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斯与大秦帝国

我看李斯与大秦帝国

——读《流血的仕途》之感之怀

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秦帝国拥有着至高无上的光辉和荣耀,它上接战国,下开汉唐,是中国历史关键之转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自秦朝开创以来,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核心内涵,纵横千年,经久不息。任何一个帝国王朝,都是一段由真实人物构成的历史;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都是由真实人物完成的。历史之前行,亦是人性之发展。因此,在阅读历史题材的书籍时,不仅仅是对既定发生事件的了解,更是透过历史事件,对当事人彼时心绪的追溯,跨越时空,在余温中体会他们的欣喜、愤怒、迷茫、两难……历史不是冰冷的,历史应该是有温度的。

我认为,《流血的仕途》便是秦帝国的温度。全书分为上下两册,洋洋洒洒六十余万字,围绕李斯的仕途发展--从楚国上蔡仓官,经秦国郎官、廷尉、客卿,最终至整个大秦帝国男二号--丞相的官路晋升历程。李斯的奋斗史,亦是秦从战国七雄之一成长为大秦帝国的发展史。这期间,所有秦国的重要人物--嬴政、吕不韦、嫪毐、蒙恬、韩非、赵高,都与李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秦国的重大事件-吕不韦专政、成嬌兵败、嫪毐谋反、嬴政收权、谏逐客书、统一六国、废封建设郡县、焚书坑儒、二世之立等,李斯或亲手促成,或亲身经历。大秦王朝之上,印有鲜明的李斯痕迹。某种程度上说,了解了李斯的一生,便认识了那个传奇的时代;理解了李斯的喜怒哀乐,便不会意外于秦国的兴衰起伏。

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之浩瀚史,更是波澜壮阔,余味悠长。

一、权力是刚猛的,政治是柔软的,那么人性呢?

刚者,乾之道也,权力所至,当无坚不摧;柔者,坤之术也,政治所向,当非远勿限。刚柔并济,乾坤之策,方能御群臣之上,凌庙堂以内……

读过很多历史资料,甚至一度悲观,似乎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始终充斥着欲望、贪婪、控制、欺诈,似乎总是重复上演着杀戮、谋反、叛变、阴谋,似乎在权力和政治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余下的唯有猜忌、提防、陷害、憎恨……可是透过这些争斗的文字,拨开真相的面纱,总有一抹光亮,微弱却永恒,始终吸引着我,温暖着我,让我在黑暗中得到指引,在凛冽中找到热源。这抹光亮,便是人性的光辉。

在整个大秦帝国内部,到处都是权力和利益的战场。对于那些置身其中,身经百战的精英权贵而言,早已习惯了隐藏情绪,尔虞我诈。可是,人而为人,无论其再强大,内心深处终究会住着一个人,他所有的温柔、软弱和情绪都留给那个人。这份感情成为了他的铠甲,同时也成了他的软肋。比如赵姬之于吕不韦,比如宓辛之于成嬌,比如韩非之于李斯。虽然明知不该为,应早日了却心中那份不该有的关心和挂念,可是本心所系,不能限也,感情至此,何以止乎?

因为不完美,所以真实;因为有牵挂,所以鲜活。情感之倾注,人性之光辉,无所谓死亡或新生,一直都在那里,不曾熄灭。

二、 人生进退取舍,岂可囿于一己之得失?

    自人类社会伊始,便存在着两大核心任务,一是建立某种传统,以此作为当朝者进行长久而有效统治的文化支撑;二是当基于这种传统之上的社会架构出现裂缝或是残败不堪时,需要打碎这种传统。对于一个王朝社会而言,倘若没有自己的传统,便无文明可谈;倘若不能对其传统进行破坏和重塑,便无法进步。因此,如何在“变”与“不变”、“变多”和“变少”中取得平衡是永恒而深邃的哲学问题。

韩非《孤愤》有云,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历朝历代,凡是涉及改革之变,必会招致腥风血雨之祸,变法发起者大多难以善终,商鞅如此,王安石如此,张居正亦是如此……在李斯主导的诸多秦制改革中,大一统和郡县制改革无疑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

在李斯之前,关于“大一统”的声音便早已存在,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六国合纵连横之术的一种官方口号,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在李斯这里,“大一统”是作为秦国的国家战略而提出的,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攻克六国之后,李斯更是力排众议,冒全秦权贵之不韪,力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作为中央-地方根本管理体制。

可以假设,倘若李斯不执念于政治理想,他完全可以凭借统一天下第一谋士的身份获得秦王的最高分封,也完全可以避免与秦朝权贵的冲突和矛盾,埋下日后的隐患。商君之结局犹在眼前,李斯从未忘记,也不敢忘记。然而,只要还有人在仰望星空,对理想的追求便不会停止。道之所在,虽有去无回,吾往矣。

于是,李斯答曰“人生进退取舍,岂可囿于一己之得失?”只此一句,无需他言。

三、历史无所谓真实,只在于诠释。

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选择并非取决于生活经历本身,而是取决于他对生活经历的诠释。我认为,上述思路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习和研究,即历史本身无所谓真实,历史的真实取决于个体对其发生事件的诠释。

举一例始皇坑儒以释之。“焚书坑儒”历来是秦始皇和李斯饱受后世抨击、愚弄天下的典型,这里搁置“焚书”不提,只谈“坑儒”一事。在嬴政实现统一六国,平定天下之后,他已经在人世间封神,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成为真正的神仙,联结天地,长存于世,因此对于炼丹寻仙之事愈发痴迷。当时的咸阳,聚集着大批炼丹术士,其中以卢生和侯生为代表,深蒙皇宠,尘嚣甚上。然而,几年过去,随着嬴政年龄增大,身体欠安,对术士们的无所进展颇为失望和不满。感受到始皇冷漠和隐怒的苗头后,卢侯二人赶忙收拾行囊逃之夭夭,独留下不知始末的同行众人继续埋头炼丹。得知二人逃跑的消息后,嬴政暴怒,下令即刻坑杀留守咸阳的所有术士。以上,便是“坑儒”一事的始末。

由此观之,所谓“坑儒”,实乃“坑术士”,为何会演变至此?“坑儒”一说最早源自东晋,见于梅颐献《古文尚书》之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难逃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随着《古文尚书》并定为官书,坑儒之说便盖棺定论。

问题在于,无论是《古文尚书》,还是《尚书序》,文人其实多有存疑,至清代,此二书甚至被正式纳入伪书之列,可是对于始皇坑儒之事,儒生却是选择集体默认,决然不做更正打算。何故?

我想大概是出于儒生群体利益和情感的需要。所谓利益,即可将此事作为劝谏君主善待儒生的前车之鉴,所谓情感,即通过殉道的假象,编织团结和凝聚儒生群体的精神纽带,随后上升为整个群体共同追求的至高信仰和无上荣耀。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的历史真实,也许只是部分人希望呈现给民众的真实,也许只是浩瀚海面上浮现的冰山一角,也许只是存在于个体心目中的虚妄和想象。对待历史过往,唯虚心研之,全面寻之,客观思之,理性待之耳而已。

四、大秦之后,再无大秦。

阅读过程中,李斯与姚贾二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让我印象尤为深刻。当时秦国正陷于六国合纵伐秦危机之中,李斯设计离间赵王,逼迫此次合纵策划者--姚贾从赵出逃入秦,背景大致如上。随后,李斯于私人府邸设宴邀请姚贾见面,宴上宾尽其礼,客尽其欢,管弦交响,丝竹相和,一派宾客友好祥和之相,独独撇开正事不谈。几经试探交锋,待时机成熟,李斯倏然厉色问话姚贾,“若先生代为秦国使臣,当如何处理六国外交?”酝酿许久的姚贾终是等到了他要的问题,便将穷其半生所学、早已了然于胸的答案倾吐而出。单就出使外臣而言,七国之内他姚贾若认第二,怕是没人敢做第一。话毕即望向李斯,颇有自得之色。

李斯闻言,沉默良久。摇头笑对姚贾曰:先生之略,对也不对。初次遭受专业质疑的姚生先是一愣,随即怒问李斯何解?李斯答道:先生所列张仪、苏秦之连横合纵之术,实为正确,甚至经典,此次先生主持六国合纵伐秦之谋划堪为外交之典范,此先生之略之对也;然方才先生所述皆七国之视角,未来我大秦必要统一天下、威震四方,先生当以如何应对?随后,李斯说出了那句让姚贾和我无比心动的一句话,“以斯愚见,张仪、苏秦者固然英明,然先生当趁侍秦统一六国之机遇辟圣人之名,姚贾之后,再无纵横!”。

我之所以多费笔墨转述此事,一方面是因为本人的偏爱,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借引李斯“姚贾之后,再无纵横”,表达“大秦之后,再无大秦”,对那段充满热血豪情和温情记忆的岁月和先辈们的伤逝和敬畏!

由嬴政和李斯二人联手打造的大秦帝国和秦制,承前朝之余志,开后世之先风,结束了此前的分裂格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华大地的统一,奠定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根本政治框架,促进了华夏文明圈统一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对整个中华文明历史发展走向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影响惠及千年,历久弥新。

大秦帝国的产生和强盛因天时、因地利、更是因英雄人物的呕心沥血和鞠躬尽瘁。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那个充斥着铁与血的时代,让我们听一听李斯和嬴政都曾说过什么?

李斯有云:“天慨慷生我,地慈悲养我,天地与我,既有所爱,必有所怀。吾闻诸古人,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吾见于今日,天下有粟,待贤者食,天下有民,待贤者牧。此天赐之时,地遣之机,我李斯当仁不敢让也。”

嬴政有云:“朕统一六国,天下归一,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卫我大秦,护我社稷。朕以始皇之名在此立誓:朕在,当守土开疆,扫平四夷,定我大秦万世之基;朕亡,亦将身化龙魂,佑我华夏永世不衰!此誓日日月为证,天地共鉴,仙魔鬼神共听之。”

愿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正如嬴政的传国玉玺中李斯所刻之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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