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主流商帮崛起的3大核心要素！

以晋商、徽商、粤商、闽商、浙商、苏商为代表的六大商帮，代表了中国商帮的最高水平。群体突起、占据主赛道和商业领袖领衔，是它们所以主流的三大标志。

撰 文| 王俞现 《中国商帮600年》作者

责 编| 曹惺璧

明清以来，中国商业史上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前所未有的现象——区域商人的崛起！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区域商帮，次递登上历史舞台。

在此之前，由于文化传统、商人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和话语权、战争以及家族传承断代等因素，绝大多数中国商人籍籍无名，史料中也只是零星记载着极少数商人的故事。

明清尤其是清代以来，区域商人不再零星存在，而是更多地以群体性的面目出现。他们不仅影响本土，还辐射全国，具有了跨区域的影响力。每个区域商帮还出现了一批标志性、领袖型人物，并以区域或行业为区隔建立起了一批形形色色的行会，并在二十世纪初衍生出商会这个新形态。

商帮，是中国经济政策、开放、跨国界的长途贸易、货币由纸币转向金本位、民营资本发达等综合因素催生的产物。它既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符号，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的写照。

在他们身后，站着千千万万翘首而立的后生，这些后生们迟早要以衣钵继承者的姿态，接过前辈们手中的接力棒。历史将铭记那些衣钵得以继承的商界领袖，而那些叱咤风云一时而身后无人皈依的商界领袖，将注定是落寞的。

01

中国商帮的数次更迭

最早的商帮——山西盐商

在中国商帮历史上，各区域商帮存在一定次递崛起的潜在脉络，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况味。

山西盐商是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商帮，在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之初，其便与时代一脉相承而来。明清时的山西行省，不仅包括如今的山西省，还囊括陕西、内蒙古、河北等地的一些地区。在明朝长城一线一字排开的九大军事重镇中，山西占了四个，是明朝拱卫京畿的最重要行省。这些军事重镇，以烽火台为依托，一度辅以骑兵巡逻其间。

政权创立之初，来自北边的军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最多时明朝在这里铺陈了近百万的军力，北边军队的粮草供应是重中之重的问题。为让这一体系得到有效运转，明朝通过移民等手段，实行了军屯、民屯及商屯的屯边政策，并继承前朝的盐业政策，实行了开中制。

开中制就是鼓励百姓就近向边区纳粮，国家给予其一纸凭证，让其到划定区域的盐场领取盐票，准许其在指定区域内贩卖。在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看来，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卖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到他们生财之道，这意味着国家以盐税作抵押，来换取民间对战争的投资。韩毓海认为，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为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相似性。

当时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定了这种政策的运转。至少从宋元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1796-1820），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的状况一直没有改变。清朝嘉庆年间《两淮盐法志》记载说，“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而山西行省境内及附近，当时就有河东盐场和北方四大盐场中最为著名的一大盐场——长芦盐场，让山西可谓占尽天时、地利。

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种局面的实现，与这些政策较为有效地施行不无关系。可以说，山西盐商的崛起，最直接受益于国家维系长城一线军事重镇的粮草供应体系，以及由此赋予边疆的多层次屯边及盐业政策。山西人近水楼台地把握了这一历史契机及其中蕴藏的商业机会。

后来居上的徽州盐商

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风云际会地将盐法政策由开中制变为折色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商民换取盐引的条件，由原来到边区纳粮，变成直接交钱就可以。这等于变相抹去了山西、陕西等行省位居边区的地利之便，只是因为官府拖欠边区商民盐引过多，到1478年已无人再愿就近纳粮，大同等地豆草告急。

作为变通，明政府允许盐业生产户在缴纳国家法定开采任务之后，将余盐变卖给盐商，但因私盐泛滥，不仅影响开中制的实行，甚至威胁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叶淇变法运应而生。

中国商帮之间位次的一次明显更迭，就发生在叶淇变法之后。徽商、山陕商人举家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成就了扬州的奢华和位居世界第六的人口规模。在这个过程中，以江春家族为代表的徽州盐商结族而居以及地利的优势逐渐彰显，并最终实现与山陕盐商并驾齐驱，以及超越的逆转。

尔后，占据两淮盐场便利的徽州府商民后来居上，在盐业领域取代山西盐商，成为中国最显赫的商帮之一。到明朝万历年间，在扬州盐商中，“新都最，关以西、山右次之。”这里的关以西指陕商，山右指太行山右边，也即山西，而新都就是古之徽州。而晚明清初以后，山西外贸商人在中俄陆路贸易中，依托张家口和恰克图，再度水起风声。

粤、闽、湖、苏、徽诸商帮齐聚上海

另一次区域商帮之间势力及影响力发生不断演化、更迭的时期是在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之后。1844年上海的茶叶出口比重仅占全国2%，却在之后的6年内一举跃升到44%，而广州由98%陡降至23%。原来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广州，一时成为昨日黄花。办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所，也由广州迁往上海。

粤商、闽商纷纷北上。以唐廷枢、徐润等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以李也亭、叶澄衷、宋汉章为代表的宁波商人及以丝商顾福昌、张颂贤、刘镛等为代表的湖州商人群涌北上，以席正甫、荣熙泰为代表的江苏商人南下，徽商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更为多元化的商人群体成就了上海的崛起及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

原来依托泉州、漳州等港口而兴起的闽商，在广州十三行时代称雄一时，但在与粤商群体北上的过程中，以小刀会起义为分水岭，深度介入其中的闽商，在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纷纷南漂向东南亚，而粤商因在鸦片厘税征收中无可取代的地位，逃过一劫。及至洋务运动兴起，粤商因在洋务务实方面经验丰富，被委以重任，以香山买办为核心的粤商崛起于上海滩。

被起义军炮火荡涤过的扬州和杭州，以及中国一度唯一的陆路贸易口岸张家口，地位一落千丈，徽商和因茶而兴的山西外贸商人顿感失其赖以保有优势的地利。当晋商的生意重点逐渐由外贸商人变为票号时，徽商依托天津，以周学熙、孙多森家族为代表，仍保有一定颜面。

19世纪末有句谚语：“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这里的山上帮就是以洞庭东山为代表的苏商，而另一位来自常州的官商盛宣怀，作为洋务重臣李鸿章的钱袋子，利用19世纪80年代上海金融危机中香山买办挪用公款炒股一事，将他们清算，原来无处不在的粤商在上海的影响受到重大打击。苏浙两省商业势力，乘势扩充其地盘，在各个领域大有百花齐放之势。

上海开埠后，没有来上海混过的商帮，几难称得上是主流商帮。从晚清到民国，主流商帮从没有落下过试图在上海滩占有一席之地。粤帮买办首先拉开众商帮逐鹿、称雄上海的历史，但粤商在上海的经历一波三折。洋务运动初，晚清四大买办，香山帮占据三位，但之后他们的风头便被宁波帮盖过，粤帮一时沉寂。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股以海外香山帮为代表的粤帮商业势力再度活跃沪上，以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创办兄弟烟草公司，及澳州归国侨商马应彪等香山帮创办先施等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以及华资第一家电影院上海大戏院、上海第一家橡胶厂中华制造橡皮有限公司、上海第一家油漆厂上海开林油漆颜料厂、本土化妆品知名品牌广生堂、老字号冠生园等的创办为标志。这次卷土重来，粤帮涉足行业之广，少有商帮能及。

时上海有广生堂、先施、香亚、中国工业化学社四家生产国产品牌的化妆企业，除中国工业化学社由甬商方液仙创办外，其它三大企业均由粤帮创建。当时电影产业在上海盛极一时，以张石川、柳中浩兄弟及邵氏兄弟为代表的甬帮影视人，与以郑正秋、罗学典、黎民伟、蔡楚生、何挺然、罗明佑、冼星海、胡蝶、阮玲玉等为代表的粤帮影视人阵容相比，还是相形见绌。

无论从编剧、导演、音乐创作、演员、院线、投资人等来说，活跃粤港两地的粤帮都是中国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综合实力更胜一筹。换句话说，粤帮在上海电影业具有全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即便甬帮也难以望其项背。

即便如此，粤帮也难以动摇宁波帮在上海滩的地位。

上海王者——宁波商帮

论综合实力，宁波帮无人能及，可谓上海王者。宁波帮把控着上海船业、五金等产业，宁波帮买办势力碾压粤帮，而真正让天平明显向宁波帮倾斜的是，宁波帮在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及诸多行业的投资上处于引领状态。

中国区域商帮对金融业的投资有两个明显的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发生于十九世纪后二十年，以1886年仁和水险和济和水火保险合并成立仁济和水火保险，及1897年中国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为标志，以盛宣怀为代表的苏商走上前台，主导了这一时期。此间，盛宣怀不遗余力将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拉拢进入他的阵营。

第二个分水岭发生于二十世纪初，以周晋镳、朱葆三、宋汉章、田祈原为代表的宁波商人，在诸多区域商帮势力中脱颖而出，引领这一时期的银行、保险业的发展，也成为证券、信托等行业的开创或领跑者。

称霸金融业的江浙商帮

不得不说，粤帮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金融业，而称霸者绝对是江浙帮。对于金融在整个商业体系中的作用，我们一般说它是商业的血脉，梁启超也有一翻表述。他说，“商业以金融为总机关，百业之生命，厥惟金融是赖，世界各国，无不以金融业为商业之王......”。

上海有两大商会组织基本由江浙帮把持，一个是上海总商会，一个是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基本由绍兴、镇江、宁波、苏州、杭州等地银行家流轮坐庄，不是江苏人，就是浙江人。虽在银业公会、钱业公会方面，宁波帮实力分别稍逊于镇江帮和绍兴帮，但他们掌握着执各行业之牛耳的上海总商会的实权，并主宰这一商会组织近半个世纪。

上海总商会成立于1912年，到1929年的9次会董选举中，除两届外，其它各届会长都由宁波帮执掌。虽说上海总商会是全域性商会，但一直由一隅垄断总商会领导权。

上海总商会前身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时，虽有西帮汇业、鲁帮装载行、徽州质业、江西会馆、蜀商公所等的身影，但只是点缀，仅公所会员，浙帮就占据半壁江山，其次是粤帮、闽帮、苏帮、徽帮。

当时商业会议公所权力机构由5名总董、3名正副总理和13名议员组成。其中，3名正副总理中2名来自宁波帮；13名议员，浙商占7人，略过半数，其中宁波帮占5人，控盘之势俨然透出。

商帮势力由盛而衰

国内真正有底气与江浙帮在金融领域一较上下的只有山西帮，山西票号一度盛极一时，但因墨守成规，向近代金融业转型不力，日益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这里有两个场景可以回放对比一下：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回到国内。已经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希望与梁启超合作，联手打击国民党。梁启超乘机组建民主党，成为该党党魁。

在《大公报》等报界的见证下，同年11月初，由榆次常家大德玉等23家山西票商，在北京德昌饭店为梁启超举办了一场盛大欢迎会。

梁启超对晋商票号素有好感。他直言，“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吾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此时山西票业正值由顶峰滑落之际，其市场不仅包括国内，还辐射到朝鲜、俄国、蒙古以及梁启超流亡的日本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对山西票业的评价，可谓实至名归，但也仅仅不到十年，商帮势力的更跌，便随着荏苒时光而发生着残酷的变化。

1918年，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孙中山前去浙江考察。在省立四中，宁波各界举行对孙中山的欢迎会。

孙中山对宁波商人给予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此时，在上海银行公会会员中，人们已然看不到了晋商、粤商的身影。以宁波、绍兴、湖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以钱业、银行业成功实现对晋商票号的全面碾压。

粤帮从来不愿轻易将在上海的影响让出，这显示了粤商的韧性和实力。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浙帮内部出现分裂之后，粤帮也渐生了染指上海总商会之权的心思。旅沪粤帮新领袖冯少山与他的同乡霍守华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但盘居其中的浙苏商人在宁波帮虞洽卿的领衔下另起炉灶，成立上海商业联合会，维系宁波帮失去的地盘。

苏浙两省商业势力，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在浙江奉化人蒋介石骑着高头大马进入上海城前及尔后十后，达到鼎盛。由周恩来等指挥的工人武装纠察队，通过浴血战争拿下的上海，拱手被蒋介石占据。蒋介石没有对工人投桃报李，相反他各取所需地与已然抱团的苏浙帮，实现了一次财富与政权的默契勾兑。蒋介石用枪杆子交换了商人们所期望的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和对自我财富的保全。

20世纪20-30年代，宁波帮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不同于以往的山西商帮或者徽州商帮，而转变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资本家的核心及中国第一大商人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对当时的上海工商界名人做了一番统计，在所涉及到的1836人中，宁波籍人士就多达453人，占据1/4。

宁波帮在钱业中的优势也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而钱庄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的调查报告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上海的银行资本为2.421亿元，与宁波人有关的银行资本为1.968亿元，占80%以上。同年，上海共有丝厂97家。在已知经营者籍贯的90家中，浙江人经营的达58家，占64.4%。不仅如此，江浙资本在金融业彼此渗透趋势明显，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

在国民政府统治中后期，各区域商帮及商业组织，受到祖籍浙江的蒋介石、陈立夫、祖籍海南的宋氏家族和祖籍山西的孔祥熙四大家族资本，以及来自国家机器的挤压，活力大不如前，中国各区域商帮势力，逐渐走向式微。

02

主流商帮的三大标志

中国地域商帮不少，譬如源于盐业的陕西商帮，以瓷器、茶叶等贸易为依托的江右商帮，以贩卖药材的武安商人和贩卖四大怀药的怀庆商人组成的河南商帮等，但真正称得上主流者不多，一是因为没有占据主赛道，二是区域没有一批商人或职业经理人群体异军突起，三是放在全国层面没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业领袖。

当下创投界流行赌赛道，百年之前，那些成为主流的商帮，无不是开创或占据赛道的高手。晋商先后占据盐业（内贸）、丝业（外贸）两个赛道的制高点，并开创性地以票号为承载，开启了那个时代的支付方式革命，实现了对骆驼载运以及镖局押解金银的迭代。

以平遥、祁县、太谷为大本营的晋商票号占据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并涌现出了平遥李大全、介休侯培余、祁县乔致庸等一批商业触角敏感的具有票号开创、开拓或光大之功的东家，和以日升昌、蔚泰厚、协内庆、大德恒、天成亨、大德通等为代表的一批卓越的票号品牌。

当时全国分为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沈阳、广州、成都等七大区域商业中心，日升昌、蔚泰厚两家票号都实现了对这七大区域中心12座城镇的全覆盖，两者在国内的网点数量分别在35家和33家，其它票号品牌也多做到了对多个局部区域的辐射。有人评价票号是“汇通天下”，这是名符其实的。

山西票号实行掌柜负责制，东家不具体过问号事，所以晋商东家人物并不显眼，但掌柜群星灿烂。平遥是中国票号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票号经理人的黄埔军校。日升昌所有的总号掌柜，也即咱们现在称呼的经理，雷履泰、程清泮、郝可久、王启元、张兴邦、郭树柄、梁怀文，以及协同庆的所有票号经理陈平远、刘子元、刘庆和、赵德蒲、张治德、雷其澍、温子翰，都来自于平遥。

蔚泰厚旗下的票号经理毛鸿翙、范友兰、毛鸿翰、杨松林，蔚盛长旗下的尚求济、赵经魁、王调营、王作梅，百川通旗下的武大德、庞凝山、刘敬义、雷中寿，蔚长厚的范积善、范光晋，天成亨的侯王宾、周承业，宝丰隆的宋聚奎、段礼安，蔚丰厚北京分号的郝登鳌、郝登五、李宏龄，也都来自平遥。不仅数量多，可以说，中国最知名的票号经理，3/4以上都来自平遥。

如果说粤帮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十九世纪最后15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甬帮买办超越粤帮买办，与非买办甬商一起，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颜料、航运、钱业、银行、保险、影业等行业，占据综合性的比较优势。以南通、常州、无锡商人为代表的苏商，则在面粉业、纺织业等近代机器工业生产中确立了无可取代的地位。

以苏商为例，南通状元实业家张謇和常州旷世官商、在洋务运动中后期一手遮天的盛宣怀，都是全国商界起承转合的符号性人物。仅无锡一地，就涌现出了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祝大椿（1856-1926）、唐骧庭（1879-1960）、薛寿萱（1900-1972），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代表的一批苏商。

江苏籍的银行家也颇为惹眼，除来自淮安的金城银行创始人周作民、大陆银行创办人谈荔孙及总经理许汉卿外，镇江帮银行家简直就是一个群落，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外，上海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上海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中南银行董事长徐静仁及总经理胡笔江、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均跻身近代上海十大银行家之列。也就是说，这十大银行家，镇江人占有六席。

此外，镇江人严炳生、赵棣华、徐国懋还分别担任过大清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经理、金城银行总经理。严炳生的儿子严菊甫是大有银行创办者，李锡纯、陆小波、严惠宇等则是钱庄出身的银行家。

相较镇江银行家群落而言，浙江湖州人在当时的北四行中地位显赫。北四行以四行联营为最主要标志，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准备库、四行储蓄会是四行的统一领导、协调和调剂中心，吴鼎昌曾集此3个机构主任于一身。北津的内陆腹地显然没有沪汉产业带的辐射能力强大，北四行业务重心逐渐转向上海。1926年初，与浙帮各银行关系密切的另一个湖州人钱新之，则担任四行准备库及储蓄会副主任，主持四行在上海的统一行动。两个湖州人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北四行经营大权。

绍兴帮则在信托业投资颇为惹眼，仅一家中央信托公司就扎堆了一批绍兴帮大佬 ，譬如绍兴帮巨子田祈原(上虞)、田时霖(上虞)、宋汉章(余姚)、王晓籁(嵊县)、胡熙生(余姚)、谢伯殳(绍兴)、裴云卿(上虞)、孙铁卿(余姚)、陈一斋(上虞)、胡莼芗(余姚)、周星堂(绍兴)、李济生(上虞)、严成德(余姚)。

如果用一条轨迹来显示宁波帮在上海的成长路径，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方介堂、李也亭，严信厚、叶澄衷是甬商成帮的奠基式人物，接下来的代表人物为严、叶器重的朱葆三、虞洽卿等，后期代表人物则以李也亭的孙子李云书、刘鸿生、方家后代方液仙，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包玉刚，影视人邵逸夫兄弟、柳中浩兄弟等为主。

粤商最明显的就是香山帮，除此之外，以电影产业来说，粤籍电影人不仅有一流的编剧兼导演郑正秋、蔡楚生，电影院线发行大鳄罗学典、罗明佑、何挺然，纵横捭阖的电影战略家兼资源整合者黎民伟，顶级投资人何东，还有以胡蝶、阮玲玉等为代表的一众撑起上海电影演员半边天的粤籍明星。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主流商帮大致包括以平遥、祁县、太谷等地为代表的山西商帮，以歙县、休宁、绩溪等地为代表的徽州商帮，以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为代表福建商帮，以香山、潮州、广州等地为代表的广东商帮，以苏州东山、常州、无锡等地为代表的江苏商帮，以绍兴、湖州、宁波等地为代表的浙江商帮。

占据主赛道、群体突起和具有商业领袖领衔，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中国主流商帮确立的三大标志。

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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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告

——为什么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崛起了某个商帮，而在另外一个时间节点，另一个商帮又后来居上？这种起承转合演进而来的历史，能够给予我们何种启示？

——为什么中国官商大多没有好下场？近代误国首恶为什么是一介官商？他何以误国？

——为什么中国船王要选择走向自杀？他何以被当代商界名流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和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推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贵的遗产？

——为什么中国商人需要有“中字思维”和“底线思维”？

——我们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商人所给我们留下的有关管理及思想方面的财富？

——明清历史上百年商业家族不胜枚举，而当代某段时间内中国没有百年企业曾是一个敏感而激越的话题。在中国崛起是大概率事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商界领袖着实要有心理准备，如何从大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传承的命题：传承什么，能传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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