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情书”：丁玲爱情里的自我寻找

丁玲在她的爱情小说里，讲述的还是在爱情的外壳之下，一个人如何寻找自我、完成自我——甚至可能做不到这一切——的故事。那么爱情，又到底被她置于何地呢？

丁玲（1904~1986）

灵魂与肉体：莎菲的苦闷

1928年2月，刚完成《莎菲女士的日记》不久的丁玲与胡也频从北京经天津回到上海，这是她1921年走出湖南老家之后寻找新世界时最初抵达的城市。相较于初到上海的稚嫩、青涩与迷茫，彼时24岁的丁玲已经凭借《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了文坛耀眼的新星。重回上海，意味着一个生活阶段——作为莎菲——的结束：在带有自传色彩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末尾，丁玲让莎菲在痛苦中决定搭车南下离开北京。不过，现实中的丁玲并不是“悄悄的活下来，悄悄的死去”这样消极，她也并不像莎菲一样孤身一人，生活中的“苇弟”胡也频成为她生活的伴侣，“莎菲”的日记，作为一个虚构与真实交织的文本，是她对一段过去的自白与交代。

小说的内容和人物关系非常简单，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记录主角莎菲在北京的一段生活。她永远处于一种苦闷、无聊之中，而最让她痛苦和困扰的，是在苇弟和凌吉士两个男性的追求中却无法找到她理想的爱情，进而找到理想人生。小说中的莎菲原型是丁玲和身边一些女性友人，她曾说“我把所见到的，熟悉的人东鳞西爪、一点一点印象凑起来”，而苇弟则被认为有现实中胡也频的影子。

《莎菲女士的日记》

胡也频原名胡崇轩，比丁玲大一岁，出身贫苦，曾在大沽口的海军学校学习。海军学校停办之后他到北京，希望投考官费大学，但是没有成功，就流落于一些小公寓中，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当时北京的公寓中聚集了一大批这样的青年，他们往往通过在大学旁听或者参加文学活动而互相建立起友谊，也有不少考入大学成为正式学生。1924年，胡也频开始和朋友一起编辑一个叫作《民众文艺周刊》的副刊，在上面发表一些短篇。他也是在这一时期结识了刚从上海到北京的丁玲，并将她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同样流落于公寓的青年沈从文相识。

胡也频对丁玲的好感显而易见。根据沈从文的回忆，因为丁玲当时正沉浸在弟弟早夭的痛苦中，胡也频便给丁玲送上用纸盒装好的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的一个新的弟弟所献。”这大约也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苇弟虽然比莎菲年纪大，但仍然被叫作“弟弟”的原因。但丁玲并没有接受胡也频的感情。1925年夏天，丁玲回到在湖南常德的母亲身边，胡也频也风尘仆仆赶去，丁玲后来回忆说，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她的母亲给付的。不过这次，这个“穿着月白长衫的少年”把像“战败的勇士，归林的倦鸟”般的丁玲重新带回了北京。严格来说，对胡也频，丁玲仍然没有爱情，更多是带有“五四青年”个性和烙印的友谊。“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很深的友谊。”丁玲对胡也频的这些描述，比起对小说中的苇弟要充满感情得多，不过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叠的影像：单纯、热情，对于年轻但见识丰富、情感浪漫的女性，缺乏把握的能力。两者的关系中，“她”俯视着“他”，在丁玲的观察和描述里，有解剖式的利落与冷静。

丁玲随胡也频回到北京之后，在西山碧云寺同居，那时候沈从文在香山图书馆，三人时常在一起。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经常出入当铺。但他们看上去非常亲爱而快乐，沈从文写胡也频和丁玲同居时的情形，充满相濡以沫的温暖。为了借钱，有时候丁玲一个人步行几十里到城里去借钱，然而等她回来，“一见面，一切疲劳同牵挂皆去掉了。在城中的便听山上的那个诉说一晚所领略的境界，在城中的一个又告给山上的一切城中事情。什么刊物登了什么人的诗，什么杂志见到什么人的小说，市场小书摊上出了几本新书，书叫什么名字，印什么封面，有谁作序，皆尽所知道的说去。或者同时还带了几封从城中友人住处转来的信件，或者还带回了一些新出书报，两人一面着忙撕去那书卷的封皮，一面便微笑大笑。有时坐车回来，则一定还买一口袋白米，一点荤菜，一点海军学生所喜欢的甜点心，一把花”。

丁玲和胡也频

但实际上当时的胡也频和丁玲并没有单纯地享受宁静的快乐，他们通过书报和信件对外界投射着热切的关注，还有焦灼的寻找出路的心情。尤其是桀骜不驯的丁玲：“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我们曾经很孤独地生活了一个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蛰居北京，无所事事。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我呢，只拿烦闷打发每一个日子。”1927年，中国革命的形势风云突变，上海有“四一二”事变，长沙有“马日事变”，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北京显得更为冷清死寂。“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挣扎。”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自己如何写起了小说。

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1927年12月号头条位置刊出后，主编叶圣陶又写信给丁玲约更多的稿件。于是丁玲在两个星期内完成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刊发于1928年《小说月报》2月号。这份近乎无事状态之下的爱情记录，全文的核心词实际上是“苦闷”而非“爱情”。莎菲看似在老实善良的苇弟与虚荣漂亮的凌吉士这两个追求者之间苦恼、抑郁，实际上全篇都是在与苦闷的自己左右互搏，她的日记是她精神状态的记录，对自我的追索。只不过借爱情这个主题，反复地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到底爱什么？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才合乎理想？某种意义上，两个追求者是莎菲用以分析自我的工具，对他们的审视、爱慕或者厌弃，是莎菲在自己的欲望之间不断取舍，并且自我解剖。

丁玲这代“五四”作家所接受的教育与前辈们不同，他们的文学趣味乃至对于整个世界的想象与期待，往往为所崇拜的西方作家作品塑造和影响；即便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也是受新文学的滋养。“公寓中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对于这样的青年来说，他们渴望塑造自己成为“新人”，无论是爱情、事业，都要在一种全新的现代观念里去展开，面对的问题，也要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解决。强调个性解放，强调灵魂自由，追求灵与肉的和谐，都是题中之义。但现实与理想的龃龉之处也让苦闷不可避免。

苇弟和凌吉士并非一个是“灵”，一个是“肉”，严苛一点说来，两者都是爱情的肉身而非灵魂。苇弟善良而真诚、质朴天成，对莎菲有全身心的爱，但是在莎菲看来，他一点儿不懂得恋人之间的心理与交流方式，也无从理解莎菲的灵魂，不理解她的痛苦与需求。凌吉士则更不用提，有一副极漂亮的外表，却正因此更让人遗憾痛惜这只是一个华丽的空壳，虚荣、自私、堕落。

这部恋爱小说实际上并没有爱情。对于莎菲（或者说丁玲）而言，没有灵魂，毋谈爱情。丁玲在1978年9月17日写给孙女小延的信中说：“该时青年，崇尚精神恋爱，为现代人所不能理解。”并且谈到了“五四”时期北大一对以精神恋爱著名的恋人朱谦之和杨没累，他们同居5年，直到1928年杨没累去世，一直没有发生两性关系。1984年，徐霞村写信给丁玲，说准备写一篇文章，他认为莎菲的原型之一就是杨没累，丁玲在回信中并没有否认这点，而是回忆了自己和胡也频在1928年春天住在西湖边时，与朱、杨二人接触的情形。事实上，丁玲从1925年与胡也频同居以来，直到1928年也并未与之发生关系，在她看来，这是保持着各人的“自由”。不同于朱、杨二人的是，她那时候并没有认定胡也频是自己终身的伴侣；甚至，因为1927年认识了冯雪峰，她还一度陷入到颇为痛苦的对后者的爱情之中。

相较于苇弟，凌吉士在丁玲的现实生活里却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型——至少是在如今丁玲生活史中留下印记的原型。然而这个虚造的凌吉士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和冒犯性却是苇弟所不能并提的。苇弟所代表的“肉身”，对莎菲来讲有一种聊胜于无的陪伴和安慰；但是凌吉士的“肉身”带来的、让莎菲痛苦恐惧而又不得不面对的，是她自己原始性、生理性的欲望。而这恰恰是追求精神恋爱最为排斥的，它大大挑战了莎菲的防线——理想面对现实时显得有些不堪一击的防线。丁玲在小说中一次次描写莎菲怎样被凌吉士的嘴唇、声音、微笑所诱惑，渴望他亲吻自己、拥抱自己，但真这样做之后又愧悔交加，觉得自己竟然堕落至此。丁玲正视和描写了对于身体的欲望，它是长期以来被遮蔽、人们羞于谈起的一种现实。这种追求灵魂的爱情与自身欲望之间的撕扯和张力打开了这本爱情小说的意义空间，使它不流为一个空洞漂浮的纯爱小说，也打开了作为作家的丁玲自身的空间——她并不是一个如《包法利夫人》般耽于幻想而不自知的女性。

《包法利夫人》

在丁玲写作的启蒙之路上，《包法利夫人》是不可绕过的一本书。根据沈从文的回忆，在北京时期的丁玲极为推崇《包法利夫人》一书，反复看了多遍。“她跟那些书上的女人学会了自己分析自己的方法，也跟那些作书男人学会了描写女人的方法。”丁玲这个时期小说中的人物，也跟包法利夫人一样，是文学作品的热情读者，通过阅读而获得诸多浪漫的虚幻愿景，感伤而造作。但终归不同的是，他们（或者说基本上都是“她们”）不像包法利夫人一样在“忘我的狂热的世界里看到暂时的幸福”，而执著于建立自我，分析自我。

小说里的莎菲不是包法利夫人，现实里的胡也频也不像苇弟，这是值得写作者庆幸的。

革命，或者爱情？

1928年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当时文坛和革命的中心，另一个不为外人道的原因，则是她爱上了冯雪峰，后者南下回到上海，她的举动多少有追随的意味。他们到达上海之后不久，就去了杭州，在那里住到7月才回来。西湖葛岭的房子是冯雪峰帮忙租下的，甚至三人同住了一段时间。

冯雪峰和丁玲、胡也频相识于1927年的北京，当时丁玲收到《梦珂》的稿费，萌生了去日本留学的念头，冯雪峰由友人王三辛介绍过来教她日语。冯雪峰早年是杭州西湖边上著名的“湖畔诗人”之一，后来走向革命，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雪峰身上深厚的文学素养与政治素养是胡也频所不具备的，他对丁玲产生了巨大的吸引，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丁玲后来谈道：“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也频能爱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导……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

冯雪峰

“三角恋爱”的矛盾在杭州的几个月里集中爆发。胡也频数次离开杭州回到上海，找老朋友沈从文倾诉自己的苦闷；丁玲则意识到自己必须在胡、冯二人之间做抉择，那种“三个人都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的”、“太讲究精神恋爱”而排斥肉体结合的想法，是不可能持久的。也是在这个时期，和朱谦之完全精神恋爱、隐居西湖的杨没累去世，这给了丁玲极大的触动。丁玲在1983年和骆宾基的谈话中提到，她必须要选择一个做爱人，而抛掉原来那种“自己保持自由的幻想”。丁玲觉得，尽管自己从来没有同意和胡也频结婚，两个人甚至有约定可以随时分开，但是在三年多的共同相处中自己并没有拒绝胡也频的感情，“讲人情上，讲道理，只能丢雪峰”。“这样我下决心了，我这一辈子不能离开胡也频了，我要是丢开他，就对不起他了，我这样才和他发生关系的。”

这个过程对于三个人而言都不容易，冯雪峰1928年7月回到家乡义乌，与小他7岁的学生何爱玉确立了恋爱关系，1929年3月结婚。对于丁玲而言，选择和冯雪峰分开到底有多困难、多痛苦，她此后的写作中并没有透露出来。作为那个时代的进步青年，爱情并非人生全部的要义，在丁、胡、冯三人那里，应该都是如此。

1928年7月回到上海后，胡也频先是经沈从文介绍去《中央日报》当了一段时间副刊编辑，每月有七八十元的收入。《中央日报》主编彭学沛是“现代评论派”，丁玲后来解释因为“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该继续编下去的”，于是辞掉了这份待遇优厚的工作。随后他们和沈从文一起办起了红黑杂志社，出版《红黑》杂志。“就是带着横竖也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去，反而因为之前借了1000块钱，要想办法还贷，胡也频于是去济南教书，丁玲随后跟去，发现胡也频变化很大。“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

因为被当局通缉，他们又连夜逃回上海，在潘汉年的鼓动下加入了新成立的“左联”，胡也频成了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越来越多地参加到政治性的具体事务中。对于胡也频的转变，丁玲是肯定的：“我感到他，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里写我的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然而她并非没有一点别的想法。她不赞成沈从文对于左翼文学的那种疏远和隔膜，但是也不喜欢胡也频转变之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飞跃”的前进难免有不坚实、不成熟的隐忧，倒是丁玲自己的“爬”，有一边思索一边迂回前进的清晰印记。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有两个短篇，在这两篇小说里，丁玲开始在对恋爱的描写中比较明显地放入“革命”这个词。《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的叙述模式是类似的：一对情侣，因为一方寻求进步、追求革命而另一方耽于享乐或者对革命抱着怀疑、拒斥的冷漠态度而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与痛苦，最终的结局是一方出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去了。丁玲这时候的创作灵感和人物形象，依然来自她自己和身边的友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那个不革命的作家子彬，明显有着沈从文的影子，而积极投入革命文学和革命工作的若泉则类似现实中的胡也频。她借小说中子彬和若泉友谊的疏离，写出了她与胡也频这一时期与沈从文渐行渐远的友谊。在丁玲看来，沈从文既反对统治者，又渴望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她因而很谨慎地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们”。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处理的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被替换成更加具体的革命/工作与爱情之间的冲突。尽管在对革命工作的描写上，那时候的丁玲显得相当无力，革命这个词背后的内涵是空洞的。

同样描写这种冲突、最后以出走告终的，是比《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稍早创作的长篇《韦护》，发表于1929年末的《小说月报》上，这是丁玲取材于挚友王剑虹和瞿秋白的爱情故事，“韦护”是瞿秋白的别名。丁玲早年在家乡湖南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时，王剑虹比她高一个年级。1921年是王剑虹带着丁玲到上海入读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王剑虹是“坚强的，热烈的”，“一团火、一把利剑”，她对丁玲影响很大。“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她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1923年，王剑虹与瞿秋白陷入恋爱，但于1924年因肺病去世，丁玲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去北京求学，她还时时郁郁不已，对瞿秋白也非常埋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有一个在上海的“蕴姊”，是她的精神依靠，非常年轻就因病故去，就是以王剑虹为原型。

时隔5年，丁玲才重新提笔写下了对她影响甚深的瞿、王二人的故事，试着去理解、去解释这个爱情悲剧背后的过程。“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

虽然脱胎于瞿、王二人的爱情故事，但是小说中贯穿的是丁玲当时的思维逻辑，以及由此对这个爱情悲剧的一种理解方式。它并不完全忠于真实，而忠于丁玲此时思考的问题。如果说莎菲苦闷的是她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那么《韦护》提出的问题则是，在获得爱情之后又如何呢？矛盾本身依然存在，可以与爱情对立冲突、并对它产生压迫与伤害的一切可能仍然存在。一个“爱”字，本身并不是完结、不是全部，而是另一种问题的开始。韦护需要新的满足，需要更多的意义来战胜人生的虚无。《一九三〇年春上海》里从爱情中出走的美琳与望微也是如此——丁玲用一个抽象意义上的“革命”（或者说“工作”）来代称这种价值，这一方面有那个时代的特性，但同时又是某种普遍性的价值表述。说到底，丁玲在她的爱情小说里，讲述的还是在爱情的外壳之下，一个人如何寻找自我、完成自我——甚至可能做不到这一切——的故事。那么爱情，又到底被她置于何地呢？

“不算情书”的情书

如果不是丁玲在1933年被捕，人们大概没有机会能够看到她在1931到1932年初写给冯雪峰的三封信（严格来说是两封，第二封信是她将两天前写的第一封信寄给冯雪峰时附上的几句话）。1933年，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已经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它们发表在《文学》杂志上，题目是“不算情书”。这取自丁玲在1932年1月5日的信末署名为“你的德娃利斯”（俄语中“同志”的意思），并特别注明“这不算情书”。然而读过内容，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这几封言词热烈、感情炽人的信不算情书——如果不算，大概“情书”一词的含义需要重新定义了。

丁玲的第一封信是在1931年8月11日写的，这是在胡也频遇害半年之后。她在信中倾吐了自己对于冯雪峰的爱恋：“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也把极小的极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可怜我在过去几年中，我是多么只想告诉你而不能），这个男人是你……”她回顾自己和胡也频的感情，“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地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也吐露自己当年做出与冯雪峰分开这一决定背后的隐衷与痛苦：“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一直到后来，使我同你断绝，宁肯让我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是把苦痛秘密在心头，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她又对冯雪峰有所怨念，认为使她抛下跟随冯雪峰去日本、去上海这些念头的，正是对方的退缩和犹疑：“假使你是另外的一副性格，像也频那样的人，你能够更鼓动我一点，说不定我也许走了。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这是莎菲的口吻，然而是一个真正陷入爱情里的莎菲的口吻。

在上海，胡也频后来因为革命工作而与冯雪峰有诸多联系，丁玲则一直刻意回避，不与冯雪峰见面，但她却时时充满了思念和矛盾：“我只要想着这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我爱着他，而他爱着我，虽说不见面，我也觉得是快乐……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我尤其当有着月亮的夜晚，我在那些大树的林中走着，我睡在石栏上从叶子中去望着星星。我的心跑到很远很远，一种完全空的境界，那里只有你的幻影。”“每次当也频出去，预知了他又要见着你时，我仿佛也就不安地又站在你的面前了。我不愿扰乱你，我也不愿扰乱也频，我不愿因为我是女人，我来用爱情扰乱别人的工作……”

丁玲

丁玲之所以在这时给冯雪峰写信，是因为胡也频遇害后，她曾向冯雪峰、潘汉年要求去江西苏区，而冯雪峰告诉她，中央宣传部决定要她继续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北斗》杂志，因此“我又得常常和你见面”，她希望对冯雪峰好好地“做一次解释”。她一面倾诉着自己的梦幻、热烈的爱以及烦扰的心绪，一面又以一种同志间的身份表示：“我愿意我们都平平静静地生活，都做事，不再做清谈了。”

在信中，丁玲所流露出来的态度依然是复杂而值得玩味的，虽然陷入深挚爱情之中，但她仍能用理性去分析她与冯雪峰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明白双方都有自己的责任、工作甚至使命。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夹杂着仰慕与敬佩的成分，冯雪峰在她心中不只是一个爱人的形象，还是文学上、生活上的导师。她写给冯雪峰的信件，在情感与理智之间摆动，在仰视与试图与之平等对话之间切换，这种爱情，某种意义也是丁玲理想的爱情，包含了足够彻底的理解、仰慕与热情。1932年1月5日的信中，丁玲放任自己去想象与冯雪峰在一起的场景，描述那种小女生般的欢乐、雀跃与喜悦，然而最后她写道：“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住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因为我想我能好好写文章，你会更快乐些。”然而她到底又反复了：“可是，我又不愿意写下去，等着那一天到来，到我可以又长长的躺在你身边，你抱着我的时候，我们再尽情的说我们的，深埋在心中，永世也无从消灭的我们的爱情吧。”但在信末，她的署名却是“同志”而非“爱人”。

除了这两封公开发表的信件，这一时期他们的通信还有好几封，曾在丁玲被捕后由冯雪峰、楼适夷存放于谢澹如家中，新中国成立后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丁玲的这些书信，和她此前的爱情小说构成一种有趣的“互文本”：在那些小说里，她借爱情之名去讨论一代青年的苦闷与出路问题，去寻找自我的完成和意义的完成，爱情是问题的表象，是被框架所限定与束缚的对象；而在她的私人信件中，爱情像倾泻的流水，自由地漫过她与爱人的心田。尽管最后，他们都收拾起了这些“糊涂话”，在“被恋爱苦着”的心情里投向了更大的时代。

几十年后，作家骆宾基走访丁玲，告诉丁玲自己曾在1939年3月到浙江义乌神坛村给冯雪峰送一套刚出版的《鲁迅全集》，他与冯雪峰长谈了三个夜晚，其中的一天冯雪峰向骆宾基讲了自己当年初见丁玲时的“一见钟情”。丁玲大笑，说：“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这次拜访，丁玲也像几十年前的恋人一样与骆宾基长谈，谈到当年的文坛故旧与那些人事感情，这个老去的“莎菲”忽然感叹：“哎呀，我心里想这个有点苦闷！”

（参考资料：《丁玲传》，李向东、王增如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公寓中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姜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 文章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74期，版权归本刊所有，请勿转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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