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文章来源：《北大教育评论》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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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俊杰、曹培杰
近年，信息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斯坦福大学的开环大学计划(Open Loop University)、密涅瓦大学的O2O式办学体制等，都对传统大学的运行规则提出了挑战，新的大学形态呼之欲出。教育信息化也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大学必须关注的核心议题。《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科研组织和社会服务模式，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全面提高”。现在，十年规划已过半程，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总结经验，谋划未来，对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形势进行科学研判，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基本判断
（一）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高等教育信息化在基础设施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网络带宽和覆盖面明显拓展，数字教育资源更加丰富，各种技术设备不断更新，基本形成“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14年底，CERNET为2000多所高校提供千兆以上的高速接入能力、并对其中500所高校提供万兆以上的接入能力，建成了覆盖21个城市、23个核心节点的100G CERNET主干网，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开通100G线路的国家级学术网络，也是我国第一个100G互联网主干网，为高校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基础设施。[1]调查显示，2014年出口带宽超过1G的高校占69.17%，比2011年提高了20个百分点。同时，高校的出口带宽利用率达到75%左右，远超60%的警戒线。[2]这说明高校师生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网络扩容和升级受到高等教育信息化持续关注。在资源建设方面，优质资源匮乏局面明显好转。“爱课程”目前上线资源共享课2621门、视频公开课810门；国家开放大学数字化学习资源共建共享联盟集聚了国内外优质网络课程3.3万门、资源总量达60TB。[3]“211工程”三期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项目集成了全国800多所图书馆的学术资源，构成的服务网络可提供文献量达1亿4千万册（篇），其中外文文献占65%，共享服务参与高校图书馆逾2000所、注册读者近2000万，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源数字化与服务网络。[4]
（二）高等教育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
（三）信息技术对高校教学的变革作用初步显现
随着MOOC的快速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已经不再是少数大学或知识精英的特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成为国际平台edX、Coursera的亚洲高校成员，超过120所高校先后实施了MOOC建设项目，几乎所有的“985”高校都参与其中。目前，在我国自主建设的课程平台上开设慕课课程逾500门次，据不完全统计选课人数近300万。尽管MOOC不是万能的，但在MOOC的推动下，教师角色、课程模式、组织机构、管理方式等都发生了显性变化。[7]比如，清华大学利用慕课已经开展了53门次本科、研究生课程混合式教学试点，并联合其他高校合作开展跨校教学，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其中，《电路原理》慕课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青海大学、贵州理工学院同时进行混合式教学，四所学校积极协作，根据本校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翻转课堂模式开展教学，大大加强了师生间、学生间的课上互动，促进学生学习、实践、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眭依凡教授认为[8]，这一由信息通讯技术的现代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仅改变了传统的高等教育途径方法，而且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和大学的概念及其存在的方式和意义。
（四）高等教育信息化运行机制方面的矛盾正在凸显
教育信息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能否对教育发展产生革命性影响，很有可能取决于制度层面是否有质的突破。目前来看，高等教育信息化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一是缺乏顶层设计，建设与应用相互割裂，很多师生在各式各样的网站上疲于奔命，技术不仅没有成为促进工作生活的利器，反倒成了负担。究其根源，就在于大学现行的管理体制缺乏规范、整合、系统的体制保障，致使校内的各个IT 部门难以协调、合作，难以将信息化的发展与学校的整体战略相一致，难以持续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科研与管理中的深层次应用。[9]二是“马太效应”逐渐凸显，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之间、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的教育信息化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呈现出“好的越好，差的越差”的马太效应。受学校所在地域、类别等因素影响，各校拥有专项财政预算的差异较大，985高校和211 高校专项预算比例远超于其他类别的高校，普通院校与高职高专的教育信息化投入不足尤为突出。三是管理方式远远滞后于发展，现在的大学课程已经呈现出网络化和社会化趋势，但现行的学分制度、教学制度和评价制度仍然停留于传统，这也导致很多新探索难以开展或效果大打折扣。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高等教育要通过消化吸收MOOC、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模式，创新高校教学、管理模式，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积极推动跨学校、跨地区课程共享服务，探索建立网络学习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等制度，加快推动高等教育服务模式变革。[10]
（五）在线教育将会给大学带来的市场化挑战
随着在线教育变得普及，优质课程资源不再变得遥不可及，以至于很多大学生上课时，不是听讲台上的老师讲课，而是在网上“淘课”，这说明如果大学无法提供有差别优势的特色课程，那就可能会失去课程教学的话语权，这是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首次出现新挑战。从宏观形势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2014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7.5%，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为90.2%，超过九成的高中生可以进入高校学习。《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40%。即便考虑到大学适龄人口呈现下降趋势的因素，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仍然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是，扩大教育规模意味着要为那些没有足够学术背景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这些学生如果没有额外的支持通常不会获得成功。现在，很多在线教育机构已经瞄准这个市场，在线教育方面的投资快速增加。2013年，中国的教育科技投资2013年只有1.37亿美元，2014年就达到了10.9亿美元，年增长超过700%。[11]尤其在外语学习、IT技能等方面，在线教育公司能够提供更加专业、更加优质的教育服务。这表明，市场力量已经瞄准教育领域，并试图与大学在某些业务领域开展竞争。
国际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动态
世界各国充分认识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强调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大学系统的整体变革。在政策制定方面，信息化已经成为撬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日本制定了《i-Japan战略2015》，提出要通过多种方法开展信息化教育试点，如大学之间的联合、大学与先进企业之间的联合等开展信息化教育试点；进一步发挥产、学、官联合，吸引产业界人士，进行数字化教材及课程的开发和推广。[12]韩国政府提出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构建终身学习社会网络，强调利用信息技术打造量身定做的教育服务模式。2015年12月，美国教育部教育技术办公室发布了2016国家教育技术计划(Future Ready Learning：Reimagin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倡导利用转变学习方式，提供更加公平的教育；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知识和能力，充分发挥富媒体学习环境的优势；开展技术支持下的嵌入式评价，在学习活动中自动收集数据开展评价，减少评价对学习的干扰；建立更加强健的基础设施，包括无所不在的高速网络、高质低价的数字设备、高质量的数字教育资源以及负责任的使用政策，支持随时随地的学习[13]。
国际教育组织纷纷对教育信息化发展前景提出预测分析。2014年10月，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发布了“2030年的学校”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未来的实体学校不再是学生接受理论知识的地方，相反，它将成为一种社交环境，更像是“会议室”。未来教育体系将是“在线内容和全球学习网络”与“传统实体学校”的混合体，绝大部分内容与互动来自于前者，而后者即传统实体学校则真正负责保证学习质量、标准监管、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人们运用技术，建立全球性社会‘学习网络’，将学习者、教师与辅导员、知识来源甚至员工联系在一起。[14]2015年《地平线报告》把高等教育信息化面临的挑战归为三类：“可解决的挑战”包括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的融合，提升数字素养；“艰难的挑战”包括个性化学习，复杂性思维教学；“棘手的挑战”包括教育模式的竞争，教学激励机制。[15] 2015年，EDUCAUSE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将会面临十个方面的挑战，包括：确定IT融资模式，维持核心服务、支持创新以及促进增长；通过能够在战略上发挥技术作用的制度方法，提高学生的成绩；提高IT组织管理变化的能力，尽管不同社群的需求、优先级和能力各不相同；在新常态下为用户提供支持——移动、在线教育、云和BYOD（自带设备）环境；制定有利于大多数机构和社群的移动、云和数字安全策略。[16]
在经历信息化建设的热潮之后，国际高等教育信息化近年来开始强调“反思”和“回归”。 著名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认为[17]，尽管信息技术具有改善和扩展教育的潜能，有助于拓展教育机会、消减教育成本，并提升教育质量，但是绝大多数的教育信息化实践效果都令人失望。轰轰烈烈的慕课运动似乎也陷入了这种“宿命”：学习者学习持续性不强、退学率高、交流互动不足以及网络教学难以适应实践教学需要、教学模式单一、学分认证等问题开始遭到质疑。[18]以至于乔治·西蒙说：“如果2012是慕课元年，2013将成为反慕课元年。”美国在线教育联盟连续12年对美国高校在线教育实施状况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线教育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慕课对美国高校课程和教学改革的作用有限。为此，要从系统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解决慕课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把慕课视为一个孤立的互联网事件，把它纳入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化学习生态系统，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学习方式，从而解决在线教育的有效应用问题。[19]
战略选择：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大学
纵观国际国内形势，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过去用基础建设来拉动信息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信息技术必须与大学教育的核心环节产生实质性联系，才能保持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生命力。在我国启动大学“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审视“互联网+”给大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充分发挥互联网在资源配置中的独特优势，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大学，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所谓“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时代融合实践的新思维方式，具有跨界融合、平台开放、用户至上、免费为王、体验为核、大数据应用等六大特征。[20]相对来说，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是基于资源稀缺的一种线性思维模式，从A到B到C到D，其中存在一种天然的逻辑关系，其特点是追求效率、标准和规模。而互联网思维是基于资源丰饶的一种立体网状思维，从A开始即有多种选择，其特点是追求快速迭代、颠覆创新。“互联网+教育”不是在线教育，而是一种变革的思路，是要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等，进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体系。[21]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大学，利用信息技术促进高等教育的流程再造。
（一）课程模式的再造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大学课程原本都是内部私有的、非公开的，只能被本校师生分享，尽管有些高校开展了诸如跨校选课、专家讲座向社会公开等实践探索，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课程共享的范围和程度都极其有限，大部分优质课程资源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得。随着MOOC的快速发展，精英大学垄断优质课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未来，课程将会率先突破大学校园的围墙，实现跨校之间的共建共享。在现有的高校中，有相当比例的学校属于综合性大学，学校之间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计划有较高程度的交叉。可是，对于任何一门课程，在理想情况下，我们都只需要一个最好的在线课程就足够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在网上选修这门课程就可以了，这样就能极大地降低边际成本，实现规模效益。这就要求高校建设不能追求千篇一律的“综合型大学”，学校必须专注于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形成具有差别优势的学校课程体系，把自己的特有课程打造至极致，为学生提供最优质的课程体验。[22]对于某些明显处于弱势的学科课程，完全可以采用课程外包的形式，用信息化手段共享其他学校的优质课程。广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见》[23]，要求加快对课程和专业的数字化改造，建设优质信息化教育教学资源，积极探索校外选课，鼓励区域内高校联合开课，推进师资、课程的共享与学分互认。
（二）学习方式的再造
课堂是高等教育信息化的主战场，永远都不能忽视信息技术的课堂教学应用。随着课程的数字化和广泛共享，高校应该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深层次应用，逐步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实现以知识传授为主向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广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鼓励学生利用网络开展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提高学生在教学活动的参与度，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角。实际上，MOOC教学不过是传统教学在网络上的复现，一个老师面对成千上万的学生，采用最为传统的方式进行集体讲授，学生仍然是被动地听讲。所以，高校不能完全依赖在线学习，教师要对教学进行重新设计，把学习的权利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选择者，而非被选择者。同时，建立弹性的修业年限和学业制度，允许学生自主选择授课时段、任课教师以及更多的学科课程，自主确定学业进程，学生修满学分可提前毕业，特殊情况也可申请暂时中断，分阶段完成学业。近期，斯坦福大学推出了“开环大学”(Open Loop University)的计划[24]，将本科学制从现有的4年改为6年，没有规定的毕业时间和限定的专业，学生也不需要一直在学校里接受课堂教育，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进入社会工作或者回校学习。2015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宣布推出网络与课堂混合授课试点硕士项目，第一学期的网络学习对全世界学习者开放，无须参加入学考试。在第一学期，网络学习中的佼佼者可以申请第二学期的入学考试，通过者可继续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一个学期的课堂学习，最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Micro Master）。这种将网络学习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的学位课程以及学生遴选方法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得原先的学术表现、标准化考试成绩等录取指标变得不那么重要。[25]
（三）组织管理的再造
任何变革都离不开组织管理的调整和改进。过去，高校就像一个小社会，包括了食堂、宿舍、商店、澡堂、理发店等服务机构。现在，很多学校将后勤交给了社会，采用新的管理和经营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如果对大学业务进行精细分工，网络运维、图书馆服务、大学生实践等公共服务都可以交给专业机构来承担，甚至连“非核心教学”也可以外包给更加专业的机构或教师来完成，从而使“组织更加专注于核心业务”，打造核心竞争力。[26]作为数字时代的大学创新，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是“一所没有墙的世界大学” [27]，四年本科学习分布在全球七大城市，包括旧金山、香港、孟买、伦敦等，整个城市都是他们的校区。通过与当地高校、研究所、公司建立合作，学生可以使用一流的图书馆、实验室等，利用一切优秀的社会资源开放办学，并把主要精力放在课程开发和吸引师资上，实现了大学组织体系的结构性创新。总体来说，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将成为大学组织变革的重要趋势，突破校园的围墙来思考高校发展，整合校园内外的优质资源，让“最擅长的人做最擅长的事”，不断优化高校管理服务水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办学。同时，加强基础数据的联通共享，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日常运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规律，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服务。比如，有学校从校园一卡通入手，采用数据挖掘的手段，建立了基于聚类结果的贫困生指数算法，计算每个学生的贫困生指数，辅助高校资助决策工作。[28]
启示与建议
（一）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
随着信息技术在高校的广泛渗透，信息化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一种局部工作或非核心工作，它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核心议题。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推动信息化发展的高度重视。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组建强有力的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是推动高等教育信息化向纵深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毫无疑问，利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大学是一项结构性变革，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然需要进行系统整体的顶层设计，防止顾此失彼、就事论事的碎片化改革，尤其在学分互认、学制调整、课程重建等方面，亟需加强高校的信息化领导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此应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在美国，首席信息官(CIO)是大学的常设职位。2010 年，全美已有45%的高校设立CIO职位，研究型大学的比例更高，达到70%。CIO 制度整合校内各 IT 部门及各类信息化资源，领导全校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决策、管理的层次和水平，是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由于文化差异，国内可能并不认同CIO这一角色。但是，建立与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相适应的、统筹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经成为现实的迫切需求。我们建议：高校要组建学校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能调动全校资源的信息化推进办公室，定期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加强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提升高校的信息化领导力。如清华大学的“两校级领导领衔的双委员会制”、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领衔的领导小组+信息办”等，都是在信息化实践中卓有成效的体制探索。
（二）制定高校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综合配套措施
没有“未来教师”就没有“未来教育”。技术为教育变革创造了机遇，但任何新技术能否产生良好的教学效益，关键取决于它的使用者，即教师。信息技术不会自然而然地创造教育奇迹，它可能促进教育的创新发展，也可能强化传统教育的弊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初具规模，教育信息骨干网络基本形成，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不断拓展，初步形成在线课程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已经具备较好的信息化教学环境，下一步关键是提升高校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并以此为切入点，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引导学生利用网络开展主动学习，促进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为此，我们建议：优先关注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纳入教师考核标准，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创新教学，帮助教师获得与信息化教学相匹配的理念和能力。一方面，根据教师专业发展规律，研制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将其纳入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和新教师准入资格，为各级职称的教师提供细化标准，使越优秀的教师就越擅长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另一方面，鼓励教师探索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创新，在教育信息化建设项目中，按比例匹配专项的教师培训资金，开展针对性的教师培训，促进教育理念和教与学方式的深刻变革。
（三）通过大数据的精细挖掘提高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随着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很多大学都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既包括人事、财务、教务、科研、生活等结构化数据，也包含在线学习、校园一卡通、互联网使用行为等非结构化数据。但是我们对于现有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远远不够，很多数据被人们所忽视，变成了“沉默的数据”。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逐渐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让数据会说话”的能力。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在提示着今天所谓宏观控制的精髓不再是力度的问题，而是视野。[29]用互联网思维改造大学，就需要重视数据背后蕴含的价值，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减少高校组织管理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优化教育管理机制，提高组织管理的响应速度，为师生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一方面，聚焦于宏观的科学决策，利用大数据提高高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大数据可以超越个体与局部的相对静态视野，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可能弱点和盲区，帮助管理者全面掌握学校的日常运行情况，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聚焦于微观的教学过程及其评估，将原本模糊的教育活动通过数据清晰地描述出来，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证据支持。虽然大数据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神奇方案，数据越多，噪音也会更大，但对于明显依赖经验判断的学校教育来说，大数据仍然会对大学的治理能力产生积极作用，符合大学治理的去中心化和协商民主的特点。比如，田纳西大学信息系统公开提供学生毕业率、证书通过率、学费及其承受率、师生比率、完成学位时间等十项指标数据，大大增加了大学的透明度，进而提高了大学决策的透明性、合理性与科学性。华中科技大学利用数字迎新系统，掌握各个时间节点新生到达的人数，从而精准安排车辆和学生志愿者，大大提高了管理效率。
（四）推动大学从“有边界”发展到“无边界”发展的突破
随着互联网和新科技的发展，很多业务领域的边界变得模糊，打破固有模块，资源共建共享，鼓励跨界创新。用互联网思维再造大学，就是要拆除大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墙”，积极吸纳外部的优质资源，优化高校内部资源的配置水平，实现大学从有边界发展到无边界发展的突破。过去是就大学办大学，以内部调整带动外部发展；现在则要跳出大学办大学，引入外部资源撬动内部改革。开放办学绝不只是“走出去”，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主动服务社会发展，更应该“引进来”，广泛吸纳社会资源，解决高校普遍存在问题，尤其是“非核心业务”上遇到的问题。高校后勤事务社会化，就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激活内在活力，实现了服务质量和学校效益的双赢。当代大学已经呈现出新的变化，诸如：新的机构形式层出不穷，跨机构合作不断加强，公共和私人之间界限模糊，新的学习模式（在线学习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和知识的形式不断追求它们对知识经济的影响，等等。[30]美国的密涅瓦大学就是将这种社会化机制运用到了极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大学组织体系。尽管这些做法略显激进，并不适合大面积推广，但引入社会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水平，将成为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趋势。实际上，通过信息技术的介入，MOOC已经迈出了课程社会化的第一步。未来，信息技术还会推动更多业务流程实现社会化，包括教师教学的社会化、学生学习的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社会化等。到那时，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将会成为现实。
小结
总体来看，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发展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政策支持力度显著提升，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目前还处于从大规模建设迈向深层次应用的转型期，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改造教育流程、转变教学方式、提升教育效能，仍然是目前面临的现实难题。著名的互联网学者凯文•凯利指出把最不可能共享的资源想办法实现共享，这会成为未来最大的机会。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不再以传统的工业化思维来发展高等教育信息化，而要用互联网思维重新改造大学，充分激发高校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利用信息化手段增加课程的可选择性，通过混合式学习提高课堂教学的灵活性，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提升高校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为学习者提供更加适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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