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某个秋天，著名刑案辩护律师韦菲爵士病愈归来，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时刻唠叨的贴身护士。护士要求韦菲绝对不能再接受刑事案件，韦菲也做好了休养身体的准备。就在这时，以蓄意谋杀罪名被起诉的莱那德和他的辩护律师梅休上门拜访。
莱那德是一名信誉记录良好的退伍士兵，富有魅力，但穷困潦倒。他偶然间结识了单身富婆弗兰奇太太，后者则被杀死在家中，留下一张不久前变更过的遗嘱，莱那德是八万英镑的继承人，由此也变成了头号嫌疑人。韦菲爵士本不准备插手这件事，但随后莱那德唯一的证人—他的妻子克里斯汀登门，她表现出的冷漠和挑衅，让韦菲感到事情另有隐情，于是他决定插手这个案子。
《控方证人》是根据英国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短篇小说《原告的证人》改编，美国人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执导，由泰隆·鲍华（Tyrone Power）、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查尔斯·劳顿（Charles·Laughton）主演的电影，于1958年2月6日在美国上映。
看过电影或者小说的都知道结局，莱那德的确是杀死富婆的凶手。以无辜的受害者姿态出现是他逃脱法律制裁的一步险棋。
同样的手法出现在克里斯蒂诸多小说中：《无人生还》中被“凶手”开枪杀死的法官、《谋杀启事》里被一个愚蠢的玩笑捉弄，胳膊被打伤的布莱克洛克太太。在以后的恐怖片如《孤岛惊魂》，“死去”的陈小春最后关头出现......死亡成了掩盖罪行的面具。但是假死的做法操作难度比较大，所以一般来说凶手总会有个同谋者。
很明显，做伪证是转移嫌疑的手段之一。被怀疑的两方或多方互做伪证，最坏的结局也只是送一个人进监狱。最著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死者身上的伤痕呈现了凶手的特质，但是它们互相矛盾：这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单薄弱小）的、理智的（疯狂）的、习惯用右手的（左撇子）、男人（女人），整个列车上，一旦有人被怀疑，不久会出现新的不在场证明为他洗白，这也使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同样的互相指控出现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忠心的年迈女仆和被所有人厌恶的女主人的年轻情夫，这种策略确实有烟雾弹的功能。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铁打的物证。
电影中一个重要的物证是莱那德沾了血迹的袖子。嫌疑人则表示是自己几天后不小心割破了手指；作为证人的克里斯汀对丈夫最直接的指控，就是证明他是22：00以后回到了家，而不是他所声称的21：20，这直接粉碎了他的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往往在谋杀案发生之后最先被警方取证，所以自然也成为经典技巧所依傍之处。
比较笨的做法是直接搞坏钟表，但这个容易被发现且危险度较高；还可以依靠药物作用，安眠药和麻痹神经的碱类毒物是克里斯蒂的最爱。一方面可以延缓毒药发作，而不让人起疑；即使起疑嫌疑也会转移到能接近它的人身上。
1914年，阿加莎·克里斯蒂随丈夫奔赴法国战场，她在医院里成为志愿者，两年以后成为有合法资质的药剂师。在她的小说中，有83个角色死于中毒。她一直说，在她一生收到的所有关于写作的评论中，给予她最大快乐和满足，最值得自豪的评论，是刊登在一本随处可见的杂志上的，药学杂志。事实说明了，她在毒药方面的知识毋庸置疑。
但是不管作者怎样厉害，侦探小说始终是作者和读者的“公平竞争”：作者把已知的线索告诉读者，与读者一起推理探秘，以“同行人”的姿态出现，找到这个位置十分重要。打开一本大师级的作品，在潜意识里，我们已经暗暗断定，作者一定是要比我们高明的。所以当我们追随他的视角和步伐前进的时候，无形中想法已经被作者影响，甚至不知不觉被他们带入了误区。
阿加莎·克里斯蒂最受争议的一部作品《罗杰疑案》便是如此。它石破天惊地采用了内视角叙事，即犯罪凶手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因此在潜意识中首先把罗杰的嫌疑排除了。我们习惯的叙述者华生，是一个智力上略有欠缺、迟钝但性格醇厚的助手。他一直和读者保持着相同节奏感，仰慕着非凡的侦探福尔摩斯揭出真相（此处应有卷福和华生的蜜汁微笑）。所以当“约定俗成”的规则被打破，读者自然有一种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受骗感。
我想这才是侦探小说的魅力所在。
回到《控方证人》上。电影里有许多有趣的细节。
威尔弗里德爵士断定沃尔是诚实且无辜的，而他的妻子克里斯汀在撒谎的方法，是用眼镜片反射的强光瞄他们的脸，观察他们是否有恐慌、不安或者笃定的回应。
这一做法跟测谎仪、心理测试的原理有相似之处。结尾处整个剧情出现了惊天逆转，罪犯几乎成功地逃脱法律的制裁，而这也正是律师先入为主的判断造成的。后世的一些推理小说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江户川乱步在《心理测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件：罪犯露屋清一郎杀死房东老太太，在警方随后进行得心理测验中，他仅仅用精心准备的技巧和出色的演技就成功地把警方引向了错误的方向。作家显然对心理测验等可能具有人为干扰因素的刑侦方法提出了质疑。
机智的克里斯汀化妆成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并且故意抛出一沓伪造的信件给韦菲爵士，使他在法庭上自己是撒谎成性、水性杨花的女人，从而使陪审团相信克里斯汀对丈夫的指控无效，将莱那德无罪释放。
这种略显神奇的回路背后其实是英美法律系统的规则。
受英国普通法中“品格证据”传统影响，美国联邦和加州的证据法和判例都规定，如果出庭证人的品格被证明有缺陷，则证人呈庭的某些证词就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在法庭审判时，检辩双方律师都会在证人个人品格上大作文章。此外，在法庭宣誓之后，如果一位证人在一部分证词中故意撒谎，那么，陪审团可以将这位证人的其它证词也视为谎言。
20世纪发生在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便是如此。当时的控方证人福尔曼警官因为在对黑人使用侮辱词汇这一点上前后言辞矛盾，遭到了品格质疑，他在本案中呈贡的证词和证物都失去法律效力，加上诸多疑点，辛普森被判无罪。而警官福尔曼则因执法过世进了监狱。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认为：“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在霍姆斯看来，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
这种担忧在以后同类型的小说中有所体现。与论证嫌疑人有罪的主流推理小说不同，法庭派的推理小说的关注点在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凶手，而不是找出真正的凶手。斯考特·杜罗的《无罪的罪人》延续了这个传统，但同时也提出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当文本的重点已经变成了对权利运行内部贪腐现象的揭露以后，布局的精巧就不能兼顾。这样一来，即使作者竭力向我们展示一个“不近人情、极度理智、有些男子气概”的妻子来淡化读者对她的怀疑，同时又忘记了似的没有引入任何能转移嫌疑的对象，所以略显生硬。杜罗做出了努力，第一人称的布局效果还是弱化了小说造局的美感。相比之下，《消失的爱人》则巧妙地用尼克、艾米的双重叙述视角，穿插了大量的日记，构建出一个结构精巧的局。媒体时代的大众代替了12人陪审团对尼克进行道德审判。
有趣的是，《控方证人》、《无罪的罪人》和《消失的爱人》这三部作品，三个接受法庭或者舆论道德审判的男性，同样出轨，性格中同样充满不安定成分，暗中操控并且摧毁他们的都是妻子。“恶女”形象的形成在其中也初见端倪。
尽管有众多名噪一时的作品在后，我所钟爱温吞的英式谋杀、推理小说古典模式下的秩序感却是一去不返了。
说点开心的
2016年，《控方证人》上映满60年，BBC将于北京时间27日和28日播出新版《控方证人》，它的编剧Sarah Phelps也是2015版《无人生还》的编剧。由Tony Jones、Kim Cattrall、Andrea Riseborough、Billy Howle和Monica Dolan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