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秋，牙口不大好的冯小刚向徐帆发起的进攻，是在王朔陪伴下开始的，很难说他后面能够顺利“啃下”，是不是沾了下一年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的光。
冯小刚在这之前，就因为与郑晓龙、王朔、马未都等合作，搞出《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成了京城有名的编剧，下一年他和郑晓龙执导的《北京人在纽约》则不但看欢了全国观众，还囊括了数项大奖。
那是冯小刚执导的第一部电视剧，等到他1996年再担任《冤家父子》男主角的时候，人们看懂了，原来这家伙，美工、编剧、导演、演员，以及相声、小品、歌词的创作都能做，竟好像还是个全才。
冯小刚与徐帆是六年后才步入的婚姻殿堂，那之后京城的名流们就再也不愁吃不上徐帆老师包的饺子了，这事大概只有崔永元会觉得它像糖衣炮弹、鸿门宴，但是这却已经是后话。
那一年，王朔年前出版的那套《王朔文集》也正热销全国，一版再版，因为要到的是全国首个版税付酬，一度曾弄得中国作家们都变成了红眼兔子，血在烧。萧乾说，王朔给中国作家松绑了。
只是王朔这绑给自己松的有点大，这之后，他的小说创作就逐渐走向“瘫痪”，吃老本似的，基本更多是拐着影视剧“彪悍”。等到他后来连回忆都不爱玩了，人们就开始把他变成了回忆。
那一年，王朔也把冯小刚与刘震云撮合到了一处。他们那时候当然都料不到再过三年，他们两个会闹掰，一般挺仗义的王朔，这算是预先为冯小刚垫了一块砖。
当时王朔是炙手可热，冯小刚是影视界新贵，刘震云是与池莉、方方、刘恒等人齐名的新写实作家代表，才华、名气不缺，最大的问题正是一个太差钱。
刘震云从这年起，就算是成功打入了影视圈，没太怎么潜伏，就华丽转身，完成联姻，小说、影视两栖，左右逢源。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拿下，他拿下冯小刚，冯小刚也拿下他，一个靠的是才华和厚重，一个靠的是转化的能力，和钱。
冯小刚1995年拍成的电视剧《一地鸡毛》，是他和王朔的好梦公司拍的第一部片子，也是刘震云第一次做自己小说的编剧，第一次主动触电，那一次他们给了刘震云人生中第一笔巨款，八万块。这八万块曾像一块大石头砸进刘震云家一样，稀里哗啦，造成了不小的地震。
刘震云夫妇拿着那八万块一遍遍看，一遍遍数，就像得了强迫症一般，然后才全家一起去吃了顿肯德基。刘震云妻子郭建梅后来说，我女儿从那以后，就可以不断吃上肯德基了，我们家那两张搭拼的小床，也终于换成了大床。
没有影视，成名的作家也可能不值钱，新写实作家里面，一度也曾在影视圈混得风生水起的，还有一个池莉。她和刘震云的作品，都最适合影视剧改编，只不过同样很受欢迎的池莉，却远没有刘震云这样常青，现在仍旧还在与刘震云结伴而行的，大概也就只有那个远比刘震云更早触电，还自己的，别人的，看好了就编的刘恒。
像《秋菊打官司》、《西楚霸王》、《画魂》、《漂亮妈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少年天子》、《集结号》、《金陵十三钗》等等，那都是刘恒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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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冯小刚、刘震云都是58年生人，属狗的，同年出生的各种类型的腕儿，还有叶大鹰、徐少华、梁家辉、李幼斌、胡慧中、李宗盛、齐豫、杨丽萍、严歌苓，以及国外的麦当娜、迈克·杰克逊等人，赵本山家的谢大脚好像也得算一个。
冯小刚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而王朔和刘震云都是移民。只是王朔是大挪移，刘震云起初是小挪移。王朔随父母从南京迁到北京训练总监部大院时，虚岁2岁，有一段时间曾被他妈打扮成小女孩养着玩，而刘震云则在年仅八个月的时候，就被姥姥步行四十里，背到了河南延津县王楼乡的老庄村。
二年后，河南滑县有一个女孩出生，她不久也因为家贫，被送去了姥姥家。姥姥捡破烂，她有时候也跟着。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成为刘震云妻子，著名公益律师的郭建梅，中国如果有最励志夫妻奖的话，那必须颁一个给他们。
那时候王朔上学不算事儿，冯小刚一般不会觉得难，困难的只能是刘震云、郭建梅这样的孩子。刘震云五岁时，村里第一次有了小学，还5到12岁全收，但是他父母因为穷，根本不起劲儿，到末了，还是他姥姥拿出五元救济款（刘震云有时候说是卖了簪子），牵着他去的学校。
刘震云对贫穷记忆最深的，应该是这样一件事：那年家里来了三个客人，他妈打发他爸去镇上餐馆借三个馒头，结果他爸不但馒头没借来，还被厨师羞辱了一顿。于是这事后面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刘震云父母吵架时的话柄，使刘震云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崇高理想，做厨师。我爸来，想借多少给多少。
贫穷也逐渐升级了刘震云的理想。首先是去当兵，然后等当兵五年，发现只实现了吃馍理想，离提干和娶媳妇还依旧很远的时候，就更上层楼，又瞄向了高考。他那改变命运的企图，一向都像火辣辣的爱情。
中国1977年恢复的高考，盘活了无数有志青年，刘震云和郭建梅都是其中的幸运儿。郭建梅爱上看书，起初是因为遭冷落，受歧视，等后来书中发现了颜如玉，这自然就逐渐变成了真爱。高考一恢复，这女孩立刻全面开动，还改了个名字叫郭永攀，谁也不知道她那必须考上北大清华的志向后面，到底藏着一股什么劲儿。
郭建梅爱看书，刘震云也爱看书，他在部队时还尤其会经常捧着一本《微积分》。这弄得他的副指导员动不动就感叹，你看的我都看不懂，也让刘震云后来终于可以很有底气地说，学不好数学的作家不是好作家。
刘震云在部队里对他最好的还属指导员，刘震云当年去找他，说一句要不我干脆回家专心备考得了，指导员立刻放行。也好，反正你在这也难提干。指导员后来还去北大看过刘震云，给他留了七十块钱。
王朔80年代初，在医药公司上班的月工资不过才三十六块，这对当时的刘震云来说，绝对也是一笔巨款。王朔却就是因为这个，才辞职回家，一面写作，一面跟叶京开饭馆的，那时候个体户把大院子弟的优越感打得稀里哗啦，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
刘震云、郭建梅的这种表现，就跟刁德一说阿庆嫂一样，很不一般，所以刘震云就在78年考上北大中文系，还是当年的省高考状元，郭建梅就在79年进了北大法律系，身列全班12金钗。
刘震云门门八十多分，还是在很多人数学考七八分的情况下八十多分，这一下子就拉上去不少。不过等后来刘震云名声大了，心理有优势了，有很多事可以不在乎了的时候，他在鲁豫的节目上，却曾有过一场自供，我其实打过小抄。
打小抄打在纸上，这是初级阶段，太低级了，我穿的是军裤，有多少东西都可以，整个世界，你不管历史还是地理还是什么其他，都可以，而且我还有二条裤腿。
这弄得鲁豫三言两语，赶紧转换话题。即便如此还是考得很好，一下子考到状元。当你的那个第一志愿，你最想上的学校是什么？最想学的专业是什么？
明晃晃的北大中文系，鲁豫真能问些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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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八十多分，很多东西并不能靠抄，这当然不管怎样，都考得很好。所以当刘震云成为作家以后，他那由小公务员做到检察长的父亲，在一次下乡办案时，就曾如此教育一位失足少年：
我的小孩刘震云，现在是个作家，小时什么苦都受过，点煤油灯，住农村的小土屋，狗秧根、树皮都吃过。但是学习很用功，不到深夜两点不睡觉。发奋上大学，考的还是北大。人要立志，奋发，走正路，才有作为。
先前考大学极难，刘震云那时候考大学就更难，高考一经恢复，全中国积压多年的有志青年都觉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到了，呼啦啦一拥而上，水面上密密麻麻的，就全都是缺氧的鱼。
那么多鱼都在争一口氧，大多数就注定了只能是拼命鼓腮瞎使劲而已，所以老刘家当时一下子出俩，还老大省高考状元，北大，老二西南政法，这绝对是轰动乡里，祖坟冒烟的大事件，刘震云那扬眉吐气的老爸，就曾一连好几天拿着两份录取通知书蹲街头，见人就叫苦：你看这事这难办。
人家问，怎么了老刘？老刘说，这通知书有时候你真看不明白，你得帮我看看，北京大学都知道在哪，可这个西南政法学院你知道在哪吗？西南有多大？
西南也是中国的，具体在哪通知书上写着呢，所以人家就说，老刘你行了吧。可是老刘就是没法行了，还是这难办。
刘震云后来谈起祥林嫂，曾经说，祥林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没丈夫。一个孩子还被老虎吃了，她一辈子的工作是把她的悲剧讲成喜剧。而他爹那时候的工作则是把喜剧搞成荒诞剧，就像要提前为刘震云某些小说的风格定格似的。
这种事对于一个当爹的来说，当然不能就那么行了，其实就是刘震云自己，也没那么容易行了。像郭建梅就曾说，自己考上后，曾骑着自行车在家门口好一阵撒欢，到最后才想起还有费用这事这难办。可刘震云讲这事的时候，却只使劲笑他爹，我和弟弟当时都没什么，他却显摆上了。
他在那一忽儿光顾着逗乐，竟没顾上他总还要说的那二个梦。我直到现在还经常会梦到当年的高考和军营生活，老被两个梦缠绕。
第一个。一个面孔不一的人总来跟他说，这次考试不算，于是刘震云就每次在梦里扯着指导员的袖子哭，好不容易考上的，怎么能不算呢？
第二个。刘震云在供销社卖酱油，他总会跟一个总是很胖的供销社主任说，我真去过北京，而那主任却总不耐烦，那不算，好好卖你的酱油。
刘震云的老妈那时就在供销社卖酱油，酱油缸、酱油味，自然也是刘震云抹不开的记忆，他都对走不出乡村，摆脱不了贫困，卖酱油这事儿，恐惧、不甘到这个份上了，那怎么可能没什么呢？这种事谁能够没什么？他只是不会像范进中举那样离谱，没有像他爹那样什么罢了。
好不容易考上的，怎么能不算呢？这有啥。不想跳龙门的酱油郎不是好酱油郎，跳过龙门不欢呼的酱油郎一定有贵恙，刘震云还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中国最绕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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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那绕，指向的当然是他的作品，估计你要说他在现实生活中，也像他的乡亲们说的那样，是个编瞎话儿的，经常绕，他肯定会甩你一地鸡毛。
1995年的八万块，曾经让刘震云一家上演了一幕轻喜剧，而到了2011年，刘震云就已能面对五十万，也不带眨眼。
2011年，当《一句顶一万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电话打来时，刘震云据说正在菜市场，为了茄子和西红柿的差价在犯愁，他直到听说茅盾文学奖因为李嘉诚的赞助，奖金从这届起已经由五万涨到五十万，才果断买了较贵的西红柿回家，给自己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2011年的刘震云，早就获奖无数，绝不差钱，要说他不会再有当年的激动，这完全可能，而要说他那时还会为了茄子、西红柿这毛毛雨犹豫不决，那肯定是在扯淡玩。料想这无非又是一种刘式幽默，表示我老刘很平常心，淡定得不行。
经常这样闹的作家，可不止刘震云一个，这大概真是作家艺术加工惯了的缘故，动不动要服从于角色的需要。从这一点来说，刘雨霖好像很得到她老爸的真传。
比如她一会儿说她爸“永远没有极其愤怒，永远特别平稳”，一会儿说她爸“其实生活中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事情一次做不好，容不得解释，他马上就急了，发起脾气来很可怕”，就很容易把人弄懵，要怀疑她家里是不是有两个刘震云。
刘震云回家做民办教师备考的时候，王朔和冯小刚这俩厮却才去当兵，当初刘震云是为了吃馍、提干、娶媳妇去的，而冯小刚和王朔的理想则一个是文艺兵，一个是海军司令。想当文艺兵的那个如愿以偿去了北京军区文艺团体，后来还用《芳华》忆旧了一下，转业后做的也是文化宣传，想当海军司令的那个做了卫生员，回来后又做了医药公司业务员，倒是起点最低的刘震云，胜利进入中国最高等的学府，成了天之骄子。
然而最初的激动过去，刘震云很快发现“没什么”是正确的，下一届的郭建梅也很快发现自己撒欢有点早。
刘震云初到北大时，尚不知口香糖为何物，曾换来女同学好大一个大白眼，你真是土老帽儿！而郭建梅是12才女中最穷之二，她在那些穿着时髦，张口闭口老莫、泰戈尔的女同学面前，又一次成了星星来的人。原来乡亲们眼中的高草，一旦到了北京，还是什么不是，依旧得回到起点，从头再来。
同乡关系，相近的经历，同样的遭遇，这首先会使刘震云、郭建梅自然接近，而中文系大哥刘震云，既然也能动不动整些泰戈尔、托尔斯泰之类，相当炫目，于是这就让他们更近。
最终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大概主要还是这件事：那期间，郭建梅她妈来北京动手术，刘震云不但曾背着楼上楼下跑，还曾把肉包子全给她们，自己只啃馒头。这让郭建梅她妈越看越喜欢，终于说了一句，这小伙子稳重踏实可靠，找对象就得找这样的。
进北大果然有媳妇，刘震云到此算是实现了人生第二个目标，而提干那事，他早抛到九霄云外，换成了文学上的抱负。
刘震云也正是在北大上学期间，得到的吴组缃六字真言：不着急，不要脸。他一路走来，照此而行，后来还把这，当做家训传了下来。
做学问到了吴组缃这种地步，讲课往往就像话家常，很多东西都从极平易，极简单的日常中淙淙流出，就看你抓住抓不住，悟性强不强。
不要脸可以解释成一万种，而吴组缃的不要脸是第一万零一种：太要脸的老舍跳湖自杀，不要脸的吴组缃不再把自己当教授，成了北大打扫厕所最干净的一个。人没高没低也不急，想好做好，宠辱不惊，始终如一，字典里就再也没有挫折二字。
吴组缃这些话正跟刘震云当时的生命际遇、理想抱负契合，算是很好地为他解决了要脸还是活着，并如何活着的大难题，所以当后来郭建梅因为事业多次严重受挫，得了抑郁症的时候，刘震云就一面倾其所能为她治疗，一面疑惑不已：我也不容易啊，为什么我就不抑郁？
月亮不懂夜的黑，他好像不知道同样的话，对悟性、遭遇、修炼、看重不同的人，起到的作用不一样似的。
时隔多年，这六字真言对刘震云无疑已是一张“老照片”，而对他女儿刘雨霖却一定还是一部“新电影”，所以前不久，刘雨霖就因为在微博上拷贝，说了一句“我爸教我不要脸，李安教我不要着急”，让正无处泄愤的崔永元逮个正着，狠狠咬了一口。媒体好一大把狂欢之下，刘雨霖连连叫屈，直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其实最冤的是人家李安。
刘雨霖出国留学的时候，是李安写的推荐信，他肯定怎么也想不到，他这个校友小师妹，会让他海边吹吹风，冷不丁沾上几点腥。名气太大的人，人生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类小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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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后来一直说，把他领上文学道路的，是那个在他坐火车撒不出尿的时候，就已经“新家安在长城端”，在忽忽写诗的新兵朋友，但这话恐怕依旧小说味。
因为他那朋友，当兵不过几个月就跑掉了，后来就成了疯子，杀了人。刘震云对于文学的追求和坚持，罕有匹敌，真正的原因，大概应该是这个：
爱读书，心灵接近文学，那时候作家是最迷人的职业之一，想当作家的文学青年就像后来的经理一样多，那情形，也半点不输于人们今天对娱乐圈的痴迷。
刘震云来到北大后，中文教授们说，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而是学者，但刘震云并不接受。他这时不但彻底摆脱了馍和媳妇的枷锁，还有了更高尚的追求，这有事可证。
刘震云1982年大学毕业后，去了《农民日报》社，等他后来成名，人们开始关心他的过往的时候，他说，我是人家都分到中南海、团中央，自己分到《农民日报》，没什么太大诱惑，才坚持下来的，但是这事却让他那笨笨的妻子郭建梅，揭了底。
刘震云当时其实有两个选择，另一个是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在中南海，只是他不肯去，为此，他还曾遭到父母极力反对。当时做公安局长的父亲说，你居然放着中南海不去！而他对郭建梅说的却是，文学来源于生活，全国那么大，我想去走走。
文学是一条窄路，看上去金光闪闪，其实着实难走，刘震云接下来的定力，才更为可观。
风扇买不起，每天再挥汗如雨也要写。每天早上还得起早去送女儿，去上班，人熬得黑瘦黑瘦，但这不算事儿。一次次投稿，一次次退稿，无妨，外面的世界早已开始缤纷，不管，他就是在稍稍有点名气之后，人家依旧不拿他当盘菜出，也不在乎。
刘震云苦熬五年，才有了《塔铺》、《新兵连》等几个中短篇发表，并获奖，但是这依旧没有改变他普通小记者的身份和处境。他有一次下去采访，居然过了中午十二点，都没人管饭，到最后，还是他的粉丝，本想跟着沾光的作家苏北，请他吃的“大餐”。
刘震云、苏北、苏北父亲，三个人在家煮了一大锅面条，就加点葱花，忽忽地喝。一只奇大的苍蝇飞来飞去赶不走，苏北说，它想采访你，刘震云说，不给它机会。
那时候的刘震云在人们眼中也显得木讷而蔫，就像个哑巴，报社宿舍大楼的人，曾动不动就问郭建梅，你家孩子他爸，怎么不跟人说话？
从农村而来，曾不知口香糖为何物，还结婚那么多年都要两张小床合拼的刘震云，自卑着呢，有着非凡的文学野心和抱负的刘震云，也清高着呢，各种欲望在烧灼，脚下还踩着风火轮，刘震云当时的孤僻、木讷既深藏着傲气和不屈，也肯定是一种自我防护。
咱不比现在，不惟金钱，我终有一天会靠着文学翻盘，就这意思。
刘震云那时候应该还完全没意识到他和文学终有一天要向金钱妥协，他会需要在文学声名与现实生活中寻找平衡。那个时代的作家基本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即便要钱，也不会去写堕胎、宫斗、小黄文。
再穷都不能够，到老都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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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是1982年正式开始的写作，而王朔是1983年。刘震云的写作颇有点征服世界的意思，而一边上班，一边跟着叶京倒腾手表的王朔，那时候是为了摆脱失落，拯救生活，找回优越。他一开始就很商业。
当兵时就发表过一篇作品的王朔，觉得这事很容易，后来也证明真的很容易，这对刘震云来说，无疑是一件很分裂的事。
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刘震云苦熬五年，才写自传似地搞出了一篇高考主题的《塔铺》，而不专业的王朔一起首就不断有作品在中国当时最了不得的刊物上发表，尽管最初没有硬货。他到第四年就成功“浮出海面”，曾弄得女朋友沈旭佳好一阵紧张，说我真不想你出名，到第五年，则就凭借一部《顽主》，像猴哥拔走定海神针一样，弄得四海震荡了。
1987年王朔发表在《收获》上的《顽主》，原本叫《五花肉》，这家伙自己算吃上了。1987，也是《塔铺》发表之年，这完全是两个路数，等刘震云再写出《新兵连》的时候，1988，王朔已经迎来一个王朔年，一年四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全国热映，张艺谋、叶大鹰都曾追在他屁股后面跑。
哥儿们电影界平躺。
这之后，王朔和刘震云就更不一样了。
说刘震云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太差钱，这其实只是一个说法，他和京城子弟王朔、冯小刚比，差的可远不是一星半点。他充其量有一棵大树，而人家拥有的却是一大片森林，王朔、冯小刚再没钱的时候，也有一个庞大的资源，而资源就是钱。
当年的好梦公司，差不多也就一皮包公司，王朔和冯小刚能有钱拍影视剧，那凭的就是人脉。表面上看，王朔没有名气，照样难以得志，但同样的名气，别人却未必能收拾出这么大一片天地。北京是他们村，大院子弟的触角更像乌贼一样，可以伸到京城每一个角落，卷起每一片树叶。
他们一边吃着喝着玩着，一边就办成了正事，这对从小就立志能吃上馍，娶上媳妇，北大毕业之后，还一直单打独斗，靠苦哈哈地爬稿子来实现梦想的刘震云来说，绝对又是一件很分裂的事。
这种资源的影响，就是在王朔和刘震云的文风上，也很明显。他们笔下虽然都没高大全，都是小人物，都在玩幽默，但人家王朔是“一点儿正经没有”，“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大“顽主”，而刘震云却不管“我叫刘跃进”，是不是“潘金莲”，在“塔铺”“官场”“新兵连”，还是在“1942”在今天，再怎样，也都是在“一地鸡毛”的琐碎和关系学里，绕啊绕。
从小很怂的王朔，靠得天独厚的条件，才能够在文字上搞叛逆，扮潇洒，而先天不足的刘震云，一路带着深刻的饥饿记忆而来，就必然烙上坚忍与世故。
一个是市井气，一个是乡土气，市井气是取经也可，不取经也可，大不了回花果山耍子去也的孙悟空，乡土气是走到天涯海角，也念着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顿顿猪肉炖粉条的猪八戒，所以市民状态的王朔，就很少有精神流浪，孤独感，农民出身的刘震云，就不但我的故乡在远方，还偏要问我从哪里来，一面是潇洒走一回的渴望，一面是“绿叶对根的情意”，“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就连他们的幽默，也一个是浮于表面的保护色，一个是对抗苦难的生存哲学，既真实，也荒诞。
但是事有正反，人生是一把双刃剑，农村包围城市的事不只是伟人能干。
刘震云是学院派，有系统的修养，能够让文学承载更多的东西，他一旦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松了绑，就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思。而看书的确不少的王朔，却主要靠灵性靠本能，等他生活用完了，机灵抖尽了，就容易遇到死胡同。
王朔太嗨，刘震云太绕，太嗨的终究会“过把瘾就死”，太绕的终究要在“一腔废话”里，寻找那“一句顶一万句”，这正应了王朔很早就对冯小刚说的一句话：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面，真正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一位。
谁跟你比“嗑药”啊，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作家一律消解，没有拧巴，这路自然就算走到头了，刘震云对王朔的威胁，仅凭这一条就已足够。
最近有一个跟名人马东同名的马东，曾写了一篇王朔，大概是在捧，但是他恰好写出了王朔英雄末路的悲凉与无奈。
一再有宏大的计划，想靠“巨牛逼”的东西卷土重来，要说什么“退出是为了更大型更招摇地进入”，却终究胎死腹中，或半路夭折，于是王朔就只好骂完鲁迅、金庸和自己，再去访谈节目转一圈，提前开始了老年生活。
这说得好听是看破红尘，说不好听的，就是一块遮羞布。不甘谁都会有，但忠于自己，写不出就不写，不瞎折腾，不卖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
料想才气过人的王朔和他的粉丝们，很难接受这一点：他的成功与那个价值失落的时代有关，是时代选择了他，而非他选择了时代。就像刘邦很难接受自己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一样。
刘震云的老师们曾经说，赵树理是从一个村庄来看世界，所以写出了李有才，鲁迅是从一个世界来看一个村庄，所以写出了阿Q和祥林嫂，身后有广袤土地，并眼望世界的刘震云显然也有这样的抱负。只可惜他认识上有了某种高度，却滑稽、戏谑走过了头，缺少真正典型的形象，世故太深，昂扬全无，要有更高级的东西，这还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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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有了大名气，大成就之后，就跟许多人一样，开始追本溯源，大谈家人了。别人也帮着他谈。
蒋介石当年是竭力想将他妈塑造成一代圣母，而刘震云的家人和乡亲们则都是哲学家。他这种倾向到了小说里，就是小人物们个个都蹦金句，就仿佛现在写鸡汤的公众号一般。
刘震云最爱谈的是他妈、他姥姥、他舅舅，几乎处处离不开。
刘震云在写作拉不开栓的时候，据说他妈看到他的苦闷，曾问了一句，写东西的里面，鲁迅就是大个的吗？刘震云回答，很多人都奉他为祖师爷。于是他妈就跟王朔一个口气，说道，那这事不这难。
鲁迅的书我看过，后园有两棵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这我都能写出来。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我就是识字少。
王朔当年的开窍之师，据说是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就是由此发现了生活比戏更牛逼，原来身边的人和事也可以写，小说只要真实地表现生活就可以的意思，他与刘震云在这里很算是殊途同归。好在他们都不像刘震云他妈，绝不管枣树、酱油缸后面的事。
这种事写作大纲上都有讲呢，刘震云即便没读过古今中外那么多小说，也早该有体会，不过这依旧可信。就是他那总被他称为不识字，而自己说只是识字少的老妈，跟他讨论文学到底该反映生活，还是揭示生活这事，好像太有点玩高深。
刘震云提到他一米五六的姥姥，说她是割麦子的超级高手，几里地远的麦子，她能一气到头，把众多大男人抛在半中腰。刘震云有一次跟姥姥炉边夜话，问，你为什么能割那么快？
姥姥说，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割麦子从来不直腰。你直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第二百次……你就永远割不完麦子。
刘震云也跟舅舅炉边夜话，他舅舅有一次问刘震云，你觉得你是笨人还是聪明人？刘震云回答说不笨也不聪明。于是他舅舅就说了：世界上就怕这种人，要不你聪明，要不你是个傻子，你生活得都会非常幸福。像你这种既不聪明又不笨、不上不下的人，在这个世界最难混。记住我的话，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再干第二件。
刘震云跟他们不炉边，不夜，其实也话不少，他还有位做木匠的舅舅，又曾说，我能成为一个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用三天时间，而我用六天。
这些话综合到一起，就都成了刘震云的养分，而刘震云的奋斗史，也正体现了这些特点，所以他后来在北大演讲时，就曾这样总结：我们这个时代最缺的是笨人，要做笨人，老实人，不要搞投机，抄近路。
结果这话等手机事件出来，有好多人就说了，你不能只让别人去做笨人，自己却去做聪明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不承认刘震云的作品是有相当的文学价值的，他文学上的成就，真就是不直腰，一镰刀一镰刀割出来的。他尽管不认为作家很高贵，也一直在力求技术上做到最好。别人用三天，他用六天，直到能“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
不见得高贵的工作，他也能理解为灵魂的东西，认为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不很重要，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
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知识分子的眼睛要像探照灯，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照灯聚焦，照亮我们的未来。我们这个民族最缺乏的，是远见。这些也来自刘震云在北大的讲话。
刘震云从文字上来看，的确是负担了文学责任，想替孤独的乡亲说话的，尽管他把这说成了就像他当瓦匠的大表哥，有责任为他垒鸡窝一样。
他似乎总想把某些东西掩藏在庸俗里，像吝啬鬼葛朗台掩藏他的宝贝一样，躲躲闪闪，连胡须都带着秘密。这真是一种说不尽的心态。
刘震云的那些夜话、不夜话，其实没什么大毛病，他后来关于他姥姥的这段话，就更对：你从小跟谁长大，谁给你喂饭穿衣送你上学，那个人对你的影响一定是最大的，与他相依为命的姥姥，就是他的精神源头。
实际上他这种寻根，是贯穿到整个乡土，穿透到整个生命和心灵深处的，不过他姥姥对他最大的贡献，绝对应该是这件事：
她有一个叔叔，一辈子没有老婆，只跟家里一头牛做朋友。后来这头牛死了，他好几天没有说话。忽然有一天，他说了一句，我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人们能找的地方都找了，甚至井里、河里，但就是无影无踪。
这事让刘震云大为震动，是什么让一个农民离开故乡和亲人，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的？精神痛苦，精神上的高级流浪和漂泊，并不是知识分子才有。于是刘震云接下来，就有了这样的感悟：“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并因为这样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写出了那部著名的《一句顶一万句》。
作家需要有高度的敏感，价值发现来自特殊的领悟力和深刻的内涵，刘震云就由此展现了他从日常琐碎中挖掘深度人性的能力，这却是他目前获得声誉最高的一部作品，也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动辄我们村的刘震云必然山药蛋味，作为作家的刘震云必然孤独，作为人的刘震云必然世俗，作为编剧的刘震云必然熏染名利，刘震云就这样，构成了他的复杂。
也因为他的复杂，结合了文学上的雄心，和传统文人的责任感，使他垒起的“鸡窝”，有了特殊的价值和味道，既乡土、日常，又深邃、远大，既下出的多是金蛋，又通通都粘着鸡粪和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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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到了后来，也能够说这样的话了：
作家并没有什么高贵，就跟卖凉粉、做木匠的差不多，我自己这样觉得，乡亲们也这样觉得。我如果考不上大学，现在很可能是一个木匠，或者在搬砖，或者在开滴滴，做木匠其实也挺好，搬砖、开滴滴都挺好。
从职业和人格角度上说，众生平等，作家当然不能算高贵，但是正如你不能把科学与杀猪并列一样，你总不能说艺术和灵魂的职业，跟搬砖没有什么区别。中国写东西的人，从网文开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尊贵感了，但是若说大家都能够真正将这种搬砖跟那种搬砖同等对待，那一定是在骗小孩子玩。
人一旦有了高度，也就有了理论，理论上早就在说钱没啥重要，做什么都可以的马云，同样也依旧在竭力开拓他的商业帝国。这肯定不只是坐在摩天轮上下不来的缘故。
好不容易走出来的刘震云，绝对不想去搬砖、卖酱油，所以他终究要一步步走向王朔、冯小刚。
文学上的成就和声名，并没能为刘震云解决他家的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先驱刘恒、王朔等一直站在文学的那一端在煽乎，于是刘震云的变形记，就在潜移默化中，逐渐上演。
王朔尽管早已在跟冯小刚不断说起刘震云，但刘震云与冯小刚的第一次见面，应该与王朔完全无关。
1993年，那位曾获得北京十佳青年称号的李玉安，正在魏公村开着一家京城酒楼，有一天，冯小刚与郑晓龙、刘欢几个，刘震云与陈道明、张元几个，恰好都去那吃饭，碰了面。
冯小刚那时候还一篇刘震云的小说没看，可见并没有把王朔的话太当回事儿，他甚至一度还把这事给忘了，直到后来写《我把青春献给你》问了一下刘震云，这才想起颐和园那次，并不是他们的“历史性”初见。
只不过刘震云虽然记得，那可能也只是他记性好的缘故，因为颐和园的那次见面，他拜访的只是王朔，匆匆来，匆匆去，对站在外面的那个王朔小弟加邻居，连招呼都没打过，全当没看见。
刘震云后来用王朔的量词形式说，那时候的冯小刚是这样一种形象：上身穿一红色套头衫，下身穿一军裤，脖子里日夜挂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工作照，易感动，易激动，易喝大，也易发火，走路昂首阔步。而刘震云则是到了2003年拍《手机》的时候，腰间还挂着一串钥匙，活像一大队会计，这弄得冯小刚终于郑重地说了一句，摘下。他们的样子都好拽。
等刘震云不再像大队会计了，冯小刚则又开始脖子上挂围巾，像一伪老派知识分子，他们的进步怎么看，都像是某种“返祖”。
刘震云实际上在1989年写《头人》、《单位》的时候，就加入了马未都、王朔、莫言、海岩、苏童、刘恒、魏人、史铁生等成立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迈出了第一步，只是他那时候还没有影视商业产品。那后面的《一地鸡毛》，却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
他写好的剧本，起先是张元在拍，但是拍着拍着，广电部忽然叫停。制片人高山忙跑去广电部问，是刘震云的剧本不能拍呢，还是张元不能导？广电部的人回答，不是剧本的问题。于是高山立刻明白，赶紧转头与刘震云来到了颐和园。
不打招呼的刘震云走了，王朔说，刘震云写得很好，也适合你拍，钱都有了，你看看愿意，立马就能拍，结果冯小刚看后心花怒放，直觉得这回抄上了，捡了个大便宜，于是他随后就在王朔带领下，与刘震云、高山有了一顿涮羊肉。
《一地鸡毛》虽没赚到什么钱，但评价却很高，一场交往下来，冯小刚对刘震云的能力、见识，以及重复改稿的干劲、认真劲也佩服得不得了，所以冯小刚那时对刘震云的评价就是：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刀光剑影；看似不咸不淡，实则波澜壮阔。一切都不露声色，于无形中势不可挡。
这就像诸葛亮、郭嘉、荀彧、关羽、张飞、赵云合体的样子。
喜欢谈鲁迅的刘震云对孔乙己，又曾这样说道：孔乙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断了，他看到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近。
环境和人性的力量非常强大，有些事再明白也未必能够避免，这世上从没有一个人是单纯的，一面的，再大的作家也是人，再大的作家也是两条腿，所以刘震云从那时起两条腿走路，一远一近，甚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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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自《一地鸡毛》之后，就开始很了不得，等《温故一九四二》、《故乡天下黄花》、《手机》、《我叫刘跃进》等作品纷纷砸出，更简直被各种荣誉和奖项雪埋，于是他09年的那部《一句顶一万句》，倒显得像是他对那个阶段的华丽总结一般。
那时候他早年的同事们早就不再觉得他孤僻、木讷了，而是说他是“一棵悄然长成的大树”，实际上他那时也的确已能舌战群雄，对任何场合都应付自如，像变了个人似的。媒体往往把他称之为幽默家和名利场的潇洒玩家。
记者们早就蜂拥而至，全是颂词，只不过09年后，来的更多的已经不再是读书版的文化记者，而是跑影视的娱乐记者了。
以至于非常熟悉他的《南方周末》记者张英一面称赞，说刘震云是能够同时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都做到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一面似乎也有点遗憾：“他会把他觉得不好的都藏起来……以这种非常世故的姿态，在观众媒体面前。说实话，他做影视之后，我看到的确实是，他学会了一种话语方式，那个作为作家的认真写作的人，他藏起来了。”
早期涉足影视圈的刘震云曾经说，大家觉得小说改编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这说明那时候他还是觉得不安的，很有些怪味。
因为他进入的时候，顶多也就几个文化圈的阳春白雪还会说说这种话罢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坏事，是堕落，大家说的更多的倒是刘震云不假清高。人家就是说，似乎也轮不到他，他前面早就有刘恒、王朔那几个个大在顶着了。
2009年，刘震云还曾对张英抱怨：“他们甚至不看我的小说，或者把电影当成我的小说。”但是他后面，却又要说影视对小说的作用非常大，很多作家都是通过这种模式推广、扩大影响的了。小说带动影视，影视带动小说，实际上他的声名因为这个原因，的确比以前更高，更响亮了，他并没有吃亏。
他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就是因为《手机》曾给崔永元三次道歉，说是是是，我就是想赚快钱，也仍旧推出了同名小说和电视剧，就是在今天仍旧非要把《朋友圈》搞成《手机2》，也还是会为了这种问题矛盾、纠结：
“至于说到立场，我不赞成影视界就是名利场，我也不赞成我就是影视圈的人。因为在电影界并不是很多导演改我的小说，实际上就小刚导演和现在的雨霖。那总不能说他们俩改了我的作品我就成电影圈的人了，那我有的时候去了菜市场买菜岂不成菜市场的人了。”
你只去菜市场买菜，当然不能算菜市场的人，但你现在是在影视圈卖菜，而且还是某电影公司的合伙人，有股份；影视界就是名利场，全世界都不例外，刘震云把这种本无可非议的变身实在是弄得太绕了。
刘震云的小说是从“枣树”和“酱油”生发，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平民形式、原生态，来展现一张由人性弱点、欲望、社会机制构成的无法挣脱的网，以及人在这种环境、人性强力下的挣扎、斗争、适应和扭曲的，这或许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
他的成功也正建立在是枣树又不是枣树，是酱油又不是酱油，能让不同的受众获得不同的体验、感悟、快乐和震颤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却把自己也弄得是枣树又不是枣树，是酱油又不是酱油了。
《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同凡响之处，据说就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说给谁，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精神孤独和流浪状态。人们真正要找的，就是一句掏心窝子的话，为了此，我们宁肯远涉他乡，浪迹天涯。
这样的话，走出或回归，都很难找到，或许正与《一句顶一万句》之父刘震云有关。文化和经历一旦把人养得太世故，太矛盾，太拧巴，太隐，太绕，太深，他就既给不了，也不肯给，尤其给不了，不肯给。
9
刘震云1993年跟冯小刚有了第一次合作之后，就互相欣赏、接近了，很快地，就连冯小刚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与刘震云熟得不行。
《一九四二》也是刘震云主动送给冯小刚的，这之前冯小刚本就想要，但刘震云以时机不成熟，拒绝了。而2003年《手机》的思路，则是这套人马在闲聊中聊出来的，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生怕捉鬼捉到自己头上，只有刘震云说，我不怕。
深层的人性、环境揭示，一向使刘震云着迷，鬼弄到崔永元身上，会生出这么大风波，他既可能始料未及，也可能不在乎。
那时候冯小刚早奠定了他著名商业导演的地位，也不大可能在乎什么。他们为艺术或商业献身的精神非常可嘉，为成就自己，拯救人类，牺牲个把个体，根本不算啥。
哦，对了，这还是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冯小刚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发现刘震云的不寻常的：现实生活与小说世界截然不同，很有城府，很狡猾，“刘老师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
这世上有多种饥饿，没有人没经历过饥饿，但是能像刘震云这样，对饥饿产生深刻体会，并将它上升为既现实又超越的生存、生命哲学的，却不多。
刘震云的视角是特殊的，认识和见解是深刻而高超的，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无论历史和现实，而他的小说就更无不深透着对人性和人情世故的洞察。
一个人能够对人情世故的描摹到了如此琐细深刻的地步，想简单都难，这事冯小刚等人在交往过程中都深有领略，他还曾举过例子，而刘震云对自己的幽默还是这种理解：
“真正的幽默不产生于喜剧，不产生于小品，真正的幽默产生在悲剧中。当一个民族遇到的苦难特别多的时候，他们对于苦难，就会有一个幽默的态度。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它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认识到这个秘籍的人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我。”
观察的角度、兴趣点，决定了人在生活中看人做事的角度和兴趣点，表现方法决定了斗争妥协的选择和程度，一个人能用如此的幽默来消解生活，不容纳也难，所以刘震云就还有这样的话：
我饿死的时候，想到的不是谁让我饿死的，而是想到了冯小刚，他两天前就饿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这种对抗灾难的幽默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如果用幽默对抗严峻，严峻就会变成一块冰，在幽默的大海里融化了。
刘震云由此就把一种苦难下的人性荒诞，变成了一种人生哲学，表现力极强，批判力微弱，就像他认同吴组缃的“不要脸”哲学差不多。看三国有的人是看热闹，有的人是看门道，浸染深了，难免会有运用，所以才有了那句，少不看三国。
刘震云也早已说过，他跟冯小刚是谈价钱的，100,200,300,500，好成交，“文学有价，过这个村没这个店。”而马未都则曾说过，王朔跟冯小刚是互相利用的关系，都是为了钱，不是朋友，不要讲曾经是兄弟。但是这种利用，是中性词，人都是利用关系。没有价值没人利用你，被利用是好事，没有价值的时候，那个圈子为一点事翻脸是经常的事。所以刘震云的这这些做法，并无毛病，冯小刚的这种评价，也没毛病。
但是这如果用鲁迅来说，他真不一定认为这就是幽默，他在深刻的自我解剖下，更会警惕自己染上这种生存哲学。他不但会追问谁把他饿死的，也会追问谁把冯小刚饿死的，更不会因为冯小刚先死，就觉得值。他有极其愤怒，也有极其悲哀，远做不到平静和嬉笑式的幽默。
这如果用手机事件来说，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不理解财富给刘震云带来的变化，就难以理解刘震云的选择，不理解伤害给崔永元带来的变化，也同样难以理解崔永元的选择，尽管崔永元的宣泄，并不代表绝对正确。
冯小刚关于刘震云，还有一句话：“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很可能就来源于刘震云这种能力：
谈虞姬，说她找了一个杀人手艺很好，但骗人不行的男人。项羽有忠厚、诚实的品质，刘邦是流氓，却做了汉高祖，这样的历史对人的教育是什么呢？
项羽诚实而无能，目光短浅，他短浅在不会耍阴谋诡计，一个找这样的男人的女人会是什么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跟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男人，演绎了我们中国最悲凉的故事，霸王别姬。
这个故事的现实告诉我们，宁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它只有艺术价值，而无社会和政治价值，就是同情，也是廉价的。
而杨玉环、武则天的故事，则是反贞洁，反纲常，反道德，反人类的，我们却写成了感人故事。
潘金莲的反纲常，如果是发生在皇帝身上，就会成为英雄。她只是杀了一个人罢了，而杨玉环、武则天杀了多少人？为什么她们却一个成了千夫所指，一个成了高尚？
——刘震云是站在批判的角度上说这些话的，他这种眼光确实毒辣，然而他最厉害的是这种懂，最可怕的也是这种懂。
刘震云有一个故事向来为人津津乐道：一次笔会上，大家都在食堂吃饭，刘震云一坐下就夸王朔，王老师，你写得真好，一连三天。王朔起先还谦虚，哪里哪里，写得不好，但到了第三天，则就不客气了，说，我也觉得我写得挺好。
刘震云马上当着王朔的面，转头对马未都说，一般人都扛不过三天。
很多人并不知道，王朔、冯小刚、刘震云那个圈子，这类幽默其实是家常便饭，他们把互相夸当成一种娱乐，只有在面对外人的时候才是一种手段。当初就连大名鼎鼎的王蒙都曾着过他们的道，那些投资方、暴发户就更不用说了。
王朔也曾想“捧杀”刘震云，只是技逊一筹，他相比之下太诚实，太自负，又还是“顽主”那样的真性情，老是在拿一个刘老师太令我们“绝望”说事，结果就被刘震云一个“上帝眼下正握着王朔老师的手在写作，王老师是上帝派驻文坛的使者”拿下。
刘震云与王朔等人的此类幽默其实是有不同的出发点的。
说到高俅，刘震云曾经说，高俅没有利用林冲的弱点杀人，而是利用林冲的优点，喜欢宝刀。一个人如果喜欢利用你的弱点的话，不可怕，利用你的优点才可怕，所以谁夸我，我都提高警惕。
看透一切的人，会幽默没看透的人，世故深了的人，会忘记还有不世故的人，自保有余，运用无碍，或许刘震云不懂专心于公益的妻子郭建梅为什么会得抑郁症，还有这个原因。
这绝对也是一种黑色幽默，刘震云还可以写写这个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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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那个上帝握着王朔之手的“眼下”，未知是否暗藏机锋，像冯小刚的鸡贼一样鸡贼，事实证明，王朔还真有点“眼下”。
王朔在部队大院的时候，刘震云在乡下，冯小刚在一个普通家庭里。
王朔混起来的时候，刘震云在挣扎，冯小刚“抬头望见北斗星”，做了王朔的小弟。
王朔大火的时候，刘震云在上升，冯小刚更在上升。
王朔与叶京开饭店，不靠场，而冯小刚无论做什么，都亲力亲为，刘震云不做其他，无论如何，都在写写写。
王朔曾有明星梦，但是几个回合下来，就够了。有意思吗？何苦呢？难道就不能安于一个观众看电影吗？而刘震云虽然也演过几个角色，却根本不感兴趣，有几次拒绝得葛优都说，你是最大牌的，我们都得等，而冯小刚则演就是了，演什么都行，不怕苦，老炮儿神威无敌。
王朔还曾有志做导演，但是他却只坐在那里聊天，什么都丢给冯小刚干。朔爷，这么弄行吗？你看着办。他最向往的事，就是身边一直有冯小刚这样一个工兵型的全能导演，但那只能是好梦一场。而刘震云也还是只在那写写写，他不像王朔那样缺乏耐心，也不是搞不了关系，而是心无旁骛。
冯小刚是从美术助理，做到美术师、编剧、导演、大导演，刘震云是从农村来到北京，从小记者到大作家、大编剧，他们始终没有停步，而王朔是从大作家、大编剧，一路下滑，失去踪影。他挣了那么多钱，养肥了那么多人，最终却要靠别人接济，住进旧“红知”徐静蕾为他买的别墅里去，天知道他都干了些啥。
王朔是自己把自己的才气、资源荡尽了，书生意气、人性弱点一样没挡住。他因契合时代而成功，也正与时代的不足相契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冯小刚再有问题，也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生存发展能力，他不管做到多大，也还有创造力，不管有多少钱，也不是败家子。拼得起，守得住，这就是贫家子弟、实干家，更优于一般富家子弟、梦想家的地方。
而刘震云就更不一般，他转战于两个战场，依旧不像一般人看到的那样迷失，甚至根本就从未迷失。赚钱不是罪，有偏不可以概全，世故不用于害人的话即便称不上智慧，也至多是狡猾，他的赚钱归根结底只依靠一棵大树。
一个手机事件并不足以否定刘震云的全部人品，文学成就就更与此无关，总的来看，刘震云无论作为作家，还是编剧，都是很严肃的，他虽然已经置身于影视娱乐圈，但依旧不同于一般名利场中人。
他最足以令人惊叹的，正是清醒游走于其间的定力和能力。
《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他从片场一回家，就立刻把自己关到书房，继续他的新小说去了。他能够从闹哄哄的那边，迅速把腿迈到这边，安静下来。
身份的转移，角色的变换，习惯的转换，思维的推拉，都迅速到位，就像机器人一般。他写作时，手机就是能一天都不看一眼。
最拧巴的作家刘震云，在这里却又不拧巴，他的智慧至少可以使他在这种角色上不拧巴。
中国其实有三个刘震云，一个是小说家刘震云，一个是编剧刘震云，一个是小说家、编剧合二为一的刘震云。
小说家刘震云依旧是一个笨人，编剧刘震云虽然依旧很严肃，但肯定已经不是笨人，而小说家、编剧合二为一的刘震云，则无疑就成了他小说的象征，既真实，也荒诞，既和谐，也悖论。
他本身就是一个魔幻的活体。
END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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