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学: “上海女孩逃离农村”谣言为何引爆网络?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下简称“上海女孩”)最终被证实是一个谣言。

后知后觉的人们摆出一副嘲讽的表情:“哟,明明是个谣言,你们还一本正经地讨论得那么认真!好好笑哦!”

卡卡从不支持传谣,但也不会轻易否定讨论的意义。

就像买了假货。扔掉假货,但不代表我们不追问假货销售的途径、研究假货产生的土壤、呼吁政府加大打假力度……

对待谣言等同此理。“上海女孩”之所以被传播得这么广泛,讨论得这么深入,恰恰是因为它触动了你我心灵深处的种种不安,而不安感又牵扯着众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1.

先讲一个听起来很荒诞的故事。

1768年,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晚期。

浙江省德清县要修一座桥。据传,为了保证桥桩的稳定,一位石匠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的底部,打入河中。这种做法会吸走受害人的精气,被称之为“叫魂”。

后来,谣言换了种说法,变成游方僧人剪掉别人发辫,用迷药害人。

3个月内,谣言从德清县传到千里之外的汉阳府,并迅速演变成全国性谣言。

大半年时间里,从庶民到皇帝,整个帝国都被“叫魂”谣言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

原本安居深宫的乾隆皇帝则将其视为一种阴谋,寝食不安,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

折腾到年底,小民的贱命和官老爷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只是一场闹剧:没有“妖人”,没有“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

这个故事出自《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作者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最近刚刚去世。

在孔飞力看来,所谓“盛世”(康乾盛世晚期)是一种惯用的说法,是一种装点官方文件的溢美之词,而“乾隆的盛世”的实质是一个无法用提高生产力水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受困扰社会”。

当时,中国人口从1700年的1.5亿暴增到1794年的3.1亿,增加了一倍还多。帝国的资源变得匮乏,商业繁荣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感到命运被无形的力量所左右。

人们需要虚构一个对象,把说不清道不明的罪恶安在这个对象身上,借以转移视线,缓解无助和焦虑。

“叫魂”的谣言因此产生,并得以迅速传播。

在这场大恐慌中,始作俑者和受害者都来自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

宫廷之内,同样弥漫着不安全感。乾隆始终将其视为一场政治事件,因为事件中出现了“剪辫子”的行为。众所周知,清朝皇帝对此是十分敏感的。


2.

从宫廷到民间,从皇帝到庶民,整个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恰好给谣言提供了产生和传播的土壤。

这不是卡卡说的,而是写出《谣言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观点。

他的原话是——

人们造谣和传谣的动机是内心情感与情绪的一种映射:如果谣言内容触碰心底不安,我们就会愿意相信和传播它。

而来源于恐惧焦虑的谣言因为往往和危险相关,从而更具有传染性、令人难以抵挡。

让我们回到“上海女孩”事件。该事件的讨论角度大概包括:人的教养、爱情观、阶层板结、城乡差距……

任何一个角度,都对应着藏在你我心中的一种不安感:

我们为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社会整体道德滑坡而担心;

为物质主义主宰一切,爱情变得庸俗功利而焦虑;

为温情脉脉深情款款不抵房子票子而哀叹;

为能否通过努力奋斗而跻身精英阶层感到疑惑;

为城市和农村差距拉大而感到不安……

我们表面上是在讨论这个谣言,实质上却在表达心底深处的恐惧。

从古到今,因为不安感而导致谣言迅速传播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朋友圈不时出现的“丢(抢)孩子”谣言。

因为心理不安,很多人遇到这种谣言会不假思索的转发,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

奥尔波特还认为,人们有将自身情感投射给他人的欲望,一些猎奇性的谣言(如性关系的谣言)往往能带给人传播的满足和刺激感。

“上海女孩”中,“黑乎乎的饭菜”、“毫无教养的逃离”、“江西农村的凋敝”,都给人以传播的刺激和满足感。


3.

再从社会学角度讲一讲。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作者)认为,在信息不透明或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谣言来弥补信息认知上的空白以寻求信息需求的满足感。

信息不透明或不对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量。第一个角度,是自然生成的信息不对称。

比如“上海女孩”,其传播时机正值辟谣能力较强的网信部门和传统媒体的春节假期(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传统媒体看中传播性而放弃求证),而普通民众并没有探查信息真假的能力和动力。

第二个角度,就是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即权力对信息的控制。

所以,卡普费雷同时认为,谣言具有一种社会抗议的功能。

作为“弱者的武器”,谣言可以成为人们反抗权力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工具。

卡普费雷将谣言称为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强调谣言利用它的揭露性迫使官方公开信息,促进了权力的透明化过程。

何舟(《双重话语空间的表述及传播效应》等文)曾经提到,中国存在两个话语空间——官方话语空间和民间话语空间——在面对公共危机时,通常存在控制封闭vs.揭露模式,即政府控制信息,而公众在好奇心与知情权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各种揣测与信息曝光,试图揭露更多的信息,进而出现与官方话语的对抗。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和传播谣言。

“双重话语空间”尤其体现在环境谣言上,例如厦门的PX事件等。

4.

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便利了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一方面,新媒体环境促进“极化”的发生(粉丝、各种兴趣群),当想法相似的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时,他们得出结论会更为极端。

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高开放性、低准入性和信息自由流通,使谣言即时地传达到不同社会群体、地理区划的受众。

在新媒体中,谣言信息被更为简化地呈现,如将帖子的标题起得简洁有力(标题党),为吸引阅读只截取片段信息等。

这文够长了,就不细说了。

总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支持造谣传谣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忽视谣言掩盖下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消灭谣言固然需要对造谣者和传谣者予以制裁,但同时也需要想办法,努力消除制造者和传播者心中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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