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来了，我们会更好吗｜寄语2020

当新千年步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不知新一代年轻人是否还在广场上狂欢守岁，并对未来充满期待

图/Pixabay

马克 | 文

1999年12月31日子时，我和几个同事在天安门广场，与一大群来自各地各国的陌生人守候新千禧年到来，新年钟声响起时，大家在纪念碑附近手拉手组成人圈欢呼雀跃，旁边的警察微笑着后退。

倏忽之间，这一幕已经二十年，当新千年步入第三个十年之际，不知新一代年轻人是否还在广场上狂欢守岁，并对未来充满期待？

作为70后的一员，我想我这代人总体而言是乐观主义者，一步入职场就赶上人类经济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增长。二十年间，国家从人均GDP不足八百美元的穷国，变成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数亿人步入中产阶级，买车、买房、出国度假、应有尽有的日常消费品，这些我们父辈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就这样自然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未来呢？2019年岁末，北京的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们发起了一场关于GDP“保6”的讨论，主张“保6”者认为GDP增速低于6%，中国社会就会出乱子，主政者应当运用货币和财政手段阻止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我认为这个话题有点无厘头，尤其是把讨论焦点放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谁轻谁重谁松谁紧之上时。作为总量14万多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当然不可能再像2012年之前动辄两位数的高增长，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后还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美国战后70多年的平均增长率也就在3%-4%之间。

问题在于，在百分之四五甚至更低的经济增速之下，90后、00后们还能获得和前辈们一样多的机会吗？

乐观的回答是当然能，一个国家的机会多寡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企业家精神，看看大洋彼岸就知道了。在3%-4%的增长环境下，诞生了多少伟大的企业。B端的就不说了，单是C端的名单，就足以激动人心——沃尔玛、星巴克、开市客、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奈飞、特斯拉……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业故事和财富奇迹。而每一个伟大名字背后，一定隐藏着成千上万不那么伟大但同样生机盎然的中小企业，他们更是年轻人的希望之源。而最近4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丝毫不输于美国人，激动人心的名单同样可以开列一长串。

悲观的回答是不能。因为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来自资源投入而非创新驱动，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环境资源，这与大洋彼岸的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完全不同，资源投入有天花板，创新驱动则永无止尽。中国过去四十年虽然把自己在《财富》500大企业中的数量从零增加到了119，但大部分都是依赖本土市场的资源密集型市场垄断型企业，鲜有靠发明创造一项伟大技术而在册的企业。这样的企业，未来不仅难以赢得海外市场，充分竞争的话，自己的本土市场也未必守得住。靠这样的企业，如何能为年轻人创造未来？现实却是，这样的企业正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向往。

对政府而言，前一种回答蕴含的路径是鼓励创业创新，鼓励硬核技术，这正是这些年来发生的事情；后一种回答蕴含的路径是转变增长模式、倡导高质量增长、打破垄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两者殊途同归，要实现的其实是同一个目标。只是知易行难，并且常常进三退二，左右互搏。

至于中国企业家阶层，整体仍然是机会导向的基因，而非价值创造的基因。最近的一个例子，当最高领导人在2019年10月24日对区块链技术发表讲话时，A股3000多家公司中的区块链概念股只有几十家，经过一个周末，10月28日开市时，就有1136家公司宣布自己在做区块链项目。

回首这几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商业奇迹——乐视、安邦、华信、ofo、暴风……我发现机会主义的基因流淌在几代企业家的血脉，不管是政府导向的机会主义，还是市场导向的机会主义。前者可以用政府掌握了太多资源来解释，后者则可归结为企业家缺乏或者忽视商业常识，这两者又都与中国独特的国情相关。

但对企业家而言，机会导向的经营思路，风险会越来越高，尊重常识则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方式——价值创造、产品、成本、盈利模式、现金流。敬畏常识的企业不一定能成明星，不一定能做很大，但一定死不了。

四十年筚路蓝缕，中国已有许多世界级的优秀企业，但尚未诞生真正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一定是对改进人类处境有原创性贡献的企业，把已有发明创造工程化规模化的企业是优秀企业，但未必是伟大企业。未来，伟大企业将不止是改进人类处境，还应改进其它物种的处境，改进地球的处境。否则人类将像和自己一样统治过地球的恐龙一样走向灭亡。

“2019年将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这句美团王兴2018年底说的话一年后又成了高频用语，只是去掉了“将”字。我还记得2019年初参加腾讯的活动，腾讯高级副总裁郭凯天说：“元旦后我心情特别好，因为2018年终于过去了。”他说这话的背景是，2018年被业界称为“互联网至暗之年”。

在2018年被称为“至暗之年”的还有汽车业，2019年房地产业也“荣获“该头衔，有人甚至将这个头衔用于整个民营企业。

我不知道为何有那么多人对未来那么悲观。在我自己并不很长的经历中，1993-1995连续三年高通胀、1990年代末三四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本世纪初银行体系濒临崩溃，都是比当下凶险得多的经济环境，但整个国家似乎唱着“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不知不觉间就转危为安了。

真实情况当然没有这么浪漫，否则时任总理朱镕基也不会说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慷慨激昂的话来。事实上，在他顶着巨大压力签署中国加入WTO协议之后，立即有人将他与当年签署“21条”的袁世凯相提并论。

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在2008年总结过中国经济成就的经验——把激励搞对、让市场起作用，坚持改革开放。时隔11年，这三句话仍然是走出当下经济低迷的良方。

一百年前，一代大儒梁漱溟的父亲梁济问他：“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之后，梁济投湖自尽。此后六十年，梁漱溟置身的世界并没有越来越好，外敌入侵、内战惨烈、大饥荒、大清洗，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阳光才开始明媚起来。

梁漱溟享年95岁，1988年去世。那年，中国通胀率18·8%，城市掀起抢购潮，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降到谷底，一部主张用蓝色文明置换黄色文明的电视系列片风靡大江南北。但梁漱溟始终保持乐观，几年前，他对来访的美国教授艾恺说：“我看（现在这种情况）对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威胁，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他的理由是：西洋文化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上做的很成功，但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彼此相安的问题上不如中国文化。

希望老人家的乐观能够不要再用六十年那么长的时间来验证。

（作者为《财经》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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