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的时候父亲说了一句：“人的一生啊，哗啦啦一下子就过去了！”
我知道他是感慨冯阿姨，前几天刚走。也知道他在感慨自己。
冯阿姨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不清，记忆只停留在汉口某一片法式小洋楼里，那个忙里忙外招待我们一家的中年妇女形象，能说会道，热情大方，但具体的样貌仿佛非常久远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当他的儿子阿波上个月告诉我，他母亲可能撑不了几天的时候，我并没有太大的伤感。时间和距离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让人的情感变得麻木，泛不起一丝涟漪。
可对于阿波来说却不是这样。
黄叔叔在廉江中风住院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问父亲为什么阿波不过来？父亲说冯阿姨也病重住院，阿波走不开。我才知道此刻最痛苦的是阿波。
阿波比我年长几岁，虽然儿时去他家时也一起玩过，但这么多年从未联系过。前两年黄叔叔回湛江和战友聚会，阿波也跟随父亲来湛，于是我们才见过一面。
而上个月再次见面时，却是因为要给黄叔叔从廉江转院到湛江。他撂下还躺在武汉重症病房的母亲，千里迢迢赶到廉江。那时候黄叔叔昏迷多时，廉江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建议马上转去湛江附属医院治疗。
然而在到底是谁派救护车转送的问题上，廉江和湛江两方的医院竟然互相扯皮。因为谁都知道病人在转场的路上有风险，更何况医院听说黄叔叔曾经心脏骤停过十几分钟，就更不敢把这种危险往自己身上揽。而且湛江附属医院的重症病房人满为患，就算有钱也不能给你马上住院，还要排队叫号慢慢等。那几天可把阿波急坏了。
后来托了很多关系几经周折终于把黄叔叔送进附属医院的ICU，阿波才算勉强松了一口气。
黄叔叔病情稍微稳定之后，父亲让我代表他去看望黄叔叔，我便联系阿波。阿波说虽然度过了危险期，但黄叔叔的身体还非常虚弱，插着喉管，不能进食，不能说话，亲友看望还必须经过医院批准。
阿波说等他通知。他也明白这个时候看望病人，不仅对病人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还会影响病人的康复。病人的精力不是用来帮助自己恢复，而是用来应付探视者，这种“习俗”害了好多人。
还有陪护的亲人，探视者也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负担。他们照顾病人已经精疲力竭，还要想方设法为探视者“安排”。
阿波似乎对这种“安排”并不排斥，他可能觉得这是他的义务。因为他知道我父亲关心黄叔叔的病情，也叮嘱我自己过来看一下就好，回去对我父亲尽量只说好的，别让我父亲太担心。
我连忙点头称是。但当我第一眼见到黄叔叔的时候，才真正明白阿波说的意思。
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我要仔细辨认才敢确定是黄叔叔，已然不是那个满面春风的军人壮汉。除了能转动的眼珠子，还有那不受控制略微颤动的手脚，白色床单罩着的俨然一副苍白的僵尸。
我强装笑容说了几句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的啰嗦话，黄叔叔只能用那双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来回应我，深陷的眼珠子瞪得老大，腿脚努力抖动着，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做着徒劳无功的挣扎。
我赶紧示意他不要乱动，又胡言乱语了几句，连忙告别。
在我之后，黄叔叔另外一个战友也去看望了他，出来之后也是连连摇头。
重症病房外比集市还乱哄哄，阿波带着我们下了楼，算是履行了他的义务。我问起冯阿姨的情况，他说比黄叔叔还糟糕。我说那怎么办，你两头照顾不过来呀！他说等黄叔叔病情稳定之后，想办法送回武汉和母亲一家医院，这样就可以一起照顾他们。
我问怎么送，两地距离一千多公里，坐飞机还是火车？他说只能靠救护车走公路，车上还要配备必要的设备、药品和救护人员。他说的很坚定也很无奈，我听得头皮直发麻。廉江到湛江几十公里的路程，都要瞻前顾后、提心吊胆，这一千多公里该是如何折磨人？
不过，人在别无选择的时候，那种勇气和毅力是不可想象的。
尽管如此，事后我给电话阿波，他才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路上还是出了状况。在医院里经常给黄叔叔吸痰，但在救护车上没有吸痰的设备，黄叔叔给痰堵住导致呼吸困难，中途不得不下高速去找医院。找到医院，医院又不敢接收这样的病号。又是折腾了好久才将黄叔叔从鬼门关里拽了出来。
回到武汉，这对“老冤家”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听父亲说，黄叔叔和冯阿姨早些年离的婚。老年人追求自由和幸福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趋势，本无可厚非。子女也想父母过得好，过得自在，怎好怎过。可是到头来，逃不过、避不开的生老病死，还是如一座大山压在子女身上。
黄叔叔不能说话，冯阿姨病重昏迷，估计他们两人并不知道他们此时就住在隔壁病房。又或许冯阿姨在病危之际，阿波为了让这对“冤家”能见上最后一面，给他们做了“安排”。
我没敢问阿波，只是想象着这样的一刻，在人生走到终点的一刻，所有的恩怨情仇还有什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