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东京大逃亡：黎巴嫩凤凰不愿被日本太阳烤焦
戈恩强调自己不是在逃避司法，而是在逃离不公和政治迫害；这位“汽车沙皇”曾经是日产汽车的救世主，也被视为冷血裁员的“刽子手”
图/视觉中国
文 |《财经》记者 王晓枫 王斌斌
编辑 | 郝洲 施智梁
困在东京达一年之久的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在2019年岁末上演了一出好莱坞电影般的惊天大逃亡。12月31日他通过声明对外宣称，自己已经身在黎巴嫩。戈恩如何成功骗过日本的司法监管和出境管理系统逃出日本为2019年的最后一天留下了一个最大的悬念。
戈恩曾是全球汽车领域最成功的高管之一，他的祖国黎巴嫩曾发行印有其肖像的邮票。2018年11月19日他乘坐私人飞机飞往东京被日本检方逮捕，他的事业及人生轨迹彻底改变。戈恩随后因违反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与《公司法》等罪名遭到刑事起诉，并沦为阶下囚四个月，直到2019年4月25日以禁止出国的条件获得法庭允许保释。如今戈恩弃保潜逃不仅令预计在2020年4月开始的公审难以实施，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逃犯。
戈恩在逃亡后的声明中表示，目前人在黎巴嫩，不会再被日本“受到操纵、作有罪推定的”司法系统扣为人质。他强调自己不是在逃避司法，而是在逃离不公和政治迫害，因为日本司法制度以有罪为前提，无视基本人权。
戈恩的惊天逃亡在日本引发震动，日本媒体认为这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嘲弄。安全专家认为，戈恩自己不太可能在没有假护照、没有组织协助情况下，策划出如此大胆的撤离行动。一位曾在日本处理过类似问题的外交官表示，戈恩不太可能独自做到逃亡。戈恩的律师弘中惇一郎（Junichiro Hironaka）也暗示戈恩的逃离行动“一定是一家非常大的机构采取了行动”。
黎巴嫩的凤凰vs日本的太阳
日本方面正在调查戈恩逃亡事件，结果尚未可知。目前所知的是日本国土交通省关西机场事务所记录显示，2019年12月29日晚该机场有一架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私人喷气式飞机离境，但何人乘坐不明。据猜测，戈恩就是乘坐这架飞机离开日本经土耳其转机并最终抵达黎巴嫩。
戈恩的逃亡过程经过持续数月的精心策划。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事发当天，一个乐队进入戈恩位于东京的豪宅。他们是戈恩请来进行新年表演的，这一切都是在日本警察批准和监视下进行。表演结束后，乐队人员与进入时一样搬着乐器箱离开，戈恩被指藏身在其中一个乐器箱中一同逃出，警方并未发现异样。之后，戈恩营救小组驱车前往大阪关西机场准备出境，因为关西不像东京的成田和羽田机场那样戒备程度高。
然而，与戈恩关系密切的人士否认戈恩被藏在乐器箱子逃离东京别墅的说法。该知情人士透露，戈恩雇佣了私人保镖帮助他躲避警方的跟踪，再加上他不需要佩戴电子手环，因此成功抵达大阪关西机场，在那里登上了私人飞机。
戈恩究竟如何通过日本的边境管控检查登上私人飞机更是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戈恩是藏在乐器箱子中被抬上飞机。带入飞机的手提行李在日本通常要接受检查，拥有免检权利的是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为依据的外交官。但一名日本机场相关人士指出也透露，在没有国际定期航班的地方机场，出入境和海关审查有可能不严格。
另一种可能是戈恩被指使用假护照骗过海关人员，虽然向日本机场提交使用私人飞机申请时无需填写乘机人姓名，但出境时则和民航一样，必须当面确认。戈恩是黎巴嫩裔，出生在巴西，除了黎巴嫩护照，还持有法国和巴西的护照，这三本护照均作为保释条件由律师保管。然而，被限制出境的戈恩即使有正式护照也几乎无法通过出境手续。
日本方面已证实戈恩没有出境记录，因此可能使用假护照。一位黎巴嫩官员证实了当地媒体关于戈恩持法国护照入境的报道，但戈恩如何取得这本护照以及出境时脸部与照片比对情况如何仍是一个谜。
日本媒体在1月2日另有报道称，戈恩在保释外出期间携带一本备用的法国护照。根据规定，在日本的外国人必须随时携带政府颁发的身份证或护照。从2019年5月起，戈恩就一直随身带着这本法国护照，但是护照是在一个上锁的箱子中，锁箱钥匙由他的律师保管。
日本方面尚未证实上述逃亡方式的说法，东京地方法院已没收戈恩缴纳的15亿日元保释金。日本检方一直认为戈恩有潜逃风险，应该留在监狱里，他们对戈恩瞒天过海出境非常愤怒，将矛头指向戈恩的律师。弘中惇一郎对戈恩出逃表示惊讶和不知情。他目前仍保管着戈恩的三本护照，上一次他见到戈恩是在2019年12月25日，并准备在2020年1月再次与戈恩会面。
戈恩妻子卡罗尔（Carole Ghosn）被认为是逃亡计划策划者，但卡罗尔对此表示否认。作为取保候审条件之一，法院要求戈恩避免与妻子卡罗尔接触，因为保释条款限制与刑事指控有关人员的接触。卡罗尔虽未被起诉，但被指获得从日产挪用的资金。
黎巴嫩外交部方面已确认戈恩于2019年12月30日合法入境，并强调其从日本到黎巴嫩的行动是个人所为。对于戈恩事件未来的可能性，日产公司相关人士推测，戈恩不打算回到日本，因为戈恩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而在日本的司法制度下无法自由发言。
戈恩在日本面临四项指控，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戈恩在日本法庭被认为凶多吉少，因为在日本被刑事诉讼的人员99%会被定罪。日本检察官非常在意自己的胜率，他们通常会撤销起诉一半的案件，因为没有哪位检察官愿意被归为“耻辱的1%失败者”。因此，一旦决定起诉，定罪率是99%。即使戈恩在审讯中赢得无罪裁决，最高法院的上诉过程可能也会耗时数年并改判其有罪。
戈恩阵营多番指责日本“人质司法”，即检察部门掌握大权，即使原则上须假定疑犯无罪，检方仍可能以长期拘留等方法迫使其认罪。戈恩自2018年11月起至2019年4月之间前后4次被拘留，总拘留时间长达108日。在被拘留期间，戈恩每日要接受8小时盘问，律师不准陪同，仅在事后可以获得盘问过程的录影。
日本的司法传统和戈恩的自身拘留经历让其返回日本接受司法审判的意愿为零。黎巴嫩负责管理边境的安全总局发布声明称，目前没有计划对戈恩采取任何措施或法律行动。再加上黎巴嫩法律禁止外国引渡其公民，因此戈恩如果留在黎巴嫩，不太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戈恩在黎巴嫩政府中人脉深厚，黎巴嫩内政部长曾在其被捕后信誓旦旦地说，“黎巴嫩的凤凰不会被日本的太阳烤焦”。就在戈恩出逃前一个星期，黎巴嫩总统奥恩也曾向日本外务副大臣铃木馨祐提出释放戈恩的要求。
戈恩的逃亡也引发日本和黎巴嫩关系是否会因此产生龃龉的猜测。无论两国官方如何处理此事，戈恩仍在黎巴嫩有广泛群众基础，2018年被捕后，贝鲁特街头到处可见电子广告牌支持戈恩，上面写着“我们都是卡洛斯·戈恩”和“我们都是自由的”之类的宣言。
“救世主”沦为阶下囚
时间拨回到400多天前，2018年11月19日，东京，多云转小雨。
当日下午4时许，一架飞抵日本羽田机场的客机舱门打开，时任日产汽车董事长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走下飞机，随即被守候已久的东京地方检察院人士带走，锒铛入狱。
彼时，初冬的风吹在脸上已有些许寒意，更让他心寒的是，日产汽车抛弃了这位曾经的救世主。
1991年开始，日产汽车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持续下滑，从6.6%的全球占有率减少到1999年的4.9%，八年有七年亏损；销量从一开始能和丰田汽车掰掰手腕，一路下滑至不到丰田的一半。千禧年到来前夕，负债两万亿日元的日产汽车危机四伏。
此时，“成本杀手”戈恩从雷诺被派到了日产。
成为日产首席运营官的戈恩花了1999年整个春季的时间调查日产在海内外各环节的状况，并得到一个新外号：7-11，这是一家遍及日本的24小时全天候便利店。此后不久，戈恩提出了日产三年振兴计划：在三年内，日产将推出二十二种新产品，降低百分之二十的生产成本，裁掉占总数量14%的21000个职位。
在强硬的振兴计划下，日产仅用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4年间还清了公司两万亿日元的债务。在死亡边缘的日产一跃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汽车公司之一，戈恩也被称为“日产的救星”。
2005年5月，凭借日产治理的成功，戈恩开始掌舵雷诺和日产两家公司。2016年12月，其时受到排放数据伪造丑闻打击的三菱获得了日产投资，戈恩也得以同时兼任三菱汽车董事长，雷诺、日产、三菱三家汽车公司组成联盟。
至此，卡洛斯戈恩一人担任三家全球车企的董事长职务，成为汽车界最具权势的人之一，被业界称为“汽车沙皇”。他甚至还计划合并三家企业，建立一个全新的汽车帝国。
盛极而衰。2018年11月，戈恩被捕，而背后的推手则是日产与他的爱将日产CEO西川广人（Hiroto Saikawa）。佐藤资产管理公司高级汽车分析师吉田达夫（Tatsuo Yoshida）指出，“这是一场温和的政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反戈恩的情绪一直在积累。”
戈恩既是日产的救星，也是“刽子手”。在成本缩减政策之下，数以万计的日产员工下岗，但他每年却领着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8亿元）的工资，坊间对此的说法是“杀了日本人，肥了法国人”。
更重要的是，日本方面担心联盟的深入合作甚至是合并会使得日产和三菱“去日本化”，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随着戈恩加快合并三家的步伐，日产等不及了，为了“保卫日本汽车业”，他们选择先下手为强。
在戈恩被捕当晚，日产汽车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公司CEO西川广人表示，在几个月之前，日产汽车内部接到举报，从而启动了对戈恩的内部调查，并称：“戈恩所为是公司不能容忍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失望、沮丧、绝望、愤慨和愤怒。”
发布会上，西川广人列举了戈恩的三大罪状：第一，过去5年中，戈恩指示部下做手脚，在公司的财务报表《有价证券报告书》中，隐瞒了整整50亿日元（约3亿元人民币）的收入。第二，戈恩搞个人独裁，将日产汽车公司建为“戈恩王国”，否定并抹杀日产的传统与尊严。第三，涉嫌动用公款私人投资。
三天后，日产举行临时董事会会议，全体一致决定解除戈恩的会长职务，剥夺其代表权，同时解除的也包括与戈恩一同被捕的格雷格凯利（Greg Kelly）的董事职务。之后，三菱也解除了戈恩的董事长职务。
此后，戈恩被日本检方四次起诉，也多次保释与再被捕。一套组合拳迅雷不及掩耳，将救世主拉下神坛，一切似乎都早有预谋。
日产人事动荡，联盟何往？
经历戈恩事件之后，日产的企业治理改革势在必行，既要打破传统日本企业的晋升方式，同时也要改变过去戈恩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局面。
虽然迟迟未有新的董事长诞生，但在此前的改革中，日产成立了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以及审核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原独立外部董事、JXTG控股顾问木村康（Yasushi Kimura）担任公司外部董事会主席，接替戈恩的雷诺汽车董事长让·多米尼克·塞纳德(Jean-Dominique Senard)成为董事兼副主席。
三个委员会的治理结构能否固定下来，或许还要日产和雷诺的博弈。不过此前，外界一直猜测谁将接任其日产汽车董事长一职，而西川广人曾是热门人选。
1977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西川广人便加入日产汽车。从1999年起，西川广人担任多个重要岗位，包括欧洲和美洲地区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采购部门的执行副总裁。
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管理采购和供应链，并帮助戈恩打破日产的供应商网络以降低成本。“他是一个强硬的谈判者，如果他不是，戈恩也不会选他为CEO。” 咨询公司Carnorama的董事总经理武宫尾（Takeshi Miyao）表示。
作为2013年至2016年的首席竞争官，西川的任务是通过节省原材料采购、监管费用以及规划和开发的成本来降低制造成本。此外，西川广人还参与敲定日产将三菱汽车纳入联盟的协议细节。
西川广人与戈恩行事风格十分相似，在缩减成本方面十分强硬，一位日产高管曾评价他：“强硬像军阀，省钱从不手软。如果他设定了目标，一定会不达目的不罢休。”
在2017年西川广人被任命为日产CEO的新闻发布会上，戈恩曾表示：“我和西川广人之间想法高度一致。”
只是这个“背叛”戈恩的日本高管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反而狼狈下台。
2019年9月9日，日产汽车董事会将的西川广人赶出了公司，他的任期本应在一周后的9月16日结束，但董事会已经迫不及待“清理门户”。原因则是“不当收入”，日产汽车在此前调查后发现，西川广人此前通过股票增值权获得4700万日元（约43.8万美元）的额外收入。
西川一度反抗，他在去年9月8日还强硬表示，自己对戈恩的丑闻负有责任，将在找到继任者后辞职，但不会为“不当收入”承担责任而离开。
新一任首席执行官的争夺相当激烈，当时媒体爆料称有10位候选人，包括时任首席运营官山内康裕（Yasuhiro Yamauchi）、时任日产汽车公司高级副总裁，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内田诚（Makoto Uchida）、时任日产汽车公司高级副总裁关润（Jun Seki）等。
2019年10月9日，内田诚被任命为日产汽车公司代表执行官兼首席执行官。然而风波并未停息，同日被任命为副首席运营官的关润在2019年12月25日辞职并离开日产。
“关润曾是日产中国的负责人，内田诚的上司，在讲究辈分的日本，被曾经的手下领导肯定让关润不舒服。”接近日产中国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
戈恩事件影响的不只是日产，更是雷诺-日产-三菱联盟的稳固。
一位日产资深人士曾表示：“戈恩将三家联盟的权力集中于自身，形成了没有戈恩，联盟的经营就无法继续运转的机制”。但是，对于戈恩潜逃至黎巴嫩这一事件，日产中国对《财经》记者表示，“日产汽车对于此事不做评论”。
在短期内，这个全球最大汽车联盟解体的可能性很小，西川广人在戈恩被捕当晚就直接表示不会影响联盟成员之间的合作。毕竟三家企业真的难舍难分，四分之三的车辆在共享动力系统。
2018年11月29日，三家企业CEO首次举行磋商，改变以往集中于戈恩一手的决策方式，将联盟的决策改为合议制，联盟整体信息由三人共享。
为了继续加强联盟并为其未来的成功奠定基础，2019年3月13日，让多米尼克塞纳德、西川广人、雷诺CEO蒂埃里·波洛雷（Thierry Bollore）与时任三菱CEO益子修（Osamu Masuko）宣布为日产汽车，雷诺集团及三菱汽车创设联盟运营委员会的意向。当时，上述高管都宣布将加入该委员会。
新联盟委员会将替代雷诺-日产联盟战略管理公司（RNBV）和日产-三菱联盟战略管理公司（NMBV），成为监督包括雷诺集团、日产汽车、三菱汽车在内的联盟成员公司运营和治理的唯一机构。
无论是雷诺、日产、三菱这三家车企，还是法、日两国政府，都努力让联盟保持稳定，继续发展。但目前达成的三方合议制是一个过渡性的妥协方案，今后如何调整联盟的运作方式，争夺联盟主导权，雷诺与日产将就此展开博弈，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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