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重温《无间道》，看到黄秋生给曾志伟讲他抓的第一个犯人，我总是想起我第一次采访的法制新闻。再后来，我给朋友讲这件事的时候，也总爱用片中黄秋生的那种语气……
晚上十一点多，我编完最后一条新闻片，回到宿舍准备洗洗睡觉，电话忽然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带我的老师打来的，他的声音似乎有点兴奋：“快下来，有个绑架案，跟我一起去拍，穿厚点。”
时间是2007年3月，我在一座小县城的电视台做了一名新闻记者，算是一只脚迈进了理想的大门。
办公室就在我宿舍的楼下，我下去的时候，老师已经收拾好了设备，把一盏摄像用的探照灯交到我手里，就带着我匆匆出门。
我问他：“绑架啊，你怎么好像很高兴似的。”
老师笑了笑说：“人已经救下来了，我何必还假惺惺装作担心的样子？咱们这种县级台，难得遇上好题材，好好做，争取拿个奖，将来评职称也好用。”
坐上来接我们的警车，一路飞驰。这个县城以产煤和煤老板著称，每晚运煤的大卡车成群结队，超限超载是常事，城外的县道被毁得坑坑洼洼，车子颠得我七荤八素。我看着车窗外扬起的尘土和夜色中隐隐约约的草木，想起老师给我看过的他一个同学拍摄的警察和匪徒枪战现场的画面，镜头里一面黑暗，只有“啪啪”的响声和黑夜中激射的火光。后来出现场的画面中，那位前辈穿着防弹衣，戴着防弹头盔，手里拿着一个被子弹打烂的垃圾桶向观众介绍情况。曾几何时，我对那样的工作场景既向往，又害怕。不过老师说人已经救下来了，那肯定就没什么惊险场面了。
车子走了约半个小时，来到下面一个镇的派出所，远远便看见一辆面包车停在门外，后背箱门已经打开，几名民警正在一旁站着抽烟，其中一人是副所长，见到我们的车，便迎了过来，和老师打了声招呼：“来了，这边。”
我连忙把探照灯打开，老师开了摄像机，刚才抽烟的几名民警开始在面包车后座忙碌起来。老师先拍了几个空镜头，然后走近前去，车内弥漫着一股酒味。一个人躺在后座上，身上裹着厚厚的被子，双臂被反剪着，用胶带缠得死死的，也不知道绑了多少层。原来他们虽然救下了人，却等我们来了才开始解绑。
被绑的那人约莫五十多岁，脸颊瘦削，一直眯着眼皱着眉头，嘴里小声哼哼。那个样子窝在车里，肯定很不好过。老师靠近他，一连问了几个问题：“怎么样？身体还行吗？有没有受伤？能不能说话？”
这时，民警已经把他身上的胶带剪的剪撕的撕解得差不多了，他一只手不停地揉着脖子，呻吟了几声，小声说到：“哎呀，难受。”便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老师请那位副所长说说情况，他显然是经常接受采访的，显得很有经验，镜头感很好，找了个光线充足的地方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晚上我们奉上级的命令，在收费站（那时候还没有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站，加上这里情况特殊，经常要查超限超载，所以即便是县道也设有收费站，离派出所不远。）查超限超载，大约晚上十点的样子，我们发现了一辆面包车，车上的司机行迹很可疑，便上去查问。在查问过程中发现后座上有一床被子裹着什么，车里还有很浓的酒味。我们的民警问司机是怎么回事，他说是一个朋友，喝多了，这是要送他回家。我们发现司机说话有点吞吞吐吐，同车的两个人神色也有点不对，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我们上车把被子掀开，这才发现被子里的人是被绳子和胶带捆绑住的，为了掩饰，他们在被子上喷洒了大量的白酒。我们的民警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嫌疑人，救下了受害人……”
说完他看了下回放，问老师：“怎么样，说得还行吧？”
老师笑着说：“相当行。你这经常接受采访的，早都熟门熟路了，以后可以做你们公安局的新闻发言人。”
北方的三月依旧很冷，尤其是夜晚，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二人说笑了几句，副所长说：“咱们进去吧，屋子里暖和。我看这小同志手套都没带，冻坏了吧。”我一直拿着灯和话筒，手确实冻得生疼。
老师问：“嫌疑人关在哪里呢？”
副所长在前边带路：“就在里边。”
派出所的办公场所是一栋二层小楼，一楼中间是大厅，两边分属不同工作的办公室。副所长把我们带到右手边最里面的一个房间说：“这不是。怕他们串供，分开关着。”
我看到一个和受害人年纪差不多的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体形微胖，脸色较黑，头发乱糟糟的，似乎是很久没理了。他里面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外罩一件黑色旧西服，有点皱了。一只手拷在暖气管上，另一只手搭在腿上，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前方。看到我们，他的嘴动了动，没说话。
副所长问他：“喝不喝水？”
他摇了摇头咳嗽了一声，小声说到：“不喝。”
副所长叫人倒了三杯水过来，把其中一杯放在他身旁的桌子上说：“渴了就自己喝。那只手能动吧？”说完回头对老师说：“抓捕的时候扭打了几下，应该没伤到。”
他活动了一下那只自由的手，示意没事。副所长就说：“你们问吧，我去隔壁。”
老师向副所长要了包烟，抽出一根给他点上，然后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是……有什么过节吗？”
他小声说：“他短我钱了。”
他说话口音有点重，声音又小，我和老师都没听太清：“打你了？”
“短我钱。”他吸了一口烟，摇了摇头，“欠我的钱。”
“欠你多少钱？”
“我们十来个人，给他做了两个工程，一共十七八万的工钱。”
听他这样说，我心中不爽，觉得那所谓“受害人”活该。老师继续问到：“你问他要过没？”
“年前要了五六次。开始说上头的老板没把钱给他，后来又说过年前一定给，结果也没给，我们过年回家的钱都是借的。过完年又去他家要，被他儿子给打出来了。那都是弟兄们的血汗钱，我带他们出来的，干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拿到，今年都不愿意跟我出来了。拿不到工钱，我没脸回去见他们。”
“你有没有找过劳动部门？”
“报了110,110也管不了。”
“所以你们就决定用这种方法来要钱？”
“我只想拿回钱，我们没打他。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我领的头。”
老师点了点头，又给了他一根烟，起身招呼我去另一个房间里采访受害人。
“你们是记者，能帮我把钱要回来不？我看电视里面演过。”他看着我们，“我犯了法我去坐牢，能把弟兄们的钱要回来就好。”
老师说：“我帮你想想办法。”其实也没办法，不过是安慰他。
出门正好遇见副所长，老师问：“受害人怎么样了？我们去采访一下他。”
“算了算了。”副所长摇摇手，“一直在那儿哼哼，问他话什么也不肯说。刚刚通知了家属，准备送医院，车都安排好了，你去也采不到什么，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已经初审了，三个嫌疑人说的都差不多，欠钱不给，估计就是那么回事了。这些个家伙，一个个心都叫煤熏黑了，他妈的钱宁愿包二奶养小姐也不给工人。”副所长有些忿忿不平，“也是可怜人，没办法了才走这条路。我说，你们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事就不能呼吁呼吁？”
老师苦笑：“呼吁个屁，还无冕之王，我们这县级台的记者能有什么影响力？你以为是《焦点访谈》啊。他这个情况，法院量刑的时候会不会考虑从轻？”
“也许会吧，谁知道呢？”
闲谈了一阵，从派出所拿了点资料，我们就回去了。路上老师问我：“后生，心中不平？”
我套用《无间道3》里黄秋生的一句台词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啊，世界不应该这样，做人不应该这样。”
老师就笑：“还是太年轻啊。等你跟我一样见得多了，心就磨出茧子了。”
老师终究没能想出什么办法帮他拿回钱，只在新闻片的结尾点评了一句“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他判了多少年我也不清楚。一年后，我在县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又见到了那位受害人，西装革履满面红光，拎着公文包和一群人边大声说笑边进入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