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跟SARS不同在于患者肺中有大量渗出,波及其他器官
武汉目前疑似患者未来大多数会被确诊,疫情拐点还未到来。“特效药”瑞德西韦言之过早
整个国家需要建立一整套应急的防控系统,长期保留下来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本刊记者 杨楠 实习记者 何沛芸
编辑|蒯乐昊 周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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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送第一批治愈的四位患者出院 图/受访者提供
陈尔真是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上海瑞金医院副院长。身为我国重症急救医学专家,他从2003年至今曾经历SARS、禽流感等多次公共卫生事件和汶川地震救援。
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148名医护人员于1月28日抵达武汉,全面接管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的一个重症病区和两个普通病区。
陈尔真(红衣)与援鄂医疗队部分成员图/瑞金医院微博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对陈尔真的独家专访,就当前大众关心的一些问题作出解答:
南方人物周刊:上海第二批医疗队前往武汉携带的11.7吨物资主要是什么?
陈尔真:主要都是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还有一些必要的药品和抢救物资,比如氧饱和度仪等。有一些物资是支援第一批医疗队的,他们出发的时候比较匆忙,我们及时给了一些补给。上海医疗队的物资都是靠上海,武汉现在也很困难,我们来了就尽量减轻对他们的压力。目前,还有一些物资在给我们补给,我们带来的防护物资差不多能支撑两周。上海医疗队必须是医护人员零感染,打赢仗,然后安全地返回上海。
南方人物周刊:您到达武汉初期面对的困难有什么?
陈尔真:首先最困难的就是怎么管好个人防护,减少院内交叉感染。三医院原来不是传染病医院,是临时改成的定点医院,很多流程和规范一开始都是不到位的。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开了六场培训小会,教我们的队员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比如进入病房污染区必须穿齐一次性防护服,戴工作帽、护目镜、乳胶手套、防护口罩和鞋套。平时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传染病,除了17年前的SARS,所以必须重新训练。
传染病的诊治过程中,必需注重每个细节,规范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事该怎么做就要怎么做,不能随意。比如从清洁区到半污染区到污染区,你该走什么路线就走什么路线,不能走回头路,不能穿越区域,必须随手关门。我们病区的消毒,也是有严格规定,比如紫外线灯每天照射两次,每天对物体表面和地面用消毒剂消毒等等。工作结束后,我们要求队员必须沐浴更换清洁衣物,也禁止队员触摸酒店门帘和拉手,在大堂必须接受体温监测等等。
我们现在一个班是4-6小时,必须保证医护人员足够的休息,因为这是连续作战。但是为了节省防护服,我们要求医护人员进去了就不能出来,就在里面好好工作,所以强度是很大的。
上海援鄂物资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在具体的救治中,医疗队曾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陈尔真:主要还是供氧不足,医院原本的供氧量不足以供给现在全院的病人。我们和当地指挥部说、和当地政府讲:供氧比什么都重要,供氧如果不到位,死亡率就降不下来。当地也是非常重视,加班加点,目前光谷医院重新建了一个氧气供给站,昨天开始投入使用。现在整个医院的中央供氧系统的容量是原来的两倍,我就觉得这些病人有希望了。
病人病情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肺部受到影响之后,引起缺氧。如果缺氧时间过长,引起机体反应,其他器官比如心脏、肝脏,甚至胃肠道、肾脏,都会损伤。这些脏器损伤得越厉害,病人愈后越差。所以我说不能缺氧气,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南方人物周刊:您说到新冠肺炎的病情变化比较复杂,在救治中我们如何应对?
陈尔真:我们最怕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有基础疾病,另一个就是突然恶化,这些病情都比较复杂。我们人体启动了免疫系统在和新型冠状病毒打仗,主战场就在肺里面,战争越严厉,战场环境的破坏程度越严重,病情也就越严重。所以相比年轻人,老人因常合并有基础疾病而导致器官功能储备下降,一旦发生重症,治愈的难度就大大增加。此外,有些病人病情发展开始比较隐匿,发热和症状体征不明显,要是没有及时发现和诊治,遇到病情突然加剧,往往会失去最佳治疗时机。
我们救治的首要策略就是要保护肺怎么不受到战争的伤害,不变成大白肺,所以氧疗很重要。其他的包括对症处理和支持治疗,接下来就是抗病毒和并发症和合并症的处理等。
这个病的生理特征跟SARS有点不一样:它主要有比较多的渗出。现在看起来整个肺泡上皮受损好像不算明显,主要是肺里大量的渗出为主,会波及其他的器官。
目前重症救治还没有特别的规律。还是注重细节,提倡“三早”,加强早期的器官保护,有效的氧合,在病情的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指标,要有处理规范与流程,比如从普通氧疗、高流量供氧、无创通气到有创通气,直到上ECMO,这是一个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处理过程。
南方人物周刊:新冠肺炎的传染速度和传染力都要比SARS更强,如何应对这个难题?
陈尔真: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很重要,隔离了就能减少传播。前期武汉的意识不够强,院内感染也比较多,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防护和流程都做了改进。
医护的防护我上面已经提到了,另外我们要求所有的患者在院内,只要不是需要吸氧,都必须戴口罩。
南方人物周刊:市民去医院就诊,是否也可能产生交叉感染?
陈尔真:是有可能的。这次病情的临床表现可能发烧,也可能不发烧。如果你是个发烧的病人,但没有感染新冠,那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没有做好防护,碰上了新冠别人,就很容易传染上。前段时间已经有这样的案例,所以说个人卫生和戴口罩是绝对重要的。1月20日,我在上海接诊过一例来自武汉,后来被确诊新冠肺炎的病人。当时我和他接触的时候,他戴着口罩我也戴着,我就没有感染。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目前方舱医院正在投入使用,用以收治确诊的轻症患者,大家有一个担忧就是,方舱是一个没有隔离的大空间,在其中的患者是否可能因为交叉感染而加重病情?
陈尔真:不能这样说。如果都是确诊的轻症新冠肺炎,患者之间是不存在交叉感染的。方舱里面有医务人员密切观察患者,一旦有病情变化,就及时转到定点医院,我相信这个系统建立对救治的及时性非常有帮助。以前说的居家隔离其实是很危险的。我一个人得病,关在房间里,家人来看我,即使戴着口罩,也可能因不小心的接触就被感染,所以就有聚集性病例的出现。另外家里没有医疗条件,没有专业人员的观察,往往出现问题都是很重的,很难抢救,甚至是死亡。武汉的死亡率高于全国,主要还是救治力量的不足。
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是不如SARS的,最重要的还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南方人物周刊:目前武汉患者平均住院时长是全国患者的两倍,除了武汉市的出院标准更为严格,临床症状消失后需要跟随观察,还有别的原因么?
陈尔真:还是我们的救治力量不够,所以现在需要大量医护人员来支援。武汉的医疗资源在全国算是丰富的,但是这么多病人它吃不消。治疗效果不好,住院时间也就长了,肯定和其他省市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您估计武汉这次疫情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陈尔真:从现在的数据看,确诊病人还会增长几天,一天两三千左右。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疑似病例存在,而且每天新增疑似病例三千左右。这些疑似病例将来大部分会被确诊。只有疑似病例减少了,没有了,那就是拐点的出现,才是我们真正说的疫情被控制住了。
南方人物周刊:目前讨论热度很高的瑞德西韦,我们是否有在临床上使用?
陈尔真: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才刚刚开始临床试验,目前根本还没有出结果,没有必要宣扬这些。对新冠肺炎的防控,我的观点就是科学理性,就这四个字。
美国发了一篇文章,治疗成功一例,但这能代表所有中国新冠肺炎病人么?我们不能这样来的。包括前段时间讲什么双黄连,大家去大量抢购,就像17年前抢购板蓝根一样,这不是理性。
这些急性传染病的病毒,药物的临床疗效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达菲可以治疗流感,但对这种病又不完全有效。我觉得科普很重要,现在确实没有特效药。如果真的有神药,武汉会成今天的样子么?
南方人物周刊: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有建议使用中医进行辨证论治,我们在临床治疗中使用过中医么?
陈尔真:使用过的。我们这次队伍中有一位来自中医院的专家,他会对所有的病患进行一个筛查,如果合适的话,我们会根据规范,给他使用中医辅助治疗。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从本次疫情,我们有什么应该总结的?
陈尔真:你看过比尔·盖茨关于埃博拉病毒感染疫情的演讲么?你看了就知道。我一直在做应急这方面的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对我们国家来说,不管是战时还是和平年代,真的需要建立一套应急的防控系统。我去以色列学习过,人家有个医院,2005年我去的时候,他们那个像我们礼堂一样大的餐厅,可以搬掉餐桌,上面吊塔放下来,马上就可以变成四百床位的一个医院。后来我2017年去,那里重新建了海法地下防御医院,就是整个地下三层的停车库,车子开走,24小时内可以转成一个有将近两千床位的医院,所有的设备都用吊塔放下来,病床推进去,可以在无外界援助的情况下运作72小时。有这样的应急体系,平时就有足够的储备,就不用临时搭建病房,临时抽派人,也不至于物资不够。
还有预警体系很重要。我2003年在美国学习的时候,发现去医院看病,他们会立刻上报病症,比如一天有多少人来看打喷嚏,多少人来看发烧,如果有异常,会立刻采取措施。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慢了一点。
传染病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大家都在和平年代,想象不到灾难时会带来多大的痛苦。17年前的经验教训,就比如说加强发热门诊的规范管理问题,建设上是严格要求进行三区合理分隔(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但大家平时都是走一个形式,因为平时没有这样的病人。形式没关系,但你这个流程要保留在那里,你那个空间要保留在那里,以备应急时能紧急响应,做到有备无患。
南方人物周刊:2003年后,上海在郊区金山建立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也在本次疫情首先启用“小汤山”模式。我们是否能说,每个城市其实都需要一个远离城区的,治疗传染病的医院?
陈尔真:是需要的。尽管以前所谓的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和霍乱等,现在都能得到有效控制,但我们对当代社会的新发传染病还是认识不足。建立适合国情的传染病防控体系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措施,在一定行政管辖区域内,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来应对传染病疫情尤为重要。三十多年前,上海有三十万人感染甲肝,那时候哪有现在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但上海有了血的教训,也算是吸取了一些教训。在疾控体系上,上海在全国第一个建立疾控中心,总体来说,防控意识还是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