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膺、荀彧、杜密、王畅、刘裕、魏朗、赵典、朱宇，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避权宦、抨击奸邪，名曰清议，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地镇压，清议被暴虐地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老师们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还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在很多人的心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
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一块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现在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室，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熹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熹平四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三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知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但是当中央政府给予地方这样的权力时，地方又会推荐什么人呢？所以，在当时皇权则很有可能会通过察举的方式变成私权，而这样发展的结果则必然是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这样的形势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仕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时弊，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石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石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拜谒图，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任事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褒扬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树茂，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巩笑，弘农成瑨但坐啸。’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品。而人物评品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获得国家的评价做不了官，但是获得了清流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今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膺的故乡，李膺，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膺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鹰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称为李膺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当年，李膺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四十六岁时李膺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亲启用李鹰为度辽将军。李膺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膺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膺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清流中与李膺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名士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一阙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周穆谴责宦官，表明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情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群横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朗皇甫规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士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正直官员与太学生三百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皇甫规。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今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供帝王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宦官出现的年代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而这个群体最初也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战俘还有一部分自宫之人。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两千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在东汉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从明帝、章帝以来继位的皇帝都很年幼，而且对于小皇帝来说是没办法执掌朝政的。所以皇帝的母亲会临朝称制，而对于这些比较年轻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她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依赖自己的父兄成为常理。但是，当小皇帝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必须推翻外戚群体，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可以依赖的也就只有身边的这些宦官群体了。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汉质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她的兄长大将军粱冀定策，将十五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粱冀由此独揽朝政，成为外戚势力的代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禁行起居都在粱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粱冀的控制，延熹二年，当了十三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粱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粱冀。单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粱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熹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众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众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众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熹八年，太尉杨秉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三百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秉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斥他们猥受过宠肆其凶忿，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粱冀的五侯成员左悺、具瑗也受到司隶校尉韩演的严厉弹劾。左悺畏罪自杀，具瑗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熹九年，富商张汎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汎，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汎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汎及其宗族宾客二百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至高无上，法律也是皇权的代表，而作为清流派官员不尊重法律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熹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膺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膺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膺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膺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件事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膺和清流派官员们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拨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天子，控告李膺等人收买太学生书朋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膺，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极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栗，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膺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膺、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六月的颖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轺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省漯河市）人，为官清正刚峻，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收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膺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十三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膺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人物。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作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京畿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着上锋，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
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膺等党人的复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五校禁兵应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悲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太傅陈蕃惊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八十多人，冲入皇宫承明门，如飞蛾投火般地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此时，汉灵帝年仅十三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甫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十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五服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膺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人们没有放弃抗争。熹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甫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公卿大臣全部尸位素餐，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十四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君昏臣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清流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同情他们的人会更多。而这些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然而不仅仅只是宦官而已，宦官时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一步步的转向了皇权，从长久来说失掉人心的是整个东汉王朝。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承危厦，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而今洛阳市太学村旁的杨树林中，依然能耳闻现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议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一千六百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犯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