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微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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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成熟的人工智能,正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线上一群特别的「逆行者」。
无论是加速前期的疫情科研攻关,还是协助一线的疫情诊疗和现场防控,以及后端的信息化平台搭建,都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的身影,并且取得了实际效果。
机器之心特设「AI 战疫专题报道」,跟踪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抗疫现场的最新进展及效果,聚焦人工智能工作者英勇抗疫故事。
今天是该系列的第三篇之《大疆「空军」逆行战疫:消杀 6 亿平方米,服务千座村落》。
武汉拉响疫情警报之后,一支特殊的抗疫「空军」部队悄然成形,并快速燃起燎原之势。他们手持摇杆精准摆动,指挥着无人机放哨、喊话、测温、消杀,成为上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他们被称为「飞手」,也是热血的「逆行者」。截至目前,仅大疆农业服务平台上的「飞手」,就已经在全国执行超过 6 亿平方米(约 600 平方千米)的防疫消杀任务,服务超过千座村落。
在一场场空中消杀的战疫中,正面战场更多集中在了村镇地区。没有高楼耸立的限制,在缺少医疗资源的田间山道,他们战斗在河南宝丰、四川崇州、山东莘县、山东曲阜,战斗在湖北石首、恩施、河北武邑、湖南常德等地,筑起一道道防线。
清晨五点半,大疆防疫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轩在微信群中发出 2 月 8 日的防疫安排,二十名队员陆续回复。晨雾弥漫时分,一天的消杀工作逐渐拉开序幕。
下午两点,深圳龙岗宝龙工业区几乎空无一人。球场边,几位身着雨衣、带着口罩和护目镜的队员正在为即将展开的消杀工作做着准备。
两台大疆测绘无人机 P4R 盘旋在园区上空,多角度实时测绘现场环境,生成园区高清地图,并将规划好的作业航线发送到飞手的遥控器中。
飞手们将测绘无人机规划好的作业行业发送到 T20 的遥控器中。
随后,五台身负 15 升消毒液的植保无人机(以下简称「植保机」)徐徐升至 5 米空中,以每秒 3 米的速度开始喷洒作业,全程自主飞行。
完成大约 5 亩(约 667 平米)的消杀面积后,植保机回到起点更换电池与消毒液。再次起飞后,聪明的植保机会在上次消杀结束的地方,继续作业。
工业园区需要消杀的公共区域大约 66 万平米,和通常农业作业面积 40 到 60 万平米相比,这个并不算大。1 个半小时后,五台无人机已经完成一半以上的消杀面积。下午五点左右,消杀工作落下帷幕。
自从 2 月 6 日成立后,王轩和团队的「订单」就没断过。从厨余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厂、畜禽防疫处理厂到隔离点、学校等,累计作业面积已达百万平方米。
1. 遥远的地方,更大的舞台
不止是深圳,有时,在看起来距离新科技最遥远的地方,新科技的应用场景反而更多。在武汉拉响疫情警报之后,全国飞手们的无人机消杀行动已经燃起燎原之势。
2 月 3 日,大疆农业的员工给农服平台上报了一个数据,当时全国提交的「防疫消杀任务」已经累计 2.1 亿。「拉响警报以来,各地各级政府、业主都有这种公共区域消杀的需求,也部署了一些任务。」大疆公关总监谢阗地告诉机器之心。事实上,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所在辖区社区、隔离点、集贸市场、单位等,都有政策鼓励他们购买第三方服务。需求与部署要求的背后,也与这几年植保机市场教育分不开。
目前,全国范围内大疆植保机的保有量约为 5.5 万台,6 万余飞手,植保机已经成为容易获得的资源。基本上,农业比较重要的县市都有无人机植保队。
比如,在适合多种农作物种植的湖北省石首市,「每个乡镇都有 3 到 10 台植保机。」石首市及时雨防植保专业合作社的赵国告诉机器之心。
植保无人机资源多集中在村镇地区,而这里的防控工作也恰恰是最为关键和严峻的。
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水平有限,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农民防控意识相对较弱,防控手段相对较少,也容易成为疫情防控环节的掣肘。
考虑到无人机可自动实现立体喷洒,和单纯的人力消杀相比,无人机作业空间范围不仅更大,效率也明显提高,恰好可有效弥补社区、村庄消毒设备有限、人力短缺等不足。
和深圳龙岗区工业园区的案例不同,地方飞手们的装备并不是最新型的 T20 无人机,多为 T16 和 MG-1P 机型,碍于价格因素和团队规模有限,不少植保队没有配备航测无人机。
据一线飞手介绍,他们作业通常会带上两台植保机,一台作为备用。一台 T16 一次可以装载 16 升消毒液(MP-1P 只能装载 10 升消毒液),起飞一次可以消杀约 5 亩面积,效果其实和 T20 差不多,飞行时长大约 12 分钟,药物完全喷雾大概 8 分钟。
不过,由于这些案例多采用手动和 AB 模式,总体效率可能会低于深圳龙岗案例。
由于一线作业中比较常见的是二人、三人一组的作业模式(一人负责飞无人机、一人负责地勤,还有一人人力),加之无人机实现立体喷洒,因此,和单纯的人力消杀相比,无人机作业空间范围不仅更大,效率也明显提高。
尽管在广场、公共空地等空旷区域,每架 T20 搭载一个容纳 15 升消毒水的药箱,可以在 5 分钟内喷洒 3 亩地。但是,在诸如商业小区、廉租房、安置房等人员密集但缺乏常规物业管理的区域,不少情况下仍需要手动完成无死角消杀操作,为消杀工作提供了挑战。
旧式楼房盘丝错结的电线、随机生长的大树,双手操作避障成了飞手技能的重要考验。如果环境过于复杂,有的团队干脆弃用无人机,回归人力。如果还要进入楼层内部消杀,就只能背上二十多斤装满消毒液的桶,全程人工。
至于成本方面,据一线飞手介绍,如果按照以往惯例,一台无人机服务一天的费用大概是 1000 元,服务台数越多,价格更高。因此,以公共道路消杀为例,成本仍会高于传统成熟的作业方式,比如车辆消杀。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有偿服务的案例。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面对如火如荼的志愿者消杀服务,有政府部门仍然选择观望。一些在地方颇有名气的无人机代理商、植保队志愿者也吃到了闭门羹。
无人机的安全优势在于可以设定自动飞行,人不需要跟着机器走,大大降低作业风险。不过,仍然有声音表示担心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会给民众的呼吸道带来风险,而且植保机的桨叶也不是闹着玩的。
另一方面,疫情的传播规律决定了需要消杀服务领域,多为人群密集的区域,这些区域并不天生适合植保机作业。如果大力提倡,流动性的作业人员也可能给当下疫情的防控带来隐患。
也有人怀疑空中消杀的有效性。农业消杀的结果可以检测,但是,谁能检测新冠病毒消杀效果呢?而且,无人机比较消耗消毒液,消毒液会飘在墙壁上,有风也会飘移,人工就会更精准一些。这在医疗物资极度紧俏的当下,特别是重灾区,也会是一个问题。
2. 「灯下黑」的热血「疆军」
从大年初五开始,赵国和他的植保机志愿者团队已经连续十多天奔波在消杀第一线了。一身雨衣,一双普通雨鞋,一双家用橡胶手套,一顶大疆标配渔夫帽,没有护目镜,这就是赵国从事消杀工作的全部行头,唯一比较贵的就是那张 N95 口罩。
石首市距离武汉约 300 公里,就在武汉决定封城的当天,石首一家医院也发现了 3 例疑似病例。
大年初二,赵国在微信群里和合作社的飞手们开了一个会,他想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役中,免费提供无人机消杀服务。
「一方面,是个人想求个上进,为社会做点什么,另一方面,也希望宣传无人机,给合作社树立品牌。」赵国对机器之心说。尽管石首市每个乡镇基本上都有 3 到 10 台植保机,但与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突破 68% 相比,还远远不够。
此时,距离石首 400 公里的恩施,植保队的冉洲也有了相同的想法。冉洲和赵国年龄相仿,都是 36、7 岁左右,团队成员也多为 30 多岁。「植保队年轻人比较多,在这个时间有热情,想积极做一些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谢阗地告诉机器之心。
「我们团队就五六个人,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冉洲说。不过,在赵国的微信群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人响应,有人沉默,「没人公开反对」赵国笑着说。
沉默是出于对疫情的恐惧,大家心里都明白,包括赵国和冉洲。赵国的老大已经上初中,还有一个两岁的二宝。家人很反对的理由也都差不多,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怎么也要为孩子考虑。
但尽管如此,在一支拥有 48 台无人机、近 50 位飞手的大型植保队里,无偿消杀服务的志愿者阵容最终敲定:十多台 T16 投入战疫,核心成员 8 到 10 人。
赵国所在植保专业合作社年会合影,规模在飞手圈子里已经算是比较大了。
「我必须带个头儿。」赵国说,「往大点说,医生、警察、社区工作者谁不是顶在前线,不都是家里顶梁柱?」
队伍成立后,赵国立刻与市防疫指挥中心取得联系。由于植保队规模大,在当地也比较有名气,不久,十几家单位、小区纷纷主动联系消杀工作。
和治理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不同,赵国们接到的需求往往比较粗颗粒,没有具体的要求(比如楼顶喷还是不喷),志愿者们也根据惯例经验进行操作。
农村没有高楼大厦,很容易飞,即使村民自己盖的三层楼,也就九米六,植保机也就飞十几米高度。空地也就飞行五六米,比农业作业高度高出两三米。无人机自带下压风场,控制药液落地方向。为了防飘,赵国还将药液调至每秒 1.5 升,保证大颗粒不易被自然风吹走。
遇到老旧小区和隔离酒店,基本上就没办法飞了。喷药不难,难的是如何让贵重的无人机避开纠结的电线、不规律的树木和电线杆。这也是为什么冉洲和赵国都会选择经验相对丰富的老手坐镇。
据赵国介绍,通常他们会带两台 T16 作业,一台备用。T16 一次装载 16 升消毒液,飞行一次消杀面积大约为 5 亩。一天基本上可完成 20 亩(1 万 5 平米)左右的消杀面积,相当于两个住户约为二三百的小区。
和冉洲每组仅有两人作业(一人负责飞无人机,一人负责地勤)不同,赵国的团队每组还能多出一人作为机动,在公共区域太大的时候,以人力的方式配合无人机消杀,有时,还会排上雾炮机和电喷。
不过,和大疆志愿者服务团队仅负责户外公共区域不同,这些地方的植保队还负责楼道内部楼梯、电梯甚至室内房间的消杀。
赵国曾经负责一家隔离酒店,十层楼高,大约上百个房间。他们的队员只能背着几十斤中的桶,人工完成办公室、走道、房间、卫生间的消杀工作。而在武汉,一个千户以上的商业住宅小区的第三方消杀服务收费(仅包括室内)已经接近 1 万元。
无论是冉洲还是赵国,他们都知道消杀并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项需要常态化的服务。尽管政府也为此开通绿色通道,但仅靠目前的人力仍然难以应对新增的案例需求。
赵国说,新增的需求,我们不会都接,需要考虑了,现在还是要首先确保服务过的小区的后续消杀。
3. 「疆军」身后,「我们尽其所能」
「有一个小区有确诊病人,我们也去过了。」每次完成消杀任务回家,赵国就要洗一个六十多度的热水澡。冉洲也要反复消毒几次,才敢进入家门。然而,随着一次次无偿服务的结束,这些「疆军」们最初仅凭个人积累的防护物资也消耗殆尽。
冉洲说,除了所有的防护与成本支出都由志愿者自己承担,他们甚至一度为消杀单位免费提供消毒液。最初,他们还有游泳镜和防护服,消耗完之后,他们穿起了普通雨衣,渔夫帽换成了遮阳草帽,N95 换成了一次性口罩。
但是现在,就连普通雨衣、草帽、口罩都没了,「弹尽粮绝」的冉洲团队不得不暂停消杀服务。
「现在酒精、84 消毒液、一次性口罩都被国家管控了,也买不到了。」赵国叹气道,「不过,大疆的支援快到了。」这些飞手们正急切盼望着防护物资的到来。
2 月 3 日,大疆科技发起了「疆军战疫」项目,拿出 1000 万补贴支持这些一线飞手们。支持内容包括为每位飞手提供防护装备,每帮助一个村庄(社区)完成 100 亩的杀消作业,可获得 250 元的补贴。另外,还有针对任务期间无人机故障和配件问题的补贴。
谢阗地坦言,现在防护物资不好筹集,大疆已经给出去不少,也在排队,尽其所能。事实上,2 月 8 日深圳龙岗工业区的那次消杀作业,大疆志愿者也只有五套防护服,其他志愿者只能身着一次性雨衣。
2 月 8 日的作业中,大疆志愿者身也只有五套防护服,其他志愿者只能身着一次性雨衣。
在赵国看来,补贴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疫情的扩散从根本上限制了他们进行更大规模的消杀服务。
而对于冉洲这样的小规模团队来说,每次作业已经占据两个人的所有精力,没有更多的人手来做诸如拍片、整理文档、提交文档的补贴申请工作,「我们没有打算申请这些补贴。」冉洲说。
如今,大疆农业植保无人机全国累计消杀作业面积已超 6 亿平方米,服务超过千座村落。一场场空中消杀的战疫中,正面战场更多集中在了农村,而不是诸如一、二线这样的大城市。
没有高楼耸立的限制,在人稀地广的田间山道,他们战斗在河南宝丰、四川崇州、山东莘县、山东曲阜,战斗在湖北石首、恩施、河北武邑、湖南常德等地。
与一线战疫「逆行者」一道,他们也将战斗到底。