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 迎！
常有个现象，就是，一个系统中一旦出现了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天然就有做大做强的倾向，而且还很有可能真的强大到脱离控制，能对原本的上级进行反制的地步。
所以，作为组织管理者，你一定要对设置临时性职位和部门这件事非常谨慎，解决一个旧问题的工具，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新问题。
今天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这既然是一个规律，那如果你不是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而是组织中的个人，你怎么利用这个规律把自己这个实体做大做强呢？
过去一提到职场发展，一般人都会把个人发展看成是和管理者的一场博弈。说白了，就是两条。
第一，提高自己的水准，尽可能地做出符合领导预期的良好表现，等待组织的欣赏和提拔。
第二，保持现有水平，但是和组织讨价还价，所谓“事少、钱多、离家近”，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的视角上，这两条可能都有问题。为啥？因为把组织本身当成了博弈对象，当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其实不是，所有组织，都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在组织中怎么把自己做大做强，其实还有一个演化的视角。
今天，我们就来说这个演化的现象。
人们在研究组织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叫“行政扩权”。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多干事，干具体的事，本身就在获取权力。干的事越多越具体，本身的权力就越大。
这话说得好像很奇怪，权力不是被授予的吗？领导让我当总监，我才有总监的权力啊。董事会让我当CEO，我才有CEO的权力啊。
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说，权力不是被授予的，而是因为组织对你的依赖性，不得不给你的。之所以会授权给你，这只是对你已经获得的权力的一种追认。
理解这一点还是有点烧脑的，在经济学中就有一个观点。你经常看央行调整利率，提高几个点，降低几个点。那是央行有决定利率的权力吗？换一个角度看，这件事情的实质是，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率，央行的责任只是发现、判断这个市场形成的利率，然后把它宣布出来而已。
在一个动态的组织内部，其实也一样。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领导有眼无珠，上升通道被限制了。其实换一个视角，你可以问问那些当领导的人，他们的感受正好相反，是没人可用。
组织要是提拔一个人，其实根本的原因，是你已经具备了能力，并受到了周边人的支持，这两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所以，在本质的层次上，提拔你，授权你，只是把你已经具备的权力确立下来，宣布出来而已。
明白了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谈怎么在一个组织内把自己做大做强了。
第一步，做更多的事，让更多的人对自己形成依赖，这本身就是获得权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秘书和领导的关系。秘书就是最普通的基层员工，表面上什么权利都没有，但是只要领导对他形成依赖，依赖他订票订房，依赖他拆看邮件，依赖他安排接见人的次序，领导对他的依赖性越高，虽然所有的决策都是领导亲自做的，但是秘书的实际权力就越大。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这种行政扩权效应就很明显。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有一个趋势，就是皇帝总想扩张自己的权力，剥夺宰相的权力。比如，汉代就搞出一个大司马大将军的职位，明代就搞出一个大学士的职位，清代就搞出一个军机大臣的职位。思路都是一样的，用身边的亲信、太监、外戚或者秘书班子的人，用这些品级很低的人，来替代外朝权力很大的宰相。
但是结果呢？只要是实际做事的人，最后拥有的权力，和正式的宰相其实差不多，而且没准对皇权的危害更大。
比如，我们都知道，明代的宦官之祸非常严重。为啥？按说，明朝的皇权已经很大了，宰相这个职位都废了，皇帝大权独揽啊。为啥还会出现刘瑾和魏忠贤这种人物呢？原因很简单，皇帝权力是越来越大，但是你毕竟只是一个人，你能干的事还是那么多。
你干不了的事，还是要委托别人来干，那刚才我们讲的“行政扩权”的效应就还是存在，谁干事，谁就有事实上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更加恶性。因为太监干坏事，是顶着皇上的名义干的，对皇帝权威的损害更严重。
现代的组织中，也是一样，谁干的活儿多，谁提供的确定性多，谁的实际权力就越大，至于提职加薪，那只不过是事后追认的结果。所以，多做事，做重要的事，这是获取权力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提升整个组织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对自己的依赖。说白了，就是增强协作度。
我认识一个聪明人，他进入公司，主动申请去干客服。你懂的，客服这个活，在公司里特别不起眼，每天接受用户的投诉，心中满满都是负能量。那为啥他要干这个工作呢？
他的分析是这样的。
第一，刚进这个公司，对所有的业务和产品都不了解。进入任何部门，都可能局限自己的视野和将来的发展。而客服这个岗位，是最好的观察和学习位置，可以迅速地了解这个公司最重要的那些信息。可以打着为用户服务的旗号，去敲所有部门的门，去找所有岗位上的人请教。
第二，因为客户那里产生了问题，这在所有公司都是大事。帮助业务部门解决客户的问题，扑灭客户的一腔怒火，所以，可以帮上所有部门的人的忙。帮忙，而不是提要求，这是最好的协作关系，协作姿态。
第三，正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干客服，所以在这个岗位上，只要稍微用心，就能从周边同事中显出来，被领导看到，哦，这个人很为公司着想，想法很有建设性，做事很有章法，会迅速地得到重用。
你看，这是个聪明人吧。他的方法很简单，找到一个能在站位上、信息上、姿态上，和这个系统里更多资源建立良性协作关系的方法。
在一个组织内把自己做大做强，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不仅要让组织内，还要让整个市场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
比如，干成一件事之后，不是眼巴巴看着老板是不是表扬，年终奖是不是多发，而是总结方法，总结规律，写文章、出书，代表公司出去演讲，尽可能让全行业甚至是全社会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这么做，首先是对当前这个组织有利，老板看在眼里也高兴啊。但是，更重要的效应是，你的价值有了一个更公平的估值体系。
原来，评定你价值的，只是这个组织本身，这当然就可能有偏差或者迟钝的时候。但是让整个市场都看到你，这个估值就公允得多。从某种角度上说，也让这个组织是和整个市场，在竞争你这个人才资源。会加速这个组织对你的价值认定和权力授予。
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味道怪怪的？表面上我们好像在讲一种怎么跟组织玩心眼把自己做大做强的厚黑学。怎么讲到最后，全是怎么多干活，怎么加强协作，怎么输出价值这些道德正确的事啊。你罗胖是不是我们公司老板派来忽悠我干活的啊。
对，这可能就是这个开放社会的优越之处。“走正道，得善果”不仅是一句道德说教，这也越来越是一种实用技巧。
我们来假设一下，你现在是一个古代的大员外，就是老财主，有几千亩土地和几十进的大宅子，家大业大。既然产业多，肯定有人手不够的时候，比如老母亲要过六十大寿，你操办不过来，有人给你推荐了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很能干，就帮你打理这些事。这小伙子呢，也算精明能干，把大寿操办得漂漂亮亮的，你很满意。
本来呢，大寿过完了，这小伙子的临时任务也完成了，该结钱走人了。但这小伙子眼里有活，一看马上到秋天了，就来找你说：员外，你看，马上秋收了，咱们田产多，容易乱，要不我来组织一下吧。你觉得他能力不错，就把这事交给他办。
你想，大产业，事是永远做不完的，秋收完了是过年，年过完了要春种等等。这小伙子大事小事都参与，不但在你家住下来了，还有越来越大的决策权，成了大管家。结果，这大管家一来二去，就和你女儿好上了，开始谈婚论嫁，你也觉得小伙子不错，就把女儿嫁给他了。
但是，嫁完女儿之后，你琢磨了下，发现这事不对：我原本就想找一帮忙的，怎么最后我的财产都归他了？
你看，这小伙子原本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人设，最后却变成了员外家最重要、权力最大的人。在整个这个故事中有人犯错吗？没人犯错，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可结果就是这么个结果。
万维钢老师为什么要假设这个情景，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小个体做大做强的故事。这故事背后的道理，不是说，这小伙子，能力有多强，情商有多高，而是他作为一个实体，一旦加入某个系统，他就自然会有做大做强的愿望和倾向。他就会在这个系统里吸取资源，养大自己。
通常，只要他变成这个系统接纳的一个实体，他的目标多多少少地都会达成。
这话应该怎么理解，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话说，在一百多年前，因为铁路网的爆发，美国内部的市场就被统一了起来。这样，很多小公司的生意一下子就变大了。
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大公司应该怎么搞，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刚好，当时美国有个人叫詹姆斯·麦肯锡，就是后来的麦肯锡公司的创始人，他写了一本书，叫《预算控制》，专门说一个公司如何做好未来的财务规划。你想，当时小公司做会计，都是算过去的帐，大家一看，哟，你居然会算未来的帐，大公司缺的就是这个。
大家一看，我不会，但是你都能写书，说明你会，那你给我讲讲。你也请，我也请，麦肯锡不仅身价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忙。当时，他一天能赚五百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两万五千美元，十六万人民币。
渐渐的麦肯锡自己忙不过来了，干脆成立了个公司专门干这件事，就是现在著名的麦肯锡公司，是咨询业的首创者。今天，全世界咨询业务的总收费是1250亿美元，光英国政府，每年就在这上面要花20亿美元。
对于现代商业来说，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企业管理和公司运营这一块，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有人去研究，本质上是社会分工的一环。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你看，做为公司的老板，他的天职就是带领公司的管理团队管理公司，他为什么不直接请那些懂管理的人来管理公司，而非要多花一笔钱请咨询公司的人来教他们呢？
比如，前面说到，英国政府每年请的那些人。他们不可能一上来就能提出有效建议，一般都要先调查、讨论、研究，很多时候在政府部门里一呆就是一年半载。在这期间，英国政府不仅要支付最终的报酬，在这段时间里，这些人的一切工作开销，都是英国政府承担。
而那些，咨询公司的人呢？我究竟是只做顾问好，还是拿着专业的管理认知，投入到真实的商业活动中好？这个帐也算不过来。所以，你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专业的咨询人员去别的公司做咨询，结果，咨询做完了，老板一看，这人不错，就留下了，这样咨询业的人才就流失了。
你看，咨询公司也不好做。这个局面很尴尬吧？但是请注意，到了这个时候，咨询业已经不能缺了。即使这个局面很尴尬。
万维钢说，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就是跟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小伙子一样，既然他的职业是解决问题，所以就一定会，一方面解决现有的问题，另一方面不断的发现新问题，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就是咨询业产生了刚开始没想到的独特价值。比如，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社会权力机构，像银行、律师事务所，在财政上弄虚作假，所以就强制规定，你们不能自己搞财政研究，必须请第三方的咨询公司来。这就等于把咨询公司的社会角色固定化了，在法律上已经写进去了。
再比如，有的公司老板，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在公司里推行有阻力，那好，请咨询公司来，他们把老板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把老板想干又怕得罪人的事干了，这也是一个刚开始没想到的价值啊。
所以，咨询行业越来越大。
你看，最开始，大家只是临时请麦肯锡来解决一些问题。但当“管理咨询”这种模式进入商业系统，变成一个实体之后，它就一定要自我生长，一定要做大做强。
这不是说，咨询公司没有价值，它们有很大价值，只不过这些价值中很大一部分，不是这个行业一开始诞生时候的初衷，而是因为各种其他原因衍生出来的。
其实，这种现象，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不光现代社会有，古代皇帝就被这个问题被困扰了几千年了。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的行政体制有一个趋势，就是不断有临时官变成正式官。比如，汉朝的刺史，一开始就是一个临时的、管监察的小官，因为皇帝对封疆大吏不放心，就派一个小官管管他们。但是后来一个州的军、政、财权都跑到了他手里。还有，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的总督和巡抚，一开始也是临时指派，最后都变成了地方大员。
这背后，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原因。
于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摆在很多人面前。作为一个组织的管理者，面对一个临时性的问题时，你要不要增设一个岗位，或者成立一个部门去解决。短时间看，一次集中很多人，去专门解决一个问题，当然很有效率。
但是，要是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你在增设临时性岗位或者部门的时候，就必须要慎重。因为，一个组织一旦成立，他就实体化了，他就有了自己的利益视角，我要招更多的人，我要拿到更多的预算，甚至我要更大的权力范围。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当然也会出现良性的结果，但是恶性的结果，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设立的实体，最后本身变成了一个问题。
有一个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也就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本来是在讲知识发展上的一个简洁性的原则。但是现在看来，在组织发展上，奥卡姆剃刀原理同样适用。“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若增实体，实体就会给你一个你控制不住的结果。
所谓“后分工社会的认知失调”。都觉得这不是一小的社会性问题！！
但是，请注意，这不光是认知失调的问题，它还有实实在在的行为恶果，而且是有意为之的行为恶果。你看，这就跟昨天和前天讲的不一样，更深一步。
什么意思呢？分工本身是为了更高效率地达成某个特定的目的，但是如果分工越精细，就越背离这个分工成立刚开始的初衷，那可不就是危害性的行为了么。
这话听起来有点绕，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比如说广告行业。最开始有大众媒体广告的时候，广告很简单，卖什么吆喝什么，简单直接。那一代的生意人出于朴素的直觉，买了报纸版面或者是广播电视的广告时间，当然要物尽其用，在报纸上把品牌名字放得老大，在广播上把声音喊得震天响。高级吗？这种广告一点也不高级，但是管用。
再后来，大众媒体上的眼球竞争越来越激烈，广告业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分工出现了。这个社会分工到今天已经非常大了。到2017年，全世界广告业的产值超过了6000亿美元，从业人员多少？几千万人。
这么大的一个新行业，就必然要演化出这个职业独特的利益诉求和荣誉诉求。利益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荣誉吧。
比如广告界，最著名的就是“戛纳广告节”，它可是号称广告界的奥斯卡，每年都有无数的公司和个人去争夺广告节的奖项。
凭什么得奖？当然就是广告设计的创意。广告人在我们的观念中，基本就等于有创意的人，广告业基本就是创意行业。你看，我说到这为止，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很正常吧。
但是，我最近读了华杉老师的一系列文章，就发现事情好像不大对，广告业走到现在，好像越来越背离当初形成这个行业分工时的初衷。我们来看这个推理。
广告的初衷是什么？当然是为商品、为品牌进行有效宣传。你说，这不废话吗？但是看看现在的广告，真的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吗？
我们平时看广告，经常就有这样的感觉，广告的制作工艺是真好，创意是真巧妙，但是看了几遍之后，我咋还是记不住产品的名称呢。
如果我们见到这种广告，我们就猜度一下，它本质是啥？它其实就变成了广告业者施展自己的才华，驰骋自己创意的舞台，至于广告主，那不过是出钱让他们实现创意的冤大头。
这话还不是我恶意猜测，我自己就是媒体人出身，媒体是靠广告养活的，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但是，想当年，在我们的专业分工当中，我们做内容的人其实是打心眼里厌弃广告的。最舒服的状态是啥？就是广告主出钱，养活我们，我们做内容，但是你别往我的内容里插广告。
这是我们当年的心态，现在我们跳出来看一下，人家广告主欠你的咋的？他凭什么要给你钱，要满足你的行业，而不满足于他们的利益诉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泰国式广告。泰国广告，那真是广告业的一支奇葩，创意水平是真高。我自己有时候，是把看泰国广告当做重要的娱乐方式的。就几十秒钟，那起承转合，那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真是佩服那帮聪明人。
泰国广告人的这种聪明是得到了行业认可的，早在1997年的时候，泰国就在戛纳广告节上拿了银狮奖。在第三届亚太广告节上，泰国一口气拿了三金二银七铜，稳居亚洲第一。
但是转念一想，广告是干啥的？是为了广告主的利益服务的，是奔着产品的广告传播效果的。按理说泰国既然有那么发达的广告业，它对于本土品牌的带动作用应该会很大，但是奇怪了，好像没听过什么有很大影响力的泰国品牌。
这是为啥？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广告是一种靠重复播放影响受众的宣传方式。它得靠重复。你做了一个极其精巧的，让观众拍案叫绝的广告创意，那么请问，在重复中，你能让受众拍几次案？叫几次绝？在重复的过程中，这个意外惊奇的创意效果，一定是递减的。
更重要的是，观众的注意力都被你的创意精彩吸引走了，怎么还会记得你宣传的产品和品牌呢？反正我是看了这么多泰国广告，哪个产品我是一个都没记住，但是创意我是记住了很多。
但是很可惜，现在包括那些正经的广告学院里的教学，往往还是这一套体系。老师上课，往往是放广告中的一段，让学生猜，这是宣传的什么产品，学生越猜不出来，越证明后面的神转折的创意效果，就越证明这是好广告。
你看，这不是扭曲吗？
你看广告人更在意的是自己在行业里地位的攀升，荣誉的获得，广告主的利益是放在第二位考量的。
那么，广告怎么做才最有效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两个字“重复”。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不是说过那句著名的话嘛：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戈培尔虽然是个坏蛋，但是作为达成宣传效果的一个规律，它是成立的啊。
你要想让人记住某个品牌，最重要的就是把名字喊出来，而且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版面里尽可能的多喊几遍。而不是像现在大多数广告一样，不把名字在正片里显露出来，而是通过一个创意，最后以文字标板的形式出现。
广告好贵的，你没有喊出来，大脑就少了一次声音刺激，少一次，就是一次损失，这是个最简单的脑科学原理。美国著名广告人奥格威就说，要不断的重复品牌的名称，以至于喊到观众都厌烦。这才对。但是你看这个大宗师的谆谆教导，现在还有几个广告人记得住呢？
为啥记不住呢？道理很简单。咱们中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恒源祥，羊羊羊”，五秒钟念三遍。广告一播出，恒源祥当年的营业额就涨了三千万，这可是在1993年啊。所以这个广告在效果上很好。但是，恒源祥董事长刘瑞旗说过一句话：我们做这个广告，宁愿被骂，也不能被忘记。
请注意，这句话值得玩味。被谁骂？被观众骂吗？观众是从来不喜欢广告的，所以关键不是被观众骂，而是被广告业从业者骂，至少是看不起。这样的广告，可以想见，在戛纳广告节肯定是得不了奖的。你看，这是不是专业分工之后，行业利益、行业荣誉和行业目的的背离呢？
我们再看深一层。
我们都知道，做广告是积累一个企业的品牌资产。这个积累，最好是持续的。一个品牌，一句slogan，一个商标，通过不断的广告投放，重复几十年，最后积累起巨大的品牌资产。最著名的就是卖钻石的：“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喊了几十年。
但是你想想，作为专业分工的广告业，能让广告主这么干吗？你一个创意，投放几十年，广告业的人还干什么活？拿什么作品去得奖？广告公司的营业额怎么来？公司内部的市场部门、广告投放部门怎么有业绩？所以，这帮人，不是坏人，但是他们基于自己专业分工的利益，总是鼓励企业的决策者，不断地换创意，不断地争取更新奇的品牌表达方式。
表面上看没问题，这好像也是很有上进心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真把品牌看成是企业的核心资产的话，你怎么会这么做呢？都说，人才是资产，一个公司怎么会动不动就遣散所有的员工，重新招聘一批人马？不可能啊，因为人才是资产啊。那为啥品牌资产就要动不动归零，然后重起炉灶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广告界有一段著名对话。
话说，有两个老哥们儿在生意上合作了五十年，一个是广告商，一个是花钱做广告的广告主。
这一天，这客户就问广告公司老板：“哥们，咱俩合作了五十年，也就是说，我付了你五十年钱。但是，刚才我回顾了一下，发现你除了第一次提案以外，后面四十九年没给我做任何新创意啊！”
广告公司老板回答说：“谁说我没干活？对啊，我这后面四十九年，一直在全力阻止你们做新创意啊。”
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不是指责广告业，而是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细致化的分工带来的分工利益和荣誉追求，很有可能和这个分工的初心大相径庭。这就是精细化社会分工的又一个危害。
我们说到，社会的精细化分工，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也 会形成一种确定性的假象，导致网络愤青之类的现象。我们把这个话题再往深推一步，精细化社会分工还会导致什么后果？
前段时间，我们节目曾经说过一期《精准扶贫》，播出之后反响很大，很多地方的扶贫部门都请我们节目的策划人李子旸老师去看看。
回来之后，李子旸就跟我感慨，说小城市和大城市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小城市到处都能看到生产的场面，工厂、作坊、劳作的人到处可见，满街跑着拉货的大卡车。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连得很紧，而且很容易被感知到。但是一回到北京，在大城市，就发现这两者是割裂的，生产的痕迹被刻意地抹掉了，只剩下表面光鲜的消费场景。
以前的大城市，可不是这样。比如，说评书的王玥波就说过，他小时候住的北京，有个胡同，是专门洗猪肠子的，整个胡同都干这个，那个味道实在是不敢恭维。但是现在，这些都不存在了。生产者在哪里？要么被甩到了别的城市，要么被掩藏起来了。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这是社会精细分工的必然结果嘛。但是，它的社会后果是什么？
一个最显见的结果，就是“白左”出现了。这本来是一个中国人发明的词，专门指那些明明有着不错的学历和社会地位，但想事却很天真的西方人，“白”就是白人的白，“左”就是左派的左。现在这个词在西方也很有名。
白左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只关心一些道德话题，比如移民、同性恋、宠物保护之类的，越是大城市，白左越多。有时候，这种关心已经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比如，今年瑞士就颁布了一个法令，活煮龙虾是犯法的。因为别看龙虾螃蟹是无脊椎动物，它们也是能感觉到疼痛的。活煮龙虾太残忍了，得把龙虾电晕，给他们安乐死，或者用麻醉剂让它们失去意识以后，才能下锅。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海边的渔民那就成了野蛮人了，距离禁止吃任何动物也就不远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后分工社会的认知失调”，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在大城市长大的人，被隔绝在精细的社会分工之中，对于社会运行的真实状态和完整环节不了解，从小没见过嘛。那想了解怎么办？只能通过一些非常抽象的原则。比如，穷人都是很值得怜悯，野生动物要保护，等等。这些抽象原则当然也没问题，但是抽象和个体事实之间的差异，那可不能忽略。
关心弱势群体，提倡道德是一码事，可是整天在餐馆门前示威，大喊“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这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在新闻上，经常能看到这些匪夷所思的例子，比如2016年，一个24岁的德国左翼党青年组织负责人，被三个难民性侵。按说，正常的反应是报警吧。可受害人偏不，觉得坚决不能这么干，因为难民已经很可怜了，温饱都成问题，还遭受种族歧视。
于是，受害人先是告诉警察，这事不是难民干的，而是三个说德语的家伙，估摸着是当地人。但终归是纸包不住火，事件的真相还是被调查了出来。真相曝光后，受害人担心难民因为强奸罪遭受更多的排挤，居然在网上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我最伤心的事情不是被性侵，而是我的遭遇，使你们这些难民遭受到更多的种族歧视”。言语中，还有几分道歉的味道。
我们不去评价这个行为到底高不高尚，但至少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坏处，那就是让犯人逍遥法外，直接增加了别人受害的几率。难民在抽象概念上是不是值得同情，和个别难民在行为上要不要被法律严惩，这是两回事。但是对于只会用抽象原则把握世界的白左来说，他们搞不清这个界限。
类似的可笑例子，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比我刚才讲的这个更耸人听闻的也很多。
你可能会说，这种事，他自己觉得合适，他自己承受呗，个人负责嘛。不对，极端性的白左，当然自作自受，但是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的白左，也就是按照抽象原则去行动，搞不清楚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这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了一种常见的行动误区。
就拿国际行动来说，帮助非洲国家，在道德上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在现实中，如何真能做到呢？
如果对非洲的现实没有起码的了解，就很容易按照抽象的原则行事，缺啥给啥呗。非洲国家的很多悲惨现实，就是源于西方对于非洲现实的这种无知。
不说具体国家，我们来描述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比如，非洲人缺医少药，可怜吧？好，西方就大量援助医疗人员和设备。人口死亡率大幅度降下来了，粮食又不够吃了，怎么办？援助粮食啊。好，饿死的人少了，更严重的问题又出现了，因为非洲没什么现代产业，提供不了就业岗位。
结果一边是多出来的人口，一边是有限的社会资源，于是部落之间为了争抢资源，还有各种各样的武装组织，三天两头打仗，很多人因此流离失所，成了难民。
难民能去哪儿？当然是国内相对好点的，又联合国维和部队驻扎的大城市，结果又导致了当地的治安问题。治安问题可不好解决，当地政府收不上来税，没钱，养不起军队和警察，如果援助了武器弹药，一转手又可能被卖到黑市上去，进一步加剧了治安问题。
你看，就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越解决越多。那你说怎么办？按照抽象原则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需要回到复杂的现实中去。
一些在非洲工作过的中国人告诉我，中国公司往往建议当地政府从修路做起，这招往往有奇效。
你政府不是没有税收么？把路修起来之后，你可以收过路费。政府力量有限，但是看住几个收费站的力量总还是有的。有点钱之后，再把警察的薪水发了，把警力提上来，你的治安就有保障了。而且修路需要工人，又可以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同时，有了公路之后，附近从事生产的人，就可以把自己的商品运出去，又和周边的经济网络发生了对接。
然后制造、运输、销售这些环节出现之后，又制造出了很多就业岗位，大家都有活干。有了正经工作，谁还去打家劫舍？而且老百姓越有活干，国家的税收就越高，税收高了，又能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么一来，整个国家就被组织起来，然后进入一个正面循环。
你看，这就是隔空行动和贴身行动的区别，这就是根据抽象原则行动和根据现实情况行动的区别。
前不久一个投资人对我说，同样是两个创业者，一个是大公司的副总出身，一个是小买卖人出身，我给后者总是加分的。为啥？因为小买卖人做过完整的生意，生意虽小，他对现实世界会有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大公司的副总，虽然管的生意大，但是往往他是在一个精细化的分工里面做生意的，真的把自己变成创业者，抛入到真实世界的汪洋大海里面，他能否适应，其实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愚昧分成两种，一种因为无知，还有一种，是因为与世隔绝。
因为你的存在，出现了此前没有的生存方式，一大批人把这种生存方式当做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既有收入，也有荣誉，这才产生了社会新分工。
比如说阿里巴巴，因为他的存在，全国出现了一千万个淘宝店主，所以阿里巴巴才伟大。还有我们，虽然刚起步，但推动了知识服务者这个新分工的出现，这才是一家公司对于社会的真正贡献。
好，那社会分工一定是一件好事吗？不一定。现代社会的繁荣和善果，是社会精细分工带来的，但是很多恶果和难题，也是社会分工带来的。所以，这一周的节目，我们就更系统地讨论一下这个话题，社会分工带来的负面结果。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词，叫“社会的麦当劳化。”这个概念是美国的社会学家乔治·里茨尔提出来的，他还专门写了这么一本书，大概意思是，我们的社会正越来越像一家麦当劳快餐店，而且它正在将我们人类的行为和心灵格式化。
为什么说社会像麦当劳呢？我们来看一下麦当劳的几个特点。
第一，效率高，非常方便，点完餐后，1分钟就能端到你面前。
第二，标准化和可计算性。麦当劳的所有细节都实现了数字化，一份汉堡，面饼多大，夹几根蔬菜，肉饼的分量，等等，都有一套标准。全球都一样，谁做的不到位，谁偷奸耍滑了，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了可计算性之后，相应就出现了第三点，可预测性。
由于产品高度标准化，所以在不同的麦当劳店里，吃到的味道完全相同，完全符合预期——当你脑海中想起超级培根鸡排堡时，它会是什么味道，会给你怎样的满足，你的感觉会非常清晰。它不一定很好，但是很确定。可你想到宫保鸡丁时，印象就没这么清楚了，因为一个厨师一个味。
最后第四点，是可控制性，在宫保鸡丁的世界里，厨师决定一切，如果厨师犯错、缺斤短两、不卫生，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旧社会有句话，叫“厨子不偷，五谷不收”，当厨师就得学会偷工减料，这样才能多赚钱，这已经成了一种专业。当然，今天中餐可不这样了，也有了中央厨房。
可在麦当劳的世界里，它有一套制度，只要严格遵守，消费者就完全可以放心，像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服务态度恶劣之类问题，过去叫“老大难”，怎么也解决不了，可是你只要走进一家规范的麦当劳店，这些问题就统统不存在了。
要知道，以上四条，全世界120多个国家，36000多家店，全都做得一丝不差。每天全世界6900万个食客走进麦当劳，获得的体验几乎一模一样，就连进门服务员怎么打招呼，微笑露几颗牙都有规定。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麦当劳的这些特性？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分工和协作。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大网络。在一个分工里，重要的不是你提供的东西有多好，而是你提供了一种确定性。哪怕是确定性的不好，只要周边节点对你可以有稳定的预期，你就获得了加入社会分工的一张门票。
举个例子，对于一个现代消费者来说，一个做网络代购的人，即使他代购的商品非常好，但他就远远不如你家楼下24小时开门营业的便利店，对你的价值大。为啥？因为后者提供确定性。
所以，刚才我们讲麦当劳的什么效率高、标准化、可预测性、可控性，归结起来其实就是确定性。
那啥叫“社会的麦当劳化”呢？指的是就是不管什么事，我都像麦当劳一样，走一套标准化的流程，然后给你一个确定性的结果。这是现代社会繁荣的基础。比如你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里生活，你确定性地知道家里有电，有水，有wifi信号，你确定性知道楼下公共汽车几分钟一班，开往哪里，你确定性地知道用外卖平台可以订餐，而且在规定时间可以送到。
这是件好事吧？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它的负面结果。
我举个例子，愤青。网络上不分青红皂白骂人的越来越多，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戾气太重，有人说这是因为现代人压力大。其实细想一下，这是也是社会麦当劳化的结果。
为啥？因为现代社会许诺给我们了确定性，也确实兑现了方方面面的确定性。但是不好意思，这只是一个假象，人类社会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靠分工协作是解决不了的。这就让那些习惯确定性，依赖确定性的人抓狂了。
举个例子，看病。生老病死，这是人生常态啊。即使现代医学这么发达，也没有人敢承诺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一次感冒，就能让人致死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医生再努力也没用，这是人生常态。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生活的人，感受恰恰相反，医疗产业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中的一环而已。
医生，那可是七八年医学院专业训练的啊，你们穿上了白大褂啊。你们医院那么高的楼，那么多设备，那么多精细的分科，还收我那么多钱，很多人就觉得，这不就跟在商场买东西一样吗？
你应该给我提供确定性啊，我交了钱，用了最贵的药，你要是还是治不好我的病，你就要负责任。所以，才出现了医闹现象。
这些医闹的人，其实就是被现代社会的确定性假象迷惑了，被社会的麦当劳化给害了。
现代社会麦当劳化之后，我们太追求标准化。而且几乎所有问题，都被包装成，有解决方案，可以马上满足。
比如这个面膜你敷上，马上就会变白，涂了这个口红，立刻就变美，给孩子报了这个补习班，马上就能提分，就连点个外卖，都会精确的告诉你在几点几分送达。可是，你仔细想想，这些事真的能办到吗？
你观察一下网上那些骂人的愤青，他们所有激烈言辞的背后，都有一句潜台词，你应该如何如何。你应该给我提供的确定性，但是没有兑现，我就情绪激动给你看。孩子送到学校为什么教不好？用了化妆品为什么没变美？外卖晚到一会儿，不管外卖小哥是不是因为刮风下雨堵车意外，都恨不得投诉。
其实有这些表现的人，在和身边熟人打交道的时候，完全可能是一个宽容的人，对他人的错误有一份谅解，对确定性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一旦到了网上，在和有明确社会分工的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就变成了一个言辞激烈的愤青。
《社会的麦当劳化》的作者乔治·里茨尔早就指出来，社会麦当劳化不仅让这个社会变成了不可爱的格式化的社会，还有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让我们以为一切都有解决方案，当看不到解决方案，人就会变得情绪化，变成一个鲁莽的、粗暴的人。
其实，这个道理，还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中另一个现象 ，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小国还保留了君主制。比如，在法国南部就有一个小国，叫摩纳哥，领土只有两平方公里，差不多只有四个故宫那么大，总人口还不到五万。是世界上，倒数第二小的国家，倒数第一是梵蒂冈。还有一个呢，叫列支敦士登，面积160平方公里，也就比北京昌平区大一点，人口不到四十万，是世界上倒数第六小的国家。
这种小国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我们是大国，他们太小了。可是，你可别小看这两个小国，他们在世界人均GDP的排名上非常靠前。摩纳哥的人均GDP有17、8万美元，也就是一百多万人民币，是美国的好几倍。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么小的国家为什么在21世纪还保留了君主制？
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英国和日本不也保留了君主制吗？哎，那还是有两点不一样的。
第一，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制，王室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没啥实际作用。但是在这些小国，王室是真正掌权的，比如列支敦士登，他的国王，也就是公爵，不仅宪法明文规定掌握最高权力，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是有很大发言权的。
第二，供养一个王室，其实是很贵的，就是一些面子工程，也很花钱的。这笔负担，在大国和小国之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英国是大国，每人每年出65个便士，就把王室给养了。王室，对英国人来说，不仅不是负担，而且还是品牌资产。王子谈恋爱了，举办婚礼了，生小王子了，都是大新闻，甚至还能给英国创造旅游和广告收入，这就是大国的强项啊。
但是，摩纳哥是个小国啊，虽然我们刚才说，人均GDP世界第一，但是总量少啊，仅仅摩纳哥国王一个人的财产，就占到全年GDP的六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更别说整个王室了。你要这么算，摩纳哥人供养王室的负担远远高过英国的，列支敦士登也是如此。
可是，我们看，摩纳哥人不仅对王室没有不满和怨愤，而且关系还不错，国王不结婚生子，全国人民都替他着急。
往深想，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奇怪。我们都知道，欧洲从遍地小国的中世纪到现在，合并重组是地缘政治演化的主流。而摩纳哥这样的小国，在军事上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像列支敦士登，就没有军队，连警察也只有83名，相当于咱们中国一个大一点的派出所。那你说，它四周都是强国，为啥还能保持独立？要知道，在历史上，欧洲那帮子国家，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像波兰就被先后瓜分过三次。
怎么解释这两个问题？就是君主制的问题，和独立存在的问题，还是昨天节目的那个思路，得到他们的资源汲取方式中去找答案。
摩纳哥的支柱产业是博彩，也就是赌博。1857年的时候，摩纳哥陷入了经济危机，当时的国王没办法，就在当地建了个赌场，渐渐的摩纳哥就成了欧洲的赌博圣地，现在摩纳哥已经是世界四大赌城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澳门、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
列支敦士登也差不多，他的支柱产业是邮票业，可不仅仅是普通邮票，还有很多那种收藏性质的邮票。列支敦士登的邮票业发达到什么程度？一版设计精良的邮票，从生产到售卖，最快可以不超过一个小时。
和其他产业相比，赌博和邮票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还真有，赌博和邮票，不仅有很高的利润，邮票就是那么一张小纸嘛，而且都是赚外国人的钱。像摩纳哥当地的法律就规定，本国人是不能进赌场的。邮票也是，生产那么多邮票，主要也是卖向国外的。
这样一来，国民和王室的关系就变了。像英国女王花一分钱，都是英国人纳税的一部分，不管是多是少，英女王和英国人的关系都是零和博弈。是从我赚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出去，给王室花。
但是，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不一样，他们是国王和国民一起赚外国人的钱，然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分。你想，这种模式虽然也是此消彼长，但是，从我已经有的里面扣一部分出来，和我们赚了钱，你多拿一点，我少拿一点，在感受上还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民少国富，这些钱足够分了。
所以，正因为国家内部在经济上，是用这种方式链接，这些国家的人愿意让王室继续存在着，这就是君主制存留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问题，这些小国为啥能保持独立？还是要在经济形态上找答案。
如果他们干的是实体产业，什么制造业、能源业，就必须依赖协作网络。这对国家政治来说，可不见得是啥好事。经济联系强的两个地区就很容易在政治上被统一起来，他有内在的需求。
比如德国。德国在中世纪时期也是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这些地区的主要产业是钢铁和手工制造业，这类产业，第一需要依赖资源产地，比如煤和铁；第二需要依赖巨大的消费市场，比如钢铁产业那就是供给手工制造业的，而手工制造业又要把产品卖给广大农村地区。所以这些产业中心总是跟周边地区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那么它们被统一到一起，从经济上讲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只不过政治家、军事家把活干了而已。
但是，赌博和邮票业不一样，在业务上，摩纳哥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依赖，美国人不来，法国人会来，法国人不来，还有英国人呢。同样，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列支敦士登的邮票有什么刚需，那只是一个消遣，有就有，没有就算。所以，大家可以各取所需，相安无事。更重要的是，你占领有矿山和工厂的国土，有实际的收益。但如果你强行对摩纳哥军事占领，很有可能赌城就毁了，大家都不来了，你也就什么也捞不到。
所以，正因为赌博业和邮票业对周边经济环境的嵌入不深，像摩纳哥这样的国家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君主制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已经没有什么合理性了。
但是为什么在特定情况下它还能存活下来？我们从今天的话题中可以得到的启发是，任何长久的、安全的、独立的存在，都取决于两点：第一，和环境保持正和博弈关系，不能你多一点，别人就必然少一点。第二，你真正可以依赖的，不是那些有形的、脱离了你仍然可以存在的资源，而是离开你就不转，和你一体的资源。
比如说，品牌资产、创造力等等。
现在，人工智能逐渐接管了人类越来越多的任务。许多软件已经可以读取X射线，判断的准确率几乎比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高一倍，人工智能语音识别输入速度比人类快300％。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推理和自学等技术上也逐渐成熟。
此外，人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具有颠覆性和压倒性。哪怕我们在家中休息，同样要饱受信息和技术的无情攻击。在美国，人们每天看手机80亿次，注意力区间极其短暂，而且没有足够的休假时间。“工作”和“生活”之间的隔阂已经消失，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现在有工具来帮助我们放松和专注、改善睡眠计划、以及跟踪每天的运动情况，我们的生活都变得“量化”了。
关于未来工作这一议题，人们最普遍的担忧是自己会面临失业。贝新引用了牛津大学发表的一份报告，报告预测，47％的职位将在未来20年“消失”。
然而贝新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很多研究表明，对于每一个“消失”的工作来说，都会有一两个新工种产生。这里的新工种，不是指计算机编程所需的少量工作。在未来，软件工程师也将很快实现自动化。贝新强调，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个例子都表明，“自动化”到来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工作。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特曾说：“就业与人口比例在20世纪是不断上升的。在过去的140年里，技术一直是出色的就业制造机器。”
此外，许多人类的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德勤英国研究调查了数百份工作概况，并与牛津大学的研究进行了对照，确定了25项关键的“人才技能”，包括批判性思维，主动倾听等等。研究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技能中，像同理心、倾听、交流和优先排序等技能，本质上是人类的技能。所以工作的未来不是关于工作的消失，而是关于每个人如何重新定义工作，和更好地利用工具。
在未来，组织、个人和社会势必会发生变化。我们应该如何适应呢？贝新认为，在个人层面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学习新的工具。1981年当个人电脑出现时，打字员面临失业的风险。但这些人学会了使用电脑，后来成为秘书和行政助理。贝新表示，他于1978年开始工作，当时没有语音信箱，电脑，或电子邮件。但是现在他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现代化工具。
贝新强调，害怕科技的人会落后，所以每个人都要强迫自己学习。如果你是一名人力资源专业人士或商业领袖，你也必须学习技术，因为它会影响组织工作的方式。如果你担忧未来的工作，那么你需要培养的最重要技能，就是“个人改造”的能力。放弃今天的自我，根据工作的变化不断自我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美国劳工统计局认为，美国人在他们有生之年将有12份到14份的职业，所以每个人必须放弃一份工作干一辈子的想法。贝新说，他的职业生涯已经超过38年了，他曾在五个不同的行业工作过，从一名实习生开始，奋斗成为一名CEO和创始人。现在，他不再以自己的头衔来定义自己，只是简单地告诉人们自己是做什么的。
对于如何迎接未来，贝新建议，每个人都应该花一些时间学习一两个新的工具，参加所在领域的专业会议，以及花时间与同行交流。我们都需要为未来的工作做准备，而且，这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以上就是贝新分享他对于人类工作未来的洞察，希望能缓解你对未来的焦虑。
文章参考来源：《深度文章:工作的未来-未来已至，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吓人》，见于微信公众号“HRTechChina”
首先，了解你真正的恐惧。亨瑞克森认为，社交恐惧症的本质，是恐惧“暴露自己的致命缺点”。拥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常常会有很多焦虑，比如自己不够好看，或者更进一步，担心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有趣、能力不足等等。
在这些焦虑之中，隐藏着每个人心中最怕被暴露的“致命缺点”。想要克服社交恐惧症，首先要找到你最害怕被人发现的致命缺点，可能是外表上的缺陷，或许是语言表达能力不够强。当你真的找到它时，平心静气想一想，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也并不致命。
第二，克服社交恐惧症的两大误区。第一大误区，是觉得“最糟糕的结果一定会发生”。比如一个社交恐惧症患者不敢主动搭讪他人，因为他内心会想：对方一定不会理我，甚至会厌恶我。然而事实上，最糟的结果不常发生，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人们都会以友善的态度来回应。
另外一个常见的误区是，“如果最糟的结果发生，我就完蛋了”。在日常生活中，尴尬或者出丑并不致命，也不会毁掉他人对你的印象。回想一下，当你在餐厅看到他人打翻水杯，你会大声嘲讽对方吗？
击破这些误区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断练习。不要因为害怕出丑而止步不前，如果我们因为恐惧而避免与他人交往，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大部分人都很友善，而且坏事情并不经常发生。即使坏的事情发生，也是可以弥补的。
第三，放弃那些掩盖焦虑的“安全行为”。亨瑞克森说，我们常常认为，当我们焦虑的时候，别人一定能看出来。事实上，你内心的焦虑并没有那么容易被人认出。
而更容易被人发觉的，恰好是你用来掩饰焦虑的“安全行为”，比如不停刷手机、盯着地板、讲话声音变小。我们以为这些行为掩盖了自己社交恐惧的表现，但在他人眼中，这些行为反而显得你有些奇怪。
想要克服社交恐惧症，你需要逼迫自己放弃这些安全行为，放下手机，抬起头，参加小组讨论而不是在边缘晃悠。这不仅会让你减轻焦虑，还能让你发现，其实很多人喜欢同你聊天。
第四，多关注外部世界，而不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当你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你的社交恐惧感也会更强。你会不停在想：对方看了眼窗外，是不是觉得我很无聊？他是不是觉得我很蠢？如果我们问自己内心的焦虑感：你觉得事情进展如何？它会回答你：糟透了。
好在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把注意力转移到外部环境时，我们就能够捕捉到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外部刺激会令我们充满好奇，问出我们想问的问题，让对话顺利地进行下去。
今天你就可以尝试一个小实验：开展两段对话。第一段，关注你自己的心情变化，注意你的身体感受，思考你该说什么；第二段对话，关注外部环境。最后告诉你自己，哪一段对话你感觉更舒服以及更有效率，哪一段对话你更喜欢？
以上就是亨瑞克森分享的克服社交恐惧症的4种策略，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在加入谷歌之前，辻野晃一郎曾经在索尼工作，每当遇到困难时，他都会告诉自己“聪明地思考，愚笨地做事。”他认为，这个世界上聪明人非常多，但能够把想到的事情坚持做到最后的人很少。越聪明的人，在碰壁时越擅长用很有说服力的说法解释做不到的理由，然后立刻放弃，或者把包袱甩出去。还有一种是“发散型”的人，他们经常有各种独特的点子，但下一秒他们的兴趣立刻转向别处，结果那些灵感一闪而过，并没有得到实践。而当看到别人成功时，他们会说“其实我也这样想过”。辻野晃一郎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聪明思考固然重要，但愚笨地践行并最终获得成果需要执行力和耐力，这两种能力正是成功人士与普通大众最明显的区别。
辻野晃一郎认为，凡事都分两种场合，一种是“要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另一种是“要有勇气中途放弃”。那这二者是否矛盾呢？他说：“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非常重要，放弃也同样重要，而能够有所区分才是最重要的。”
区分可以通过“Why”和“How”来进行考虑。“Why”指的是目的，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How”指的是方法，就是“如何能达到这个目的”。一般来说，属于“Why”的部分应该毫不动摇地、愚笨地坚持做到最后。“How”是实现“Why”的方法，一旦发现用某种方法不能实现目的，完全可以中途放弃这种方法。
辻野晃一郎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人生的目的是“Why”，那么工作的公司就属于“How”。从一家公司辞职只不过是改变了实现人生目的的方法。辻野晃一郎说，无论是在哪里工作，都要拼尽全力做到极致。这样才能敏锐地觉察到应该舍弃的东西，并且不错过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