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历任国家领导人到寻常百姓，大概都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心结，因为这个奖是对人类智慧的最顶级的肯定，只有得到了它，才能证明中国人聪明绝顶。但几个正牌中国公民获得诺奖之后，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
2010年那个充满政治色彩的“和平奖”无需多说了，就从文学奖说起吧。
莫言获奖的颁奖词写道：“作品揭露了历史的谬误、政治的虚伪和人类的黑暗”。
我虽然不懂文学，但大概也能明白莫言之所以打动了诺奖的那些评委们，是因为他对那个“没有真理、常识和怜悯的国度”进行了足够彻底的剥光。奖是拿到了，但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写得也足够赤裸裸地难听，表面上是奖励小说写得好，背后评价的却是历史、体制和人性的优劣。至少，莫言的惊世大奖跟原来的想象差池大了些，以至于官方的反应是在犹豫之后才作出的，民间的演绎就更五花八门了，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莫言为了获奖，如何找门路跟瑞典文学院攀上了关系等等。
好端端的一桩喜事，就这样让政治体制、主流价值、潜规则等各种因素都给搅和复杂了。
屠呦呦拿的是科学大奖，科学乃人类改造自然之技能，照理讲很难跟体制、文化扯上关系，但屠呦呦的这个奖偏偏比和平奖、文学奖扯出来的事还更多。最早是谁该获奖的问题。屠老师的成果诞生在全民政治的革命时代，那个时代只有集体主义，不讲个人实现，科研成果都是国家的，至少也是集体的，有人说要奖就奖毛主席，因为当年是他老人家要求搞的研究，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当年的科研体制和价值观念的确如此。但诺贝尔科学奖没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没有集体主义的概念，不搞平均，只奖个人，还不能超过三人。你这点儿复杂的国情上不了人家的道。
然后是“体制厌恶症”迅速发酵。几年前，大家都喜欢骂某个人，“李刚”、表哥、凤姐们时不时会出来冒个泡，让全国人民发泄一下。这几年腐败分子见多了，一个一个骂都骂不及了，大家也就学会骂体制了，患上了“体制厌恶症”，不管碰上好事坏事，都要骂一番体制来说事儿。
屠老师碰巧是个“三无”人员，一下子就成了“院士体制”以及其他各种体制存在弊病的强力证据。
我估计跟“院士”沾边的机构和人员这几天都没脸见人了，谁让自己吃着院士的饭，却没拿诺贝尔奖呢！院士中确实有许多德不配位的，但现行院士评选方法尽管不合理，却也是将各种因素反复权衡之后，杂合而成的一个折衷方案。各位觉得以后评院士该怎么评？把学历、论文那些客观条件统统取消，全靠开会研究和投票表决吗？如果那样，恐怕就不光是屠呦呦和袁隆平们当不上院士的问题了，学术的底线还会进一步下降。
体制之后，自然就是人性了。
其实屠老师本人和当年青蒿素团队的当事人都没说什么，但不知从哪里扒出来的演义故事，直让人觉得全中国的科技人士一夜间都变成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势利小人了，顺带着还把国民劣根性又给总结了一番。瑞典医学院的评委们估计想破脑袋，也预测不到“诺贝尔医学奖”对一个文明古国的民众心理会有如此之大的冲击力！
诺贝尔奖已经拿了好几个了，以后应该还会有，那么，我们这样的社会究竟该当如何安放这种级别的大奖呢？
首先，“诺贝尔奖”再高端大气，也是一种奖，凡奖就都是评出来的，背后都有一套评价程序和一堆评判人员，而任何评价过程都是价值取舍和标准适用的过程。诺贝尔奖证书和资金的背后，同样也是一套价值体系和认知方法，一套西方的，或者称之为当今世界占居主地导位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法。
所以，我们在企盼这样的大奖的同时，一定要做好承受价值冲突、文化差异和心理扰动的准备，即使科学奖也同样如此，区别仅在于程度不同而已。否则，它所带来的冲击只会超出想象。
其次，“诺贝尔奖”之所以声威显赫，是因为它始终坚持了最为客观和信服的标准来进行评比，从而使其结果得到了最为广泛和一致的认同，这给诺奖的那些标准和结论赋予了超越国界和文化的普世性，如果在它面前还要强调特色或差异性，无异于自讨苦吃。
我们亲密接触诺奖的时间并不长，但未来之路只能选择接轨之路，就像体育领域适应奥运会的各项规则那样，努力地去接轨。
最后，无论是“院士评选”还是“闯红灯”，都是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一个局部，都与整个社会的体制、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血脉相通，现在的局面也并非朝夕之功造就形成。如果非要普遍联系，那么，大情小事都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别说获得诺贝尔奖这种大事件了。但“诺贝尔奖”纵然超凡脱俗，毕竟也只是一个由老外们评出来的年度大奖，靠它撬不动五千年社会传承和文化人性方面的那些恩恩怨怨。所以，以后要记住：获得诺贝尔奖是件大喜事，是李总理说的“中国科技进步的信号”，
因此，要像接收“奖金”那样淡定地接收评奖的标准和结论，然后好好地对待获奖人，宣传部门要在第一时间将她树为真正的英雄模范，感谢她、学习她、未来还要纪念她。
如此，则诺贝尔奖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