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铜鎏金莲华手观音坐像《大明永乐年施》款
成交价：RMB 4,378,840
十五世纪初期的宫廷铜鎏金造像可谓是中国佛像铸造工艺之巅峰。究其渊源，可追溯至元代。时宫庭大力推崇藏传佛教，促使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出新的风格，可见十四世纪初刻划杭州寺庙的木刻版画，以为佐证，见Heather Karmay，《Early Sino-Tibetan Art》，沃明斯特，1975年，页47-50，图版26、29及30。版画中所绘佛像面相丰满端正，略含笑意，下承多层宝座，反映了当时西藏地区深受喜爱的纽瓦尔艺术风格——此风格由著名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引入中国。永乐时期几乎皆用此类图像为蓝本，例见史博曼旧藏释迦牟尼佛坐像，售于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7日，编号808，以及大英博物馆所藏近例，图载于柯律格及霍吉淑，《Ming: 50 Years that changed China》，西雅图，2014年，图195。
此类永乐宫廷造像制工精佳，标准统一，但亦不乏多样性及原创性。参考一尊永乐款莲华手观音像，源于比利时J.P.H.Y.收藏，录Jan Van Alphen，《Cast for Eternity》，安特卫普，2004年，编号78，相比之下，本像面相更为汉化。细观比利时作例，身旁两侧饰莲花作直茎，面容为纽瓦尔风格，莲座花瓣更为细长，David Weldon指出，此尊观音像头发残留蓝色颜料，表示曾用于当地祭祀仪式中，录Jan Van Alphen，同上出处，页222。另有一尊永乐年款观音像底座莲瓣宽厚，售于纽约佳士得2004年3月24日，编号82，面相比本品则更为汉化。见史博曼旧藏永乐款例，造型风格不同，售于香港苏富比2006年10月7日，编号807，此菩萨手结不同印相，多层莲花瓣座。尽管上述例风格各有不同，但铸造及鎏金工艺皆尽完美，均带永乐年款，且体态优美，装饰繁缛。
本品莲座莲花瓣较宽厚，可见于其它永乐年款尺寸较大例，如史博曼及大英博物馆例。佛像尺寸较小，所配莲座的花瓣则也较细长，比一相似例为Soame Jenyns旧藏，后售于伦敦佳士得2018年11月6日，编号26。也有一例售于香港苏富比2002年5月7日，编号647。另有一尊为鸿禧美术馆旧藏，录《金铜佛造像图录》，台北，1993年，图版50。
明十六/十七世纪 铜鎏金观音坐像
成交价：RMB 3,700,826
此尊观音像，右手持杨柳枝，左手持甘露瓶，意以柳枝，蘸大悲水洒向信众，消灾除病，驱赶鬼神。柳叶观音多为疾患信众所供奉，以求消除病痛。关于柳叶观音更详细介绍，可参考本场拍卖编号322。
汉朝之后，三国鼎立，虽然政治立场分立，但对于佛教接受度高，而且几乎是在佛教进入中国时，就开始制造铜鎏金佛像。唐朝以前，造像尺寸偏小。辽代开始，造像尺寸逐渐变大且更具雕塑性。明早期时，宫庭掌控造像制作，从此奠定了此后中国鎏金佛像的造型风格。
参考新田旧藏一例，宝冠、衣饰及法器相似，坐于高台莲花座上，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录于《法象威仪：彭楷栋先生捐赠文物特展图录》，台北，2004年，编号167。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另藏一例，宝冠、面相及衣饰风格类似，断明代十六或十七世纪，原为佛祖右胁侍，载于《历代金铜佛造像特展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6年，编号26。再有数例铜鎏金观音像，风格相似，其一售于纽约苏富比2002年9月19日，编号165，其二售于伦敦苏富比1995年12月5日，编号30；另见一例由纽约苏富比1993年11月29日卖出，编号171。
十七世纪铜鎏金观音坐像
成交价：RMB 3,354,757
此尊观音铸造工艺精细，面容和熙，身着天衣绸裙，体态优雅，右手持杨柳枝，左手结定印持甘露瓶，代表消除众病，无垢至净。
此像造型风格明显汉化，双颊圆润，身形饱满，头披观音巾，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明末至清初时期，直到铜鎏金佛造像受到藏传佛教影响后，始见转变。此尊观音像可能与另一尊同样为鸿禧美术馆旧藏的观音坐像为一组，各自呈献不同造型风格的观音像，见《金铜佛造像图录》，台北，1993年，图版44.
另有一尊尺寸较小的观音菩萨像，断代十六或十七世纪，配相近法器及纹饰但莲座遗失，售于纽约佳士得1994年12月1日，编号340。亦见一尊明代例，手结禅定印，观音巾下阿弥陀佛像龛装饰更为繁复，于香港佳士得1997年9月29日售出，编号900。再比一尊明代观音像配莲花座，售于纽约苏富比1996年9月18日，编号143。见一尊十六或十七世纪送子观音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展出，收录《历代金铜佛造像特展图录》，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1996年，编号23。再见一尊顺治例，配莲花座，售于香港佳士得2007年5月29日，编号1576，后再售于香港苏富比2014年4月8日，编号88。
见一漆金观音像例，署1624年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纽约，录Denise Patry Leidy及Donna Strahan，《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2010年，图版A64。另见一尊同样为漆金观音像，十七世纪，售于纽约苏富比2001年10月17日，编号28。
宋铜鎏金水月观音坐像
成交价：RMB 2,648,492
善财童子为《华严经入法界品》中之求道菩萨，曾南行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遇普贤菩萨而成就佛道。善财童子遇二十八参，善财承教已，尔时东方有一菩萨，名曰正趣，从空中来，放身光明，映蔽一切日月星电。观自在菩萨遂令善财参礼，时正趣菩萨，为说菩萨普疾行解脱已。乃云：如诸菩萨，普于十方无所不至，智慧境界等无差别，而我云何能知能说。覆令参大天神。而水月观音姿态便是由此处延伸，也就是印度佛教东传后，融合汉族传统绘画艺术所生。
参考一宋代水月观音像，Grenville L. Winthrop (1864-1943年) 旧藏，现为位于麻萨诸塞州建桥的福格艺术博物馆所藏，录Hugo Munsterberg，《Chinese Buddhist Bronzes》，东京，1967年，图版68 (图一)。Munsterberg在文中提到：「宋代水月观音造像中，非属Winthrop旧藏这件质量最精、雕工最上乘，是为此类造像的经典代表。」Munsterberg又在同上出版，页70提及：「宋代雕像风格较优雅，衣摆线条流畅，姿态柔和，具有此时期独特的精致特质。」Winthrop旧藏这件与本拍品铸造工艺非常接近，有可能为同一工坊所造。
另见一尊金代木雕彩塑水月观音像，属耶鲁大学美术馆藏，馆藏编号1956.39.1，据铭文推断为1168年作。亦见一宋代铜水月观音像，尺寸较小，带背光，售于纽约苏富比2017年3月15日，编号542。
对于水月观音最早的描绘，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内一幅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壁画，纪943年，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主像右下方即见一水月观音像，录Denise Patry Leidy及Donna Strahan，《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纽约，2010年，图87，图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观音的头光为一明月。于君方亦曾提出，水月观音可能最早由敦煌画匠所绘制，且许多作品是在十至十三世纪年间完成，见《Latter Days of the Law: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劳伦斯，堪萨斯州，1994年，页156。
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 铜鎏金观音坐像
成交价：RMB 2,295,360
此尊观世音菩萨风格造型为典型的十五世纪下叶或十六世纪的代表。双颊丰润饱满，体态结实丰盈，莲花座覆莲瓣宽肥饱满，内缘纹饰尖端上卷呈卷草状，承袭十五世纪宣德时期御制铜鎏金佛像风格。比一正德款例同样施无畏印，饰迦陵频伽及肩顶甘露瓶，铭《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款，售于纽约佳士得2000年3月21日，编号171。又有一铜漆金像，肩上迦陵频伽及甘露瓶位置相反，带彩漆莲花座，售于巴黎苏富比2012年12月18日，编号62。另比一铜鎏金像施相同无畏印及肩上纹饰，于纽约苏富比1982年2月26日售出，编号271，再有一件亦售于纽约苏富比，1980年2月28日，编号7。第三尊则是经香港佳士得售出，1998年11月3日，编号1014。
佛像右肩顶端安置宝瓶，宝瓶原为藏传佛教传统，与唐代净水瓶造型相似但尺寸较小，Wladimir Zwalf在《Buddhism: Art and Faith》，纽约，1985，页208一书中有所讨论。宝瓶原为喇嘛洗漱口腔之器皿，明朝时，以掐丝珐琅制宝瓶法器，饰以莲纹与八宝纹，作祭祀器用，同时也有洗净及净化的寓意。见一掐丝珐琅例，为大英博物馆馆藏，断代十五世纪初，出处同上，编号301。又有一例，见《礼律宝蓝：乐从堂藏重要掐丝珐琅器》，香港苏富比，2018年，编号5。再见一永乐弥勒佛例，右肩顶宝瓶，饰相似莲纹，售于纽约苏富比2007年9月21日，编号34。
明十六世纪铜鎏金弥勒佛坐像
成交价：RMB 1,324,246
明十六/十七世纪 铜鎏金送子观音立像
成交价：RMB 1,235,963
唐代供奉观世音菩萨的信众日渐增长，造像数量随之增加，但大部分以男身形象呈献，且续胡。观音或有时以善财童子形象现身（源自《华严经》，见编号322讨论）。然而直到十一世纪，女身带童子形像的观音方始出现。男身与女身的观音像一直到明末皆可见，直到后来较为女性化的造型更为普遍。送子观音形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Chelsea Foxwell在〈Merciful Mother Kannon and Its Audiences〉，《The Art Bulletin》，卷92，编号4，2010年12月，页330，讨论送子观音像可能是源自圣母玛利亚像，由欧洲传教士在约1600年间传入中国。康熙时期也见德化瓷雕圣母玛利亚像，间接证明此说法。此尊送子观音像，底座饰道教纹饰，可见当时对不同宗教及当地文化的接受度甚高，相互融合。
送子观音源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法华经》中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Foxwell录于同上文章，图5，一件1609年的木板画，描绘观音托一童子，藏于哥伦比亚大学的C. V. Starr东亚图书馆。再比一明代十六世纪送子观音像，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纽约，馆藏编号1989.152。另可参考两尊明代送子观音坐像，整体风格及纹饰相近，售于伦敦苏富比1983年4月15日，编号108及1984年11月2日，编号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