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律动》是北京大学徐远教授的新书，全书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主要是作者的知识历程——方法论，下半部分是他近年的一些时评文章——实战集，我更喜欢上半部分。
徐远为书所作自序名为“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开放社会的经济分析”，取义国人治学常引用王国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质疑这种蓦然回首后的大彻大悟可能是一种幻觉。
因为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时不在变化当中，并没有所谓的终极真理的。 大哲学家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就说，我们不能依据过去的知识预测未来。
波普尔的论证过程非常简单，只有三步：第一，人类社会的演进，是由知识的增长驱动的。第二，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知的。第三，因此人类社会的演进也是不可预测的。
波普尔的论证简洁有力，难以质疑。那么，“大彻大悟”很可能找不到终极真理，只是空欢喜。 当他用于经济分析，则更加谨慎，只有先对事件场景和边界条件进行科学认定，把问题置于长期趋势和短期约束之下，才可能把问题搞清楚。
这是该书给我的第一个启发。
顺着这个路数，徐远说“那人不在灯火阑珊处”，我改成了“没人在灯火阑珊处等你”，好像有些悲观，不然，与其到了彼岸才发现没人，不如启程就告诉自己，先断了妄念，只求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经济学方法论
徐远用了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真实世界”。
前两点，源于林毅夫；第三点，源于周其仁。
从现象出发
林毅夫的观点一直是，“好的理论从重大的现象中来”。
当下，最重大的经济现象，就是中国的崛起。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重大的经济现象先后围绕英国、美国发生，由此先后在英国、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分析的大家。
现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的很快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围绕中国发生。脱离这个“最重大现象”，都有缘木求鱼的危险。
约束条件
一国总是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资源状况制定发展战略。从这里出发往前，其实就是“比较优势”了。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要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
20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因此事倍功半。而“比较优势”往前再走一步，就是“动态比较优势”。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产业战略也要随之变化，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不断增加，劳动密集的产业相应减少。
真实世界
周其仁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又源自罗纳德.科斯。科斯很强调经济假设的重要性。经济分析中，“假设”是避不开的，因为涉及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否则分析没法进行下去。好的假设，几乎就是好的研究的一半了。
科斯认为，好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真实，假设真实推出来的结论才可靠，要不然怎么知道推导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二是易于处理，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分析没法进行。
“真实且易于处理”，是科斯对于假设的基本要求。科斯针对的，是经济分析中对于真实世界的忽视。**科斯曾说，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
下面，我试着用这套方法解读一下土耳其和美国近期的恩怨：
所见现象是：2018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的汇率暴跌，从1美元兑3.8里拉，下跌到1美元兑目前的6里拉，最低到过7.2，差不多跌了一半。2018年8月10号，里拉一天跌了16%。里拉暴跌的原因据说有很多，比如土耳其监禁了美籍律师布伦森，两国爆发了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对土耳其的钢铝制品加征关税等等。
约束条件是：土耳其的“要素禀赋”——资源状况。由于土耳其资源不甚丰富，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三分之二强，其中旅游业比重很大，而能源、资本货物、日用消费品、电器产品等都需进口，土进口持续增长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外贸巨额逆差的状况难以显著改善。
真实世界是：
第一，土耳其的高赤字。外贸巨额逆差导致大量的贸易赤字，同时说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不强。前几年的高增长是虚高，不一定可持续。
第二，土耳其的高负债。负债就是高赤字，意味着土耳其必须靠借外债来平衡贸易赤字。这么高的外债遇到美国加息，偿债成本大幅增加，很多人都急着要兑换美元来偿债。此时，里拉的大幅贬值就毫不奇怪了。
第三，土耳其高通胀。2008年以来，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非常高，平均保持在5%以上。尤其2017年以来，通货膨胀失控，达到了10%以上，2018年6月，更是达到了16%左右的高位。这种长时间恶性通胀，意味着里拉的国际购买力已经严重高估，存在着贬值的需求，而且意味着土耳其的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的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
所以里拉的崩盘不过是土耳其国内经济问题的真实反映，土耳其政府对于美国的指责，不过是为了掩盖国内经济危机，转移人们的视线。
经济假设要“真实且易于处理”。高赤字、高负债、高通胀导致货币剧烈波动就是一种假设，我们看出这种假设就是易于处理，结论真实可靠。
那些伟大的灵魂在说什么
这是书的第二章，主要是几位获经济学诺奖得主的思想精髓，介绍得很到位。
约翰.纳什
他，就是《美丽心灵》的原型。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和“博弈论”三个字联系在一起。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洋洋洒洒，将近800页的巨著，斯密特别强调分工和市场的重要性。现代经济学无非是斯密《国富论》的拓展，而纳什则说了一句和《国富论》同等重要的话：市场固然重要，却是在博弈中存在的。
纳什说：市场是很重要，可是市场机制很多时候是不适用的，比如“博弈”的时候。现实世界里，大家都为自己考虑，钩心斗角的时候不在少数，导致的结果不但不一定有利于大家，也不一定有利于自己。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抛开细节不谈，总之，“囚徒困境”会导向一个结果，因为各自都为自己谋划，反而各自都会伤害自己。
现实中，厂商也好、消费者也好、政府也好，无时不处于博弈之中，完全竞争性的市场很少存在的。博弈的结果，远比市场竞争复杂，具体情况、约束条件，甚至是随机扰动，都会改变结果。
这时候，价格能够反映的信息就非常有限了，远远不是决策的充分统计量。斯密教授的市场带来繁荣的结论，也就需要反思了。比方说，既然市场能够带来繁荣，为什么在这么多落后国家难以建立有效的市场呢？建立了岂不就一劳永逸了？
因为，市场的建立，也是博弈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市场或者是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繁荣的原因。至少，市场和繁荣是“伴生”，而不是“因果”的关系。
罗纳德.科斯
科斯最大的贡献，在于指出通向繁荣的市场不是“免费”的，而是有成本的。
还是要说到亚当·斯密，自《国富论》以来，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带来经济繁荣的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科斯问了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既然市场是繁荣的钥匙，为什么还会有企业？为什么大家不“各自为战”，那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了吗？
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牺牲“自由”，“卖身”于企业呢？在企业里听命于上级，可是有背“自由”宗旨的呦？经济生活中，企业是最普遍、最重要的存在。个体、合伙、公司，这各种形式的企业，是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
为什么会有企业存在？用科斯的话讲，为什么在“无意识的市场海洋里”，会存在“有意识的企业孤岛”？科斯发现：市场是有成本的，企业是一种节约成本的机制。比如说，一个人“单干”的话，要同时处理上游购货、自家生产、下游销售等各方面的事情，运作的成本是很高的，也违反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不利于在竞争中胜出。
于是，为了节约这些成本，大家不妨“合伙”组成“企业”。也就是，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于是一部分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企业内部的行政性“指令”替代了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合约”，这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注意，还有精彩的。一“合伙”不要紧，就要有一个“谁雇用谁”“谁指挥谁”“谁向谁汇报工作”的问题。处理这些问题，也是需要花很大成本的。既然市场运行有成本，企业运行也有成本，那“企业”和“市场”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这个边界，取决于“市场里的交易成本”和“企业内部交易成本”的权衡，当这两个成本大致相等的时候，边界就达到了。所以，交易成本的理论，轻松回答了“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科斯教授的真正贡献，在于指出通向繁荣的“市场”不是“免费”的，而是有“成本”的。
否则，如何解释在落后国家建立市场如此之难？企业的存在，不过是这一洞察的实证注脚而已。市场运作成本很高的时候，就会被替代，比如被“企业”替代，或者被“政府”替代。
琼.罗宾逊
罗宾逊女士有一句名言：学习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
她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唯一女性。她这三项贡献，每一项都可以得诺奖：创立垄断竞争理论，发展补充完善凯恩斯理论，创立新资本积累理论。
她让大家熟悉的新古典经济学派、麻省理工学院掌门人萨缪尔森公开承认自己的方法存在逻辑上的谬误。现在的经济分析，基本沿用麻省理工一派的方法，经常使用“总量生产函数”这一概念。
简单说，经济的产出是由资本和劳动，在给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用数学函数表示，就是Y＝F（A，K，L），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生产技术，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F表示A、K和L在一起能产出多少产品。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Y就是GDP，A就是生产技术，K就是总资本存量，L就是劳动力总量。今天的宏观经济分析，就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的。
年轻的学生，已经把这一框架当作理所当然。不过，你若和做企业的人谈，他会问你，开餐馆的和剪头发的，还有炼钢铁的，干的完全不是一码事，怎么体现在这么整齐划一的生产函数里？
对此，以罗宾逊夫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问，这是个简化的表达，K表示加总的资本，L表示加总的劳动，Y表示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总量生产函数，不过是把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加总到一起。那么如何加总？餐厅和理发怎么加到一起？
现实世界中，资本价格的不确定性很大，波动也很大，很难找到一个大家认可的价格来对资本进行加总。尽管教科书中，常常使用一个叫作资本边际产出的概念来衡量资本价格。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未来资本边际产出的贴现值就应该等于资本的均衡价格。但是，哪里有完全竞争的市场？现实中的市场，都存在一定的垄断性，程度不同而已。这样一来，资本的价格，就不是边际产出决定的了。
更大的问题是，这里面有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在总量生产函数中，为了加总计算资本的存量，需要知道资本的价格。为了计算资本的价格，需要知道资本的边际产出。而为了计算资本的边际产出，就需要先知道资本的存量。这样，就回到了逻辑的起点，进入了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死循环。倘若把货币，也就是通胀的因素考虑进去，问题则会变得更加复杂。
尤金·法玛、拉尔斯·彼特·汉森和罗伯特·席勒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位美国金融学者分享，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拉尔斯·彼特·汉森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席勒，颁奖的理由是“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奇怪的是，他们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难道是诺奖耍滑头？
尤金·法玛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研究中，确立了资产的回报率在短期内不可预测这一结论。所谓短期，就是一天到一年这样的时间跨度。通过一系列严格的统计分析，尤金·法玛和其他研究者发现，使用所有的公开可得的信息，是不能够预测股票未来的回报率的。一个解释是股票现价已经包含了这些信息，或者说股价已经对这些信息做出了恰当的反应，未来的股价变化只能由已有信息中没有包含的不可预测的部分驱动。这个逻辑，就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的基本内容。
罗伯特·席勒的主要贡献，是发现股票的回报率在长期，比如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跨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从传统的理性预期的角度来说，现在的价格等于预期到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因而价格的变化取决于预期到的未来收益的变化。而实际发生的未来收益的变化包括预期到的变化和没有预期到的变化，因此应该比预期到的变化要大。所以，市场价格的变化应该小于，而不是大于未来基本面的变化。席勒的发现，与这个预测恰恰相反，不是差了一点点，而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差了好多倍。
原来，都是贴现率惹的事。理解股价短期不可预测与长期可预测这一悖论，关键在于贴现率。席勒的计算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就是在计算基本面价值的时候假定贴现率是一个常数。从简化计算的角度来说，这本无可厚非。可是这里面的含义是，因为贴现率的变化导致的资产现值的变化，就全部被省略了。
如果资产价格的变化主要是由贴现率的变化导致的，而不是未来收益的变化导致的，那么假定贴现率为常数就是把主要问题给省略了。
拉尔斯·汉森的贡献，就在于发现了可以处理这些复杂的变化的技术手段。这种叫作“一般化矩估计”的方法，发现由经济周期、收入消费、财富总量、财富分配等因素导致的贴现率的变化可以解释部分，而不是全部的资产价格波动。换句话说，考虑到由经济基本面导致的这些贴现率的变化以后，长期回报率的预测性依然存在，人们必须寻找基本面以外的解释。
行为金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引入的。既然基本面的、理性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资产价格的波动，那么只好从其他地方找了。比如说，人们的投资行为也许受到周期性的情绪波动的影响。比如说，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变得特别悲观，对于风险的容忍变得特别低，这时候人们要求的贴现率特别高。这实际上是在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基础上加上情绪的变化，而且情绪的变化实际上放大了基本面的变化。
于是，贴现率的变化比基本面的变化来得更大，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就迎刃而解了。把短期的不可预测性和长期的可预测性放在一起，更加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回报率的可预测性来自贴现率的变化。短期内，贴现率是不变的，或者变化很小的，因此股价的波动基本就是没有预期到的“惊诧”驱动的，自然不可预测。长期内，贴现率是可变的，现在价格太高意味着贴现率太低，未来贴现率会回升，因此价格就会回调，导致股价大幅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