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 · 斯密写过两部伟大著作，一部是《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里他认为，人类天生就具有同情和善良的本能；另一部著作《国富论》里则说，人类主要是靠追求自利来推动的。
斯密对这一矛盾的认识是，仁慈和友谊是必要的，但要让社会正常运作，这些还不够，因为人随时都需要很多合作和帮助。可一个人的一生又极为短暂，一辈子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换言之，人要跳出友谊，和陌生人实现共同的利益。
这种把陌生人当成朋友来打交道的能力，是靠人类内在信任本能来实现的。通常，你碰到陌生人并与之打交道时，做的第一件事是微笑，一个表现信任的本能姿态。最极端的例子是婴儿的微笑，它能触发母亲大脑里的特定回路，让她感觉良好。没有其他动物会这样微笑，但实验表明，即使在成年人里，碰触、抚摸，或是表示慷慨的简单动作，都会令接受一方的大脑分泌催生素，这是进化用来让哺乳动物对彼此产生好感的化学物质。
催生素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发挥作用：朝学生鼻子底下喷催生素，能叫他们更乐意地带着钱信任陌生人。2004年，神经经济学家进行了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实验表明，催生素带来的信任效应非常显著，但并不提高人的整体冒险意愿。荷尔蒙催生素则促使动物冒险接近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正如情侣愿为彼此冒险，母亲愿为孩子冒险），把克服社会屏障以及激活大脑里暗示奖励的回路这两点联系起来。如果说，人类学会把陌生人当成伙伴而非敌人的那一刻真的属于人类经济进步中的一环，那么，催生素无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经济学家还做过一个实验，发现人还极为擅长猜测谁值得信任。
因此，人类合作与交换的这一整套基石（人类的繁荣与进步完全建立在其上），取决于一点非常幸运的生物学事实。人类有移情的能力，擅长识别值得信任的人。
那么，人类能建立起复杂的社会，全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鼓励合作的生物本能呢？显然没这么简单，因为哺乳动物都能分泌催生素，生物本能只是一切的开端。一种解释是，大脑的催生素分泌基因为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贸易而发生了改变，这导致人分泌的催生素远远多于其他动物。
是信任本能先出现，还是交换先出现，目前尚未完全搞清楚。一种设想是，起初，人类试探性地开始交换，体会到了比较优势和集体大脑带来的好处，反过来推动了自然选择偏向那些尤其擅长信任和同情，同时又保持一定程度谨慎和怀疑的大脑突变形式。在文化与基因的协同进化下，为应对交换的出现，催生素系统的基因产生变化也似乎成为一种必然。
由于交换的存在，信任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渐成长、蔓延和深化了，尽管其间也频遭挫折。交换孕育了信任，信任反过来也孕育了交换。当我们走进超市，拿起一盒品牌牙膏，无须打开包装，挤出牙膏试验一番，再决定购买。因为这家超市和生产牙膏的大公司未来的名誉全靠这样一笔笔生意来维持，每一笔交易都落在了未来的阴影之下。对一盒牙膏的信任度背后，藏着一段一寸一寸建立信任的漫长的历史道路。不过，一旦道路修起来了，新产品和新媒介就能轻松地借来信任。
商业世界的无数次交换促进了信任感的建立，但并不是说，靠它本身就足以创造信任。除了新的工具，还必须有新的规则或制度。我们或许可以说，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创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
良好的规则或制度鼓励交换和专业化，恶劣的规则鼓励横征暴敛。或许，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比用矿产资源、教育体系或基础设施等为指标更为准确。
当我们把人类进步的风火轮归结到交换和专业化的逐步发展上，也有可能找错了对象。兴许，交换和专业化只是表象，有了制度和规则的创新，才实现了交换。
同样，好的规则与制度是演进出来的，在社会中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哪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
人类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的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
以上是我阅读《理性乐观派》的一篇读书笔记，下一篇我将与大家分享：什么才是推动创新永动机的飞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