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极为精致地描述了集体心态，对人们理解集体行为的作用以及对社会心理学的思考发挥了巨大影响。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在西方已印至第29版，其观点新颖，语言生动，是群体行为的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佳作。跟时光君一起来读吧。
一、无知的学问
选民群体拒绝理性。我们知道，只要人凑在一起，形成一个群体，那么不论它成员多寡，不论其它成员素质如何，就统统患上了智力低下症。
只要身处一个群体之中，人们总是偏向于变得智力平平。在一个一般性问题上，四十名科学院院士的投票，绝不会比四十个买水人所投的票更高明。因为对所有群体来说，它们的智力水平总是一样的低。
只让有教养和受过教育的人成为选民，那么最终的投票结果可能只会变得更糟。人的智力来源是个神奇的东西，对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也不可能人人具备。
一个人绝对不会因为通晓希腊或数学，因为是个建筑师、兽医、医生或大律师，就掌握了特殊的智力或社会问题。
他们所谓的学问，只不过是在我们普遍无知的基础上，加上了那么两三本专业著作。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的学问，和民众的无知也没有什么两样。
二、领袖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人们往往会认为，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
议会之所以叫议会，很大原因都是因为它只会展开议会，却很难拿出一个决定。
群体一旦效忠于领袖，不管是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它便立刻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服从于领袖的群体是处在他的名望的影响下，并且这种服从不受利益或者感激之情的支配。因此，有足够名望的领袖几乎掌握着绝对的权力。
一个人的名望可能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不用费力就能得到，就像拿破仑一样，总是能用自身的名望去压制，去感染他人。只是这个过程可能极端，也可能是一段遥遥无期的时间。假如想要影响议会的成员，就要故作惊人之语，不管说得多离谱也不算过分。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代，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狭隘的人。
一个极端狭隘的头脑，再加上坚定不移的强烈信念，是一个人获得权力最基本的条件。
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因为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样的人物。
一次演说，要想取得成功，根本不取决于演说者提出的论证，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他所具有的名望。
当一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实施压迫性和专制的皇帝有什么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专制力量。
他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们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三、结束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生死关头。
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达到了衰败期之前的那个时期。这个阶段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而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如果我们查看历史，根据它的主要线索，对我们之前那些文明的伟大与衰败的原因加以评价，我们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在文明诞生之初，一群来源不同的人，因为移民、入侵或占领等原因聚集在一起。他们血缘不同，语言和信仰也不同。使这些人结为整体的唯一共同的纽带，是没有完全得到某个头衔承认的法律。
随后，漫长的岁月开始早就自己的作品。
曾经持续了几代人的十字军东征，一小撮喧闹不已的骑士，断断续续地占领了巴勒斯坦大约一百年，整个欧洲为此付出了无数的财富和两百多万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丁点所谓的利益，却付出了这样高昂的代价，实在是不值得。
正如我们所说，这是一个追求理想的过程，并且由于和更先进的亚洲文明相接触，欧洲的封建诸侯们开始变得更加理智，民众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权力。
更重要的是，惨痛的经历与代价，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愚昧，从罗马教廷的长期禁锢之中醒悟过来，开始孕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种子。
这再一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神圣的自然规律总是如此，它让民众得以从坏事之中得到教训。
随着古老理想的丧失，这个种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
这群乌合之众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人们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点时，便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本文整理自《乌合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