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侠客消亡史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温乎”（wenhu491001）授权发布
作者∣温伯陵
智氏的土地和人口都被三家瓜分，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名存实亡。 只有豫让要为智伯报仇。 他改名换姓以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失败被抓也不否认：“我就是要杀你。”
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妈都不认识，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准备一击必杀。 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马受惊了：“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 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的被人追杀，再强大的心脏也受不了，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知道此次必死，豫让也有最后的请求：
“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报仇。” 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
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然是赵国的人民公敌，但依然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代人看来，豫让不是傻么？是游戏不好玩、还是室友有痔疮，为什么想不开去谋杀赵襄子呢？ 可是豫让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一种精神。 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
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是自由的。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国事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玩音乐的高渐离成为朋友。 他们经常在路边摊喝酒。 一直喝到上头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高歌，吸引周围的人纷纷拍照发朋友圈。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估计俩人做过邻居，而且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经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或者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只好派人行刺喽。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好，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 于是，极其惨烈却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很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 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
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就是太子丹和荆轲刺秦的三件套。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 荆轲带着三件套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也要为燕国谋出路。 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电影《英雄》也是讲刺秦，但是故事很狗血，无数人把性命交给主角，他却被秦王的“天下一统”感动。
这就很扯淡。 “天下一统”是现代的观念，先秦人只认可自己的国家和恩人，根本没有天下的概念。
荆轲没有被秦王感动，秦王也没功夫凹造型。他一击不中之后，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之后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砍了八剑，秦王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他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
我认同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行动，也尊重荆轲为家国死难的勇气。
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赴死，这就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和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这是有原因的，而且政治不正确。 那时的统治术极其简陋，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很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基层权力真空。 那里几乎是草莽之地。 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实现真正的自由。 天地如此宽广，想去哪国随时就可以走，一怒杀人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侠客以天地为家，活的自由自在。 而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自由的灵魂。 他们可以追逐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于老板赏赐，他们才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 这一点很重要。 一旦在身体上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猥琐，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社会和人生是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可以看不起月入千万的人，但是成年后，不得不为几千块钱而仰人鼻息。
人到中年，谁的腰杆子都不硬。 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是中国社会的青春岁月，侠客的腰杆子很硬。 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时有盛产传奇的土壤。 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自由的身体，由此诞生了自由舒展的灵魂。 环境是水，侠客是鱼。 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随心所欲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活的枷锁而唯唯诺诺。 水大鱼大。
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
人的世界不可能无序存在。
既然官府不能有效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公子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门下，他们往往来者不拒。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
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屏风后面有人做记录。
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是不是感动的眼泪汪汪？以后的工作，是不是会拼命去做？
慢慢的，孟尝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他的门客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宾客，彼时的孟尝君，跺跺脚都让人颤三颤。 在某种程度上，齐国的基层势力已经由他填补。 只要孟尝君把门客放出去，在齐国各地都能横行无阻，不论官府或者地头蛇，都要给过江猛龙让路。
战国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的府邸，不就是庙堂的武林门派么？
而四公子则是门派掌门。
他们的作风也颇有武林人士风采。 那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结果赵国人听说天王巨星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吃瓜。 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 “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是五短三粗的武大郎，哈哈哈，笑死人了。” 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几乎屠灭一座县城。 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理解。
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很好理解。自己是齐国的地下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又是王室公子，身兼庙堂和草莽，何须看人眼色。 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 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刘邦年轻时想拜入信陵君门下，结果没有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朝，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
他本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的让汉朝沾染游侠气质。而汉初官府的统治力依然薄弱，造就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 和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人叫朱家。
不知道此人是姓朱，还是名叫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么写的，这里以司马迁的原文为准。 此人的道德品质极其好，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和漂亮衣服，出门只乘坐牛车，相当于早已落伍的桑塔纳。 朱家惟一的爱好是施舍。 有人吃不饱饭，他去送点钱，有人犯事了，他找地方把人藏起来......做的事情和孟尝君没什么区别。
但是孟尝君有财有权，朱家什么都没有。 惟一的解释就是，他通过手段，收拢了当地的基层权力。 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这样就成为牢固的地方势力。
朱家再以当地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
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则是谋利。 大侠客虽然没钱，但从来不愁钱。
自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不希望和朱家做朋友......洛阳大侠剧孟家无余财，母亲去世时却有千乘车前来送葬。 他们追求的是掌控资源，这种追求和作为，与皇帝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跑马圈地。 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点缀。
长安有皇帝，名都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 在统治术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野的权力结构，都是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在历史的进程下，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角，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些侠客，属于风口上的猪。
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东西，不可能无休无止的存在下去。 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
侠客的终结史，从秦国开始。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统治术极大提升，历代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弘的体制。 在秦国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
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警告。
秦国给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做吏或者从军。
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做工、种田等出路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 而做吏或者从军的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进入体制。 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外的资源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 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只有进入体制。
打个比喻吧。
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池塘，并且安装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把周围池塘的水全部吸引到新池塘中，鱼虾想要生存，必须改头换面。 而新池塘的话语权，属于朝廷。 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
没有进入新池塘的侠客，就像奄奄一息的鱼。
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
既然资源在朝廷手中，那么所有人都在伸手向朝廷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逐渐消磨殆尽。 条理分明的秩序，把600万秦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做着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
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 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
那些忠义死节、爱曾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发生。
这些不是偶然的。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没有诞生的机会。 但是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于冒头就立刻削平，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战斗力。
不得不说，嬴政同志太生猛了。
那么多好东西，全部收到自己的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弘的体制骤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
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
它足够庞大，也足够坚固，但也仅此而已了，它的地基并不牢靠，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 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朱家、剧孟、郭解，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折不扣的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
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 他们倚仗武力收拢基层权力，并且以此为根本，某些时候甚至影响天下大势。 吴楚发动“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 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 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
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以后，大侠就迎来命运的转折，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钱，但是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
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都迁徙到茂陵，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
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哼哼冷笑：“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贫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 郭解没钱，但是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 对于可以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前来送行。
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总共有1000万钱......牛逼不？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 只因为县官把郭老大写入搬家名单。 大汉帝国不允许这么牛逼的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上台面的大侠。
侠客的黄金年代彻底终结。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弘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而服务。 历史又回到原有的轨道。
但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一样的。
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体制瓦解。
秦始皇死后发生8年战争。 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萌芽。 豪强士族的话题写过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只说一句：豪强士族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 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转移到豪强士族的手中。 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 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贫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是曹植、王羲之的风流。
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 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现象： 体制内也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 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打架偷新娘，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杀人、又为国为民的侠客么？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 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
还有刘备、桓温、王猛、长孙无忌、李白......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了。
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也是这种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变的可萝莉可御姐也可以霸道总裁，朝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出现分野。 由于士族门阀彻底消亡，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
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绝对社会主流。 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清朝号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它的统治术也是顶级杀器，把官员和人民压榨的干干净净，全体国民成为仰人鼻息的乞丐，想做奴才而不可得。
什么精神、什么气质，统统一边去吧。
而留在民间的强有力者，除非游走在生死边缘，否则很难打破社会壁垒，他们不再是侠客，也没有自由精神和舒展灵魂。 他们只是黑社会、小混混、泼皮无赖。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只有在乱世，才会出现繁荣的文艺大发展。
帝国体制仿佛诺亚方舟。 它可以保证国民在太平岁月的安全，不至于被异族侵略，却又挤压着国民的精神生存空间。 在这个诺亚方舟里，批评时事是不可以的，以武力自雄也是不可以的，每个人都必须蹲守自己的位置。 一旦体制崩溃，长久的压抑就会释放。 那种春秋战国的自由环境又回来了，他们的精神得到舒展，又表现在文艺创作上，但代价就是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 话说回来。 由于世事变迁，追求外部自由已经没有可能，这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承认。 在一座座钢铁森林之中，冷漠的上司、沉重的压力、局促的生存空间，再也没有任何法外之地。 但是承认事实，不一定要放弃追求高贵和自由的权力......从宋朝文人起，就把外放的自由追求，转变为寻求精神层面的高贵。 那些春秋战国的自由侠客，演变为魏晋隋唐的士族庙堂侠客，在宋朝以后，逐渐内化为个人精神侠客。 没错，就是内化。 这种内化的精神，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出来： “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八个字......大丈夫一生为国为民，方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者，皆为大侠。
侠客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剪短头发，穿起西装和高跟鞋，嘴里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早已脱离古老的生活轨迹。
但内化的侠客精神，让我们可以和侠客一样，活出一种古典的美感。 就像王家卫的电影，那些穿着西装、头发焗油的职场白领，也可以和诗人一样说出特别文艺的台词，却没有任何违和感。 世间已无侠客，但我们依旧可以体面。
温乎：守护每个人的真心、诚意与勇气。
在文字里岁月静好，在温暖中风华绝代。
作者∣温伯陵
春秋战国的自由侠客，
成为魏晋隋唐的士族庙堂侠客，
宋朝以后，
又内化为个人精神侠客，
让我们可以活出一种古典的美感。
智氏的土地和人口都被三家瓜分，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名存实亡。 只有豫让要为智伯报仇。 他改名换姓以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失败被抓也不否认：“我就是要杀你。”
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妈都不认识，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准备一击必杀。 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马受惊了：“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 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的被人追杀，再强大的心脏也受不了，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知道此次必死，豫让也有最后的请求：
“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报仇。” 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
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然是赵国的人民公敌，但依然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代人看来，豫让不是傻么？是游戏不好玩、还是室友有痔疮，为什么想不开去谋杀赵襄子呢？ 可是豫让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一种精神。 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
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是自由的。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国事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玩音乐的高渐离成为朋友。 他们经常在路边摊喝酒。 一直喝到上头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高歌，吸引周围的人纷纷拍照发朋友圈。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估计俩人做过邻居，而且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经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或者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只好派人行刺喽。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好，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 于是，极其惨烈却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很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 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
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就是太子丹和荆轲刺秦的三件套。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 荆轲带着三件套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也要为燕国谋出路。 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电影《英雄》也是讲刺秦，但是故事很狗血，无数人把性命交给主角，他却被秦王的“天下一统”感动。
这就很扯淡。 “天下一统”是现代的观念，先秦人只认可自己的国家和恩人，根本没有天下的概念。
荆轲没有被秦王感动，秦王也没功夫凹造型。他一击不中之后，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之后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砍了八剑，秦王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他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
我认同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行动，也尊重荆轲为家国死难的勇气。
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赴死，这就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和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这是有原因的，而且政治不正确。 那时的统治术极其简陋，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很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基层权力真空。 那里几乎是草莽之地。 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实现真正的自由。 天地如此宽广，想去哪国随时就可以走，一怒杀人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侠客以天地为家，活的自由自在。 而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自由的灵魂。 他们可以追逐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于老板赏赐，他们才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 这一点很重要。 一旦在身体上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猥琐，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社会和人生是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可以看不起月入千万的人，但是成年后，不得不为几千块钱而仰人鼻息。
人到中年，谁的腰杆子都不硬。 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是中国社会的青春岁月，侠客的腰杆子很硬。 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时有盛产传奇的土壤。 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自由的身体，由此诞生了自由舒展的灵魂。 环境是水，侠客是鱼。 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随心所欲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活的枷锁而唯唯诺诺。 水大鱼大。
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
人的世界不可能无序存在。
既然官府不能有效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公子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门下，他们往往来者不拒。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
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屏风后面有人做记录。
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是不是感动的眼泪汪汪？以后的工作，是不是会拼命去做？
慢慢的，孟尝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他的门客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宾客，彼时的孟尝君，跺跺脚都让人颤三颤。 在某种程度上，齐国的基层势力已经由他填补。 只要孟尝君把门客放出去，在齐国各地都能横行无阻，不论官府或者地头蛇，都要给过江猛龙让路。
战国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的府邸，不就是庙堂的武林门派么？
而四公子则是门派掌门。
他们的作风也颇有武林人士风采。 那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结果赵国人听说天王巨星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吃瓜。 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 “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是五短三粗的武大郎，哈哈哈，笑死人了。” 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几乎屠灭一座县城。 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理解。
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很好理解。自己是齐国的地下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又是王室公子，身兼庙堂和草莽，何须看人眼色。 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 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刘邦年轻时想拜入信陵君门下，结果没有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朝，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
他本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的让汉朝沾染游侠气质。而汉初官府的统治力依然薄弱，造就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 和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人叫朱家。
不知道此人是姓朱，还是名叫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么写的，这里以司马迁的原文为准。 此人的道德品质极其好，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和漂亮衣服，出门只乘坐牛车，相当于早已落伍的桑塔纳。 朱家惟一的爱好是施舍。 有人吃不饱饭，他去送点钱，有人犯事了，他找地方把人藏起来......做的事情和孟尝君没什么区别。
但是孟尝君有财有权，朱家什么都没有。 惟一的解释就是，他通过手段，收拢了当地的基层权力。 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这样就成为牢固的地方势力。
朱家再以当地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
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则是谋利。 大侠客虽然没钱，但从来不愁钱。
自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不希望和朱家做朋友......洛阳大侠剧孟家无余财，母亲去世时却有千乘车前来送葬。 他们追求的是掌控资源，这种追求和作为，与皇帝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跑马圈地。 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点缀。
长安有皇帝，名都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 在统治术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野的权力结构，都是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在历史的进程下，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角，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些侠客，属于风口上的猪。
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东西，不可能无休无止的存在下去。 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
侠客的终结史，从秦国开始。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统治术极大提升，历代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弘的体制。 在秦国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
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警告。
秦国给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做吏或者从军。
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做工、种田等出路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 而做吏或者从军的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进入体制。 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外的资源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 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只有进入体制。
打个比喻吧。
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池塘，并且安装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把周围池塘的水全部吸引到新池塘中，鱼虾想要生存，必须改头换面。 而新池塘的话语权，属于朝廷。 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
没有进入新池塘的侠客，就像奄奄一息的鱼。
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
既然资源在朝廷手中，那么所有人都在伸手向朝廷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逐渐消磨殆尽。 条理分明的秩序，把600万秦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做着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
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 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
那些忠义死节、爱曾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发生。
这些不是偶然的。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没有诞生的机会。 但是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于冒头就立刻削平，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战斗力。
不得不说，嬴政同志太生猛了。
那么多好东西，全部收到自己的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弘的体制骤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
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
它足够庞大，也足够坚固，但也仅此而已了，它的地基并不牢靠，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 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朱家、剧孟、郭解，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折不扣的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
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 他们倚仗武力收拢基层权力，并且以此为根本，某些时候甚至影响天下大势。 吴楚发动“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 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 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
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以后，大侠就迎来命运的转折，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钱，但是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
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都迁徙到茂陵，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
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哼哼冷笑：“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贫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 郭解没钱，但是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 对于可以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前来送行。
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总共有1000万钱......牛逼不？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 只因为县官把郭老大写入搬家名单。 大汉帝国不允许这么牛逼的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上台面的大侠。
侠客的黄金年代彻底终结。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弘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而服务。 历史又回到原有的轨道。
但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一样的。
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体制瓦解。
秦始皇死后发生8年战争。 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萌芽。 豪强士族的话题写过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只说一句：豪强士族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 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转移到豪强士族的手中。 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 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贫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是曹植、王羲之的风流。
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 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现象： 体制内也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 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打架偷新娘，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杀人、又为国为民的侠客么？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 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
还有刘备、桓温、王猛、长孙无忌、李白......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了。
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也是这种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变的可萝莉可御姐也可以霸道总裁，朝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出现分野。 由于士族门阀彻底消亡，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
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绝对社会主流。 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清朝号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它的统治术也是顶级杀器，把官员和人民压榨的干干净净，全体国民成为仰人鼻息的乞丐，想做奴才而不可得。
什么精神、什么气质，统统一边去吧。
而留在民间的强有力者，除非游走在生死边缘，否则很难打破社会壁垒，他们不再是侠客，也没有自由精神和舒展灵魂。 他们只是黑社会、小混混、泼皮无赖。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只有在乱世，才会出现繁荣的文艺大发展。
帝国体制仿佛诺亚方舟。 它可以保证国民在太平岁月的安全，不至于被异族侵略，却又挤压着国民的精神生存空间。 在这个诺亚方舟里，批评时事是不可以的，以武力自雄也是不可以的，每个人都必须蹲守自己的位置。 一旦体制崩溃，长久的压抑就会释放。 那种春秋战国的自由环境又回来了，他们的精神得到舒展，又表现在文艺创作上，但代价就是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 话说回来。 由于世事变迁，追求外部自由已经没有可能，这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承认。 在一座座钢铁森林之中，冷漠的上司、沉重的压力、局促的生存空间，再也没有任何法外之地。 但是承认事实，不一定要放弃追求高贵和自由的权力......从宋朝文人起，就把外放的自由追求，转变为寻求精神层面的高贵。 那些春秋战国的自由侠客，演变为魏晋隋唐的士族庙堂侠客，在宋朝以后，逐渐内化为个人精神侠客。 没错，就是内化。 这种内化的精神，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出来： “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这八个字......大丈夫一生为国为民，方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者，皆为大侠。
侠客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剪短头发，穿起西装和高跟鞋，嘴里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早已脱离古老的生活轨迹。
但内化的侠客精神，让我们可以和侠客一样，活出一种古典的美感。 就像王家卫的电影，那些穿着西装、头发焗油的职场白领，也可以和诗人一样说出特别文艺的台词，却没有任何违和感。 世间已无侠客，但我们依旧可以体面。
温乎：守护每个人的真心、诚意与勇气。
在文字里岁月静好，在温暖中风华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