量的实践路径，书中不止一次出现的德鲁克更像是谷歌的导师，他的观点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引用。
事实上，在德鲁克先生自己的书中，“知识工作者”这个词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1954年的《管理的实践》中，这个词第一次出现；
在1966年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中，德鲁克重新定义了“知识工作者”；
在1973年，《管理：使命、责任、实务》中，这个词得到更系统的讲解；
1999年的《21世纪管理挑战》中，德鲁克专门划出一章，谈及他对知识工作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做出了这样的预言：在21世纪的前50年里，在激发和提升知识工作者的生产力做的最彻底和最成功的国家与行业，将走在世界经济的前端。
管理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需要异常的想象力、勇气与超凡的领导力，就某些方面而言，它比管理体力工作者更吃力。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管理阶层以“畏惧的武器”取代对劳工的管理，因为劳工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经济能力、害怕公司的守卫、害怕政府的警力……管理阶层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来控制他们而非管理他们。
但是，这些“畏惧的武器”对于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可是一点都不管用，知识工作者不会因为这些畏惧而变得有生产力，唯有自我激励与自我命令才能使他们有生产力，如果缺乏成就感，他们就不可能有生产力。
同时，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没有先例可循，在过去，知识工作的执行者是小团体中独立工作的个人；现在，知识工作者是在大型、复杂、受到管理的机构中执行。现在的知识工作者也不是过去“知识专业者”的继承人，他们是过去技术工作者的接班人，因此，他们的身份、功能、贡献、在组织中的地位仍然有待定义。
所以我们发现，随时时代的变换，从“君子”到“知识工作者”再到“创意精英”，所指的都是运用头脑中的知识来进行工作的人，而成为君子正是每一位知识工作者自我修炼的方向，那么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还会不断引述孔子关于“君子”的观点以及德鲁克关于“知识工作者”的思考，讨论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方式的变革以及知识工作者如何进行更加有效的自我管理。
接着说说“器”的含义，何晏在《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这是目前已知的对“君子不器”的最早文本解释）
又引邢疏：“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济川，车舆以行路，反之则不能。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其用，见几而作，无所不施也。”
傅佩荣老师的解读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扩展，翻译过来就是“君子的目标，不是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
这自然是与孔子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有关。在孔子看来，君子要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包括人格教育，人才教育和人文教育，即儒家的全人教育。其中人格教育是人生的基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篇第6》）只有首先完成人格教育，有了入世的基础，才有资格继续完成人才教育。
人才教育用之于外，在社会上只要是念完任何一所专业技术学校，就会有一个特定的专长，这就是人才教育所要达到的功能。可以拥有一技之长，可以找到工作，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然而一个人能不能发挥所学，不仅仅局限于所学，还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才能。
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很不中听的话：“专家是训练有素的狗”。这代表虽然你训练有素，却只是做专门的工作，虽是熟能生巧，却还需要人文教育的熏陶，忽略了社会责任，或者缺乏人文情怀，都会让人误入歧途。
同时，人文教育会在知识工作者的人生下半场呈现更多的价值。工作了40年的体力工作者在到达迟暮之年前很早就已经感到身心疲惫，他们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对于知识工作者却不是如此，他们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然而，知识工作者在30岁时本来感到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他们过了50岁之后就变成一潭死水，因此，如果知识工作者只把自己当做一个“器皿”，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浪费了自己更有价值的退休生涯，而事实上，他们仍旧有可能再继续工作15~20年。
因此，知识工作者需要自我管理，这是人事上的革命。它要求个人，特别是知识工作者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和做出史无前例的事情，但是首先要改变的恰恰是知识工作者自己，从不把自己当做单一用途的工具开始，从儒家的全人教育开始，从关注“人”开始。
管理是任务，也是一门学科。但管理阶层也是“人”，管理的每项成就就是经理人的成就，管理的失败是经理人的失败，执行管理的是人而非“力量”或“事件”，经理人的愿景、奉献与正直是决定组织能否进入管理状况的因素。
因此，德鲁克不仅强调以人为管理的核心，同时把焦点集中于经理人的所作所为及所成就的事，并不忘记把人与工作整合在一起。毕竟工作本身是客观且非人的事物，需要经理人来执行，而决定当中所需的资源及欲达成的目标就是所谓的“管理”。
康德曾说过：“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这与“君子不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德鲁克非常喜欢这句话，并曾多次引用，认为“人是管理的核心”。同时也只有每一位“知识工作者”不止把自己看做是工具，这场自我管理的革命才能真正发挥他的作用。
我想，这大概就是“君子不器”的现代意义吧。
作者简介：彭信之，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资深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创新研究院特聘专家，深圳骐骥资本联合创始人，国内多家主流财经媒体特约撰稿人。
●●●
关注“商业评论精选”，扫尽管理强文
如果喜欢我们，请选择“置顶公众号”
优惠订阅《商业评论》杂志，请戳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