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是发生在我国上一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一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激进运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记得这种运动的极端性和破坏性。而袁隆平则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杂交水稻这项技术因大幅度地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而对全球的水稻供应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两件事能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与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有关。
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当使用多种投入，但只有一种投入是可变的，来生产一种产品时，随着这种可变投入的增加，得到的产量也是增加的，但超过一定限度后，这种增加的产量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使总产量绝对地减少。这一现象普遍存在，就被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这一学说在十八世纪被提出之后，曾发生了两种观点的争论。一种观点从递减性出发，引伸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趋于下降的趋势，从李嘉图以后的众多西方学者据此为资本主义抱以同情；另一种观点通过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强烈批判了这一规律，认为它抹杀了技术进步对收益递减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从列宁开始就非常强调这一批判性的结论。
实际上，技术进步因素在产量变化过程中到底重不重要？这主要与我们要考察的时期长短有关。假设我们是在一个充分长的时期内考察某种产品的生产，那么技术进步的因素很难不发挥作用；而在一个短期内假设技术水平没有发生变化可能会更现实一些。这样，在短期内边际收益递减应该被当作一个客观的规律来看待。说它是客观的规律，主要是因为这一规律是由生产的技术特征决定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边际产量先递增后递减，递增是暂时的，而递减则是必然的。边际产量递增是生产要素潜力发挥，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到一定程度之后边际产量递减，则是生产要素潜力耗尽，生产效率下降的原因所致。
规律既然是客观的，就必须得到尊重，否则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由于大跃进时期的舆论导向把人定胜天的思想拔高到了让人头脑发昏的地步，当时的人们错误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超限度的强行“密植”必然导致了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结果“人祸”加“天灾”，在当时的中国造成了饿死了上千万人的灾难性后果。
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连续追加投入，得到的产出的增加却越来越少，这似乎很可怕，但从长期着眼却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国从建国以来，一方面人口翻了一番还多，而另一方面可耕地的面积却一直在减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粮食危机”，这多亏了农业科技进步所发挥的作用。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角度来看，我国没有发生“粮食危机”的后果，主要是因为在长期中，这一规律的前提条件——技术水平不变——发生了变化。以袁隆平的事迹为例，为了提高水稻亩产量，他几十年如一日蹲在田间地头，经过无数次艰苦的试验和研究，终于将水稻种植技术推进到“杂交水稻”时代，在袁隆平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科学家通过联合攻关，现在已全部破解了水稻的基因密码。这对我国今后大幅度提高水稻亩产量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从大跃进运动到袁隆平的成就，给我们展示了如何对待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在短期，我们必须尊重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定合理的投入限度；但在长期，通过积极地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打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限制，可为人民谋取更大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