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祝龄(1870-1929),今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沙二村人。
陈祝龄出生于一个落第秀才之家,父亲陈辑庭因屡试不第,在乡间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家境贫寒,勉强度日。经姐夫黄云溪的帮助,他到天津就读。他勤奋苦读,聪颖过人,考入天津商业学堂,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英国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开设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地址设在天津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157号)。它主要经营远洋轮船航运和沿海轮船航运,以及保险、进出口业务。同时,它还推销鸦片、军火,倾销洋货,掠夺工业原料和土特产品。
经姐夫黄云溪的介绍,陈祝龄受聘于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他从侍应生做起,累至练习生、职员、账房负责人。他精通英语,掌握国际商贸知识,擅长买卖,得以大施才干。他办事干练,为人敦厚朴实,深得总管的赏识,平步青云,屡获升迁。他在二十九岁时,已提拔为出口部买办。
在此基础上,陈祝龄与买办梁炎卿密切合作,自营国内外贸易与盐业,扩充实力,积累资本,声望日起。
陈祝龄生平热心公益,对社会慈善、赈灾救难、扶危助困、兴教办学等公益事业,常常是桑梓情重,乐善好施,热情慷慨,一掷千金,深为邑人所称道。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为了联络乡情和发展巩固广帮势力,天津海关道、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珠海市)籍人唐绍仪倡议集资筹建广东会馆。唐绍仪捐银四千两,怡和洋行天津分行买办梁炎卿捐银六千两,陈祝龄捐银三千两,连同广帮商号、天津同乡等,共捐银十四万七千余两。
广东会馆坐落在天津老城的鼓楼南面(今南开区南门里物大街31号),于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动工,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落成，现已辟为“天津戏剧博物馆”。它体现了岭南的建筑风格,且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特点,又凝聚了旅居天津的广东人创业之艰辛。
广东会馆为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式建筑,很有岭南的特色。满目都是岭南风格的设计,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乡情,回家的感觉油然而生。院门宏阔,罗汉山墙高耸,厅堂出廊厦,内部装饰华丽。建筑的砖瓦、木料等大部分均是从广东购买。其中,重要的房间和门窗均用精美的砖雕、木雕作装饰。
陈祝龄出任广东会馆董事长,尽心尽力地打理经营事务达十余年。
民国九年(1920)夏,天津已聚集相当多的广东商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急需解决。在陈祝龄的提议下,借广东会馆为校址,开办了一所半私塾式的小学。后来,因大多数的广东商人寓居在英、法租界,天津招商局总办、广东音乐会会长麦次尹于次年捐资在法租界购地三亩,陈祝龄捐资盖楼。这所学校包括中学、小学两部分,命名为“旅津广东学校”(今天津第十九中学)。
总之,凡是天津慈善活动、教育事业的捐献,陈祝龄无不慷慨地支持。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星岩书院并入端溪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乡绅周良玉、谢寰才、黎佩兰等在星岩书院故址创办“高要县阖邑公立中学堂”。
民国元年(1912),改高要县阖邑公立中学堂为“高要县立中学”。
民国三年(1914),高要县立中学因班级增加,向外募资兴建课室、校舍等。晚清举人、校长吴功补专程前往天津募捐,陈祝龄慷慨捐资兴建一座校舍,命名为“祝龄宿舍”
次年,为了改变家乡教育落后的状况,摆脱愚昧,培育人才,陈祝龄捐银两万五千两,在沙二村兴仁里的基围东侧创建“祝龄学校”,购置图书、仪器、体育器械、教学用品等。学生免费入学,学校供应课本,且设立奖学金。
祝龄学校的教学大楼为西式建筑,用青砖建造,颇具一定的规模。肇庆名重才子梁清平题书“祝龄学校”四个隶书大字,意态潇洒,笔力雄健。吴功补撰题一副对联,寄语和鼓励学子,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联曰：
祝捷才尤捷;
龄高学更高。
为保障祝龄学校的办学经费,陈祝龄拨出在中山县沙田的私产三百六十亩,作为学校的固定财产,每年的田租收入约为银三四千两。
民国二十七年(1938),抗日战争爆发,祝龄学校的办学经费发生困难,其时陈祝龄已去世近十年。虽然如此,每年仍由他的儿子福基津贴银一千两作为办学经费,不足部分则由陈氏族人的聚德堂祖尝解决。期间,学校改称为“沙浦乡第一中心国民学校”,直至高要县解放。
陈祝龄对七弟汝襄特别关心,独力资助他读书成才,就读于北洋大学(今天天津大学),直至毕业。后来,他还资助汝襄留学美国,获得耶鲁大学铁路工程系硕士学位。清宣统三年(1911),汝襄回国参加殿试,获“赏给工科进士”。随后,汝襄随“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修筑八达岭铁路。
同时,陈祝龄对表弟朝玉留学美国,亦予以大力的支持。
民国四年(1915),西江暴发特大洪水景福围董事长龙兢持撰《高要县景福围民国五年修复全围纪念碑记》云:“民国四年,西潦之大,为空前所未有。且东、北两江同时暴涨,下流梗塞,水无所归。加以霪雨兼旬,飓风助虐,水势湍急,溜直如箭。隔江各围,次第崩决,水势仍有加无已。景福围民众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奋勇救护,誓与波神相抵抗。无如人力虽尽,天意难回。五月念七日,始决于塔脚,继决于黄岗,再决于桂林。崩决十七口,袤延四百丈。同日,峡下诸围悉不保,殃及广州,西关亦成泽国,荡析离居,鸿嗷遍野。”
广州大元帅府派员前往天津募捐,陈祝龄认捐五万银两,作为广东水灾赈济专用款。
陈祝龄的义举,深得孙中山先生的嘉许,亲笔题赠“乐善好施”四个大字横幅。他用苏绢装裱,横为五尺左右,宽为两尺多。如今,这面横幅保存在家乡每年春节必定悬挂于祖祠,让邑人鉴赏。
当年,陈祝龄家乡南边的堤围溃决,灾民饥寒交加。陈祝龄派员先后三次在广州购买大米,共约三十万斤,运回家乡赈济灾民,人均分得三斗(重约二十斤)。全村的房屋均被洪水冲毁,他电汇两万银两,资助受灾户修复被毁的房屋,重建家园。
民国六年(1917),陈祝龄捐资重建魁星楼(今汉谋图书馆)。
民国十九年(1920),为了方便乡民在田间憩息,消除暑热,躲避风雨,陈祝龄捐资兴建百龄亭、三祝亭,且设置专人煮茶,常年供应往来行人的饭食。
陈祝龄对家乡特别眷恋,对家乡的父老关怀备至,出资一万银两购置铺位、田塱作为实业,以租金收益充作济贫抚恤金。凡族内的鳏、寡、孤和丧失劳动力者,按月赈济菜金、零用钱若干和大米三斗;死丧而无钱葬者,恤以丧葬金。
再说,陈祝龄参股兴建天津耀华里,出资建造大量房产,成为当时天津规模最大、式样最新的出租房屋,主要居住中上层人士。后来,他又组建“义德洋行”,聘请外国人当经理,当时在国内十分罕见。
在天津商界,陈祝龄颇有名声。在天津居住的广东商人中,他是具有号召力的精英式人物。
辛亥革命前后,陈祝龄积极支持且援助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民国十八年(1929),他在天津遭到军阀黑帮的绑票,不幸遇害,终年五十九岁。
20世纪30年代初,陈祝龄的遗孀、子媳将陈祝龄的骸骨运回高要县,安葬于永安墟的东方,土名曰“鲤鱼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