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写道：
“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店、杂货店和书店。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够生存下去……”
他写的是70年代的日本，却像极了现在的中国；而大理，无疑是这个标签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城市。
在女贼的书《我们这儿是集装箱》中，从外地移居大理追求情怀的人，被描绘成了“城市难民”。这本书，我们是在大理古城中一家自诩为“只出版不为人知的小著作”的小书店里发现的，女贼，正是这家书店的创始人。
“逃离北上广，移居去大理”，曾是许多在中国大城市里两点一线、在早晚高峰挤地铁的年轻人们，所梦寐以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在大理，有一个小院子，夜望洱海月，日观苍山雪，大概是能够想象的最乌托邦的生活了。
去大理，我怀揣几分好奇，几分谨慎，和几分憧憬。
# 喝滇红的老板娘
下午5点多降落，乘机场大巴，一小时便到了古城，客栈老板娘年轻的侄子来客运站接我们。
这是一个有着三十个房间的白族大院改造的客栈，与其说是改造，不如说是就地重建。我们住在三楼尽头的房间，从房间的大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苍山山脉和白墙黑瓦的层叠民居，房间外的小露台上有一个几乎是专属于我们的电动四人座秋千椅。
我兴奋不已，未及放下背包，就跑到阳台上拍摄最后一缕夕阳。
“我似乎看到了三四年前的你。”Coast站在我身后，悠悠地说。
“什么？”
“那么无忧无虑。”
客栈楼下的自来水龙头出的是洱海的水，煮熟了微微甜。拿着水壶去盛水，老板娘正坐在公共区域的小桌旁喝茶，邀请我们坐下一起喝。她说她喝不惯普洱，最喜欢滇红，推荐我们一定要试一试。口感温润微甘，没有以往喝茶的刺激感，她不无骄傲地说，我这茶是好茶哇，一千多块钱一斤从茶厂买来的。
老板娘来自北方，以前是做餐饮的，觉得太辛苦，来了这儿做起了客栈，一晃就四五年了。清洁卫生雇人打理，然而前台招待，还是亲力亲为，她说这样比较放心。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老板娘经营客栈，也未见得有多轻松：我们住了两天，每天老板娘都早起晚睡，迎来送往，有求必应。
因着老板娘的热情诚恳，我们在最后一日，虽已入住其他客栈，依然致电询问老板娘，是否有相熟的环洱海的包车师傅可以介绍。
“没有问题，我给你们找个靠谱儿的师傅！”老板娘爽快答应。
她介绍的东北老乡，果然是耐心靠谱，四五十岁的大庆爷们，曾跑遍了西部做工程，什么艰苦的环境都见过。与我们分享他来大理的始末时，他说，“怎么说呢？暂时先做这个行当先有个着落，没想好下一步做什么；但是做一个工作，总是要踏踏实实做好。”
就如某个晚上，我们和老板娘喝茶聊天，我意气用事地说：“像您这样在这儿开个客栈，每天看看云都好啊。”大理的云像浓密的棉花糖，溜得飞快，露出的天空，蓝得令人坠入爱河。老板娘笑了：“你们待不住的。这儿熬人，得耐得住寂寞。”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有个有关大理的访谈，其中对于“浪漫”的解读。被采访者是一个2012年就来到双廊开客栈的女孩，那女孩原来在深圳从事广告工作，后来为《Lonely Planet》撰写四川卷。
“浪漫是想象。一个画画的、做设计的人，每一笔下去都不会是浪漫的。只有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浪漫这个词。”她说，“浪漫是用来形容某种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体事情的。”
# 酒堡前的女大侠
因为连日的疲劳，第二天酣睡到近十一点才起床。
“啊呀，我还没有看攻略呢！”我一边肚子已饿，一边心情焦虑。
“看什么攻略呢，度假就应该这样，睡到自然醒，想出门就出门，不想出门就在客栈晒一天太阳。”Coast说。
我说，可我们还办不到，好不容易有假期，总是要竭尽全力玩透了为止。
“这很有问题，”他瘫在沙发上看我涂脸，“外国人就比我们懂得享受假期。”
“好吧，我同意你的观点，那今天我们就随便浪费时间好了。”
吃完早午餐，已经一点多了。就近去了床单厂创意园，由原先的大理床单厂的厂房改造而来。
园区进门一侧摆有大幅的铁制标牌，集锦了所有的店名，足有五十家，从被抹掉或迭代的字迹上又可辨出，有许多店铺更迭曾在这里发生。
我们走进木田画廊。说是画廊，其实里面画作并不多，多的是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古旧物件，瓷盘、画框、金属面具、钟表、西式牌匾，挂在刷了白漆的砖砌墙上，满满当当，屋子中央的长桌上也陈列了各式各样的小东西。
有个年轻的男孩花了许多时间挑选胸针，我走近看时，发现那几十枚胸针如果单看，其实都比较像义乌产的小商品，但摆在一块儿，有一种杂物集锦、铺天盖地的气势。
年轻人问了价钱，我们循声而望，才发现蹲在里头咖啡吧一角的店主，一个戴着老式毛毡帽的三四十岁的男人，正在磨地上的七八把老剪刀。店主漫不经心地答复：30元一个。这显然超出了男孩的预想，他说，我再看一看。
这屋子很大，应该是有四个空间打通了的；往里走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个人收藏，但还未完全布置好，看起来更像是店主自己随意归置的个人空间。
待我们逛完一圈回到外屋，店主还在耐心地磨剪刀。他对人来人往并不在意，似乎这一整天都可以在磨剪刀中度过。
走出画廊，我悄悄地问Coast先生：他靠什么赚钱呢？Coast先生说，我也不知道。
也许，这就是传说中“已经赚够八辈子的钱，到大理来享受生活”的人吗？
他们靠什么养活自己？这个问题，常常会在大理窜出来，然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复兴路步行街，右拐至洋人街，两侧仅有两三家小杂货店，既没有门庭若市的热闹，又失去了市井烟火的温情，只有紧闭的门扉和索然的小街，令人疑惑。一个姑娘在路边摆了个手工饰品的小摊，隔壁相熟的小卖部店主跟她寒暄“你做得真是好！”姑娘忙不迭地应答“没有没有”。
因为房租上涨，洋人街很多店铺已搬至叶榆路，我们便循着路线去找有名的海盗酒堡。
酒堡左边依次是山麓茶餐厅和大象咖啡馆，几家店铺前都沿街摆了露天的桌椅，这么一来，一溜儿形成了一个休闲的小天地——这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理啊，吹着风，沐浴着阳光，就这么在街边坐着喝东西，看看书，说说话，浪费一下午的时光。
旁边一桌坐了一个穿着紧身皮裤，打扮朋克的女大侠，正和她的五六个男性朋友们，纵情地喝酒聊天。那女大侠突然站起，走到酒堡门口，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对梳着脏辫的店主嚷嚷：“我这几个远道而来的贵客，给他们上两杯好酒！这是我的贵客！”说着回到座位边，屁股一撅，把脑袋往两个男人中间一塞，玩起了自拍合照。
我不由地被她吸引了注意力。
在大城市里，荷尔蒙无处安放；到了大理，荷尔蒙随处安放。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从外头看来，它像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乌托邦，而走进了里面，又随处可见，热闹着的孤独，孤独着的热闹。
# 开咖啡馆的第三代移民
天下着不小的雨，打了一辆车，去往如花在野咖啡馆。
司机在导航目的地处停了下来，因为看不到门牌号，我们也不知道咖啡馆长什么样，我便让Coast先生下车去查看，是否到了正确的地方，咖啡馆是否开着；我留在车上，如果咖啡馆没有开，我们便原车返程。
Coast先生把街边的几家店都去查了个遍，最后跑回来，跟我说，后面绿色那家是如花在野，但是店主说今天店休，旁边几家也都不是咖啡馆。我问：今天店休，那什么时候开门？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他被我问得哑口，我便自己下车去问。
那是一家三层的小房子，绿色是一层的墙面颜色，上面两层墙面是白色的，每一层都开了大大的半落地窗。一个中年秃顶的男人，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在门口玩。我想，啊，大概店老板就是要比较粗犷了。我向他打招呼：“您好，请问你们店今天不开门吗？”
他朝半开的玻璃门里面喊了一声，我这才发现屋内吧台后面站着一个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大男孩。原来他才是店主，KK的丈夫！长得这么文艺，简直就像从偶像剧中走出来的！
大概是不忍让我在外面淋雨，他朝我微笑了下，说：“进来吧，进来说。”
我走了进去，不无激动地脱口而出：“您好！我们是专程找过来的，可是不巧，您今天店休的话，那您什么时候开门，我们改天再过来。”
“就今天，我们周一休息。”
“好的，我们今天下午就去沙溪了，真是太不巧了……我是从KK的文章里知道这家店的，KK……是您老婆吧？”
大男孩大方地回答：“是的。”接着说，“那你们进来喝一杯吧，反正我休息也就是整理整理，还是待在咖啡馆里边儿。”
我客气地推托了一下，见他十分热情，便开心地说：“我去把我男朋友叫下来，他还在出租车上。”
我点了一杯拿铁，Coast则点了手冲的云南小粒，微苦。我们坐在吧台上，与店主聊起来。
他从前在北京某大型国企上班，夜晚的应酬加班，让他没什么时间和初生的女儿相处，而北京糟糕的空气又让他觉得希望给女儿换一个环境。
最开始，是妻子KK带着孩子来大理玩一周，一周变成了一个月，而后变成了一年。他在最初一个月每周五飞到昆明，转到大理，周日再返回北京，折腾不已。后来公司帮他转到大理分公司，然而工作性质依旧，他觉得解决不了问题，半年后终于下定决心辞了职。
一年左右的时间在犹疑到底要干嘛，直到两个月前开了这间咖啡店，内心终于安定下来。
“很多人会问我，会不会后悔。我总说，我还刚刚进入这个生活状态，还不知道。”他温和地说。
“没什么好‘后悔’吧？”我接上他的话，“每一种选择，有失，也必定有得。”
他点点头：“你说的对。我相当于是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如果还是按照原来的工作继续下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会很遗憾错过了孩子最小的那几年的情感培养，这是失去了再也无法弥补和挽回的。”
“其实，这只不过是人在不同阶段，想要的不同的生活状态。”他最后说。
# 前途未卜的民宿主人
大理的新移民，来来去去，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知名艺术家，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移民了。那时候来的，是真正的文艺青年，他们来到这里，希望打造下一个香格里拉——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那个隐藏在喜马拉雅山脉中的乌托邦式村庄。
这些第一代移民，甚至第二代怀揣吉普赛式浪漫情怀的文艺青年们，大多数已离开了大理。“我们算是第三代新移民了。”KK的丈夫如是说。
我们的车从双廊镇附近的环海东路经过，飞沙走石，路边一栋一栋被推倒了一半的客栈，露出残破不堪的面貌。洱海在整治，道路在整修，而那些几年前怀揣梦想，刚刚从北上广那些大城市辞职卖房，来到这里开客栈的人们，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被“整”了。
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是150万，而到了2016年上升到了320万；双廊镇客栈的数量则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而2017年4月起，大多数的客栈都被勒令关停整治，开放时间不确定。大资本的介入，政府政策的出台，令许多怀揣满腔热血、孤注一掷的小业主们，进退两难。
曾经主动逃离北上广的那群人，始料未及，有一天将面临被迫“逃离”大理的命运，前途未卜，后无退路。
“我开了约摸三年的小店，有了一批老主顾，欠款也大致能顺顺当当偿还了，但大楼的业主忽然开口，‘这里要扩建了，你们给我搬出去。’”
在文章的开头，村上春树说的那段话里，这是最后一句。
从来不存在乌托邦。
没人的地方，不甘寂寞。
有人的地方，难负江湖。
也许，我们能做的，是无论在哪里，在何时，依然能够怀揣一份浪漫的心情。毕竟，寻寻觅觅，可能最终还是只能在自己心间寻得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