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映象里，一串红最早也要6月份才开花，可我在三月这一天的马路边看到了一株怒放的红色。
我觉得这个事有点诡异。
关于一串红我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小学四年级的一节作文课上，刘太太端了盆一串红到教室，问我们，这花像什么啊。
她问了几个人，答案五花八门。
刘太太的脸色越来越差，最后点了亮子，亮子说，像老师红扑扑的脸蛋。
“放……你就不能多想想再说吗？”
我知道她本来要说放你娘的狗屁的，真的，我见过她这样骂的。我在办公室打热水的时候听到过她打电话，她说，“放你娘的狗屁，上次考试我班上学生没有发挥好，我不会教书吗？还要你来教我？”
我觉得刘太太这样讲话不像个老师，倒像个流氓。上课的时候她告诉过我们，流氓就是这样的，满嘴脏字，讲话的时候腿一抖一抖的，但很多有钱人的作风是很像流氓的，只是他们比较有钱，所以不会有人叫他们流氓。而她虽然没钱，但是个文化人，所以也不是流氓。
那时刘太太对着窗外在打电话，我想她一定不知道我进来了，因为她没有找我做思想工作，我当时为什么会觉得她要找我讲话，我也不清楚了。
不过其实我不用怕，不久后刘太太被调走了，从此在我的世界消失。
再回到红扑扑的脸蛋上，其实不能怪亮子想到这个，刘太太经常教我们写比喻句，苹果像小朋友红红的脸蛋，太阳公公像小朋友红红的脸蛋，这么写就对了，字正，比喻多，作文起码加五分！
再说了，刘太太经常生气，也许你不相信，可有人生气的时候脸就是有那么红。
刘太太气急了，身子一抖一抖地，她连拍三下讲台说，“像鞭炮啊！像鞭炮啊！怎么这都想不到！”
上面这些是我亲身经历的，下面这些，是这株一串红告诉我的。
刘太太在办公室翘着二郎腿改作业的时候亮子进来了，他呆站到刘太太旁边，手贴裤缝，头低垂。
刘太太问，“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不?”
亮子说不知道，声音低到了地里。
刘太太把手里的圆珠笔放到办公桌上，说，“你作为语文课代表，那么简单的题目怎么都不会?你的小脑袋瓜子每天在想些什么?”
亮子说，“我每天都在想要认真读书。”
“放……” 刘太太又要那样说，但她还是憋回去了，“上次阅读课你在看什么书啊?什么波德莱尔，写些黄诗的下流胚子，上次的作业让你给松树写五个比喻句你就写得一塌糊涂。”
亮子没说话，刘太太就摇头叹气，好像悲痛万分，说，“亮子，你本来可以考个好大学的，就是太复杂了。”
听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对一串红事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亮子，他长得白白净净的，我可喜欢他了。但我不能说出来，不然刘太太会说我复杂。
我记起有一次我穿了件特别好看的裙子，镶金边，还有小披肩，那一天我都很兴奋，主动帮老师发作业，擦黑板，刘太太就在旁边冷眼看着我，说，“这个孩子真复杂。”
你看，每个人都要和她一样穿死气沉沉的衣服，看思想道德明显高尚的书，绝对不能和别人不同，这才叫简单。最好脸上长满皱纹，眼皮耷拉下来，咧开嘴就一口大豁牙，天天念经，这才是简单的最高境界哇!
刘太太第二天早上，边刷牙边照镜子的时候，吓了一大跳，镜子里的人脸皮发青，像个鬼似的。她不敢相信，去捏自己的手，她的皮本来一扯就能扯老高，好大一会儿都不会掉下去，可是这当儿她捏不动啦!她的皮硬硬的，粗粗的，像石膏一样糊在骨头上似的。
这个是不行的，得看医生，刘太太想，可是怎么请假呢，我可不想让学校里那群老不死的知道我这副样子，撒谎?那是流氓做的事情啊，不成不成，她转念一想，可我是个文化人，为了早点治好去教育学生，这又和流氓不同了。
刘太太走进附近的一个诊所，门口放了一排虎皮兰，她看到那个诊所又空又大，四周死白死白，天花板距离她老高，医生半躺在可以转动的黑色皮椅上，在心里叹了口气，唉，这个医生像个流氓。
应该去大医院的，刘太太转过身去，迈出一步，然后就再也动弹不得了，她狠命地想抬起后脚，想大声喊叫，都没有任何动静了。她渐渐缩小，绿色从头上向下延伸，最后盖满了全身。她端坐在地上，和那些虎皮兰一模一样。
那株一串红一摆一摆，说，“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你没有再见过她了。”
“净瞎扯，放你娘的狗屁。”我想我是个大人了，不能相信些这样的东西，也不对，我真是失了心，花怎么可能会说话呢。
我跨起包往前走，很快就消失在人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